东盟与中国日本贸易一体化doc

1东盟与中国、日本贸易一体化及对东亚权力结构的影响岳健勇本文已载于2005年7月5日出版的《凤凰周刊》第19期（总188期）。发表时内容有所删节，文章的标题更改为“东亚贸易一体化的政经解读”。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开始迅猛发展，全球化扩张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为历史上所罕见。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于20世纪90年代初蓬勃发展，其主要形式是自由贸易区。东亚地区的贸易一体化起步较晚，90年代末，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东盟和台湾加快了相互之间及与区域外的国家贸易一体化谈判的步伐。这种贸易一体化究竟意味着什么？东盟与中国及日本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前景如何？贸易一体化将会改变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吗1？对东盟分别与中日两大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涵义的分析，将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第一，全球化是美国保持霸权地位和经济优势的战略工具；第二，区域化并不是全球化的障碍，而是全球化的过渡阶段。文章的结论是，通过自由贸易区而加深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并不会改变东亚传统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全球化背景下东盟与中日贸易一体化的实质20世纪60年代末，东南亚国家经济开始起飞，这与美国在远东的冷战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美国的战略设计中，日本担负着向东南亚国家输出资本和技术的关键角色。同时，美国始终保持对日本的军事遏制以及对东南亚国家的安全承诺，使得日本无法再重建排外性的“大东亚共荣圈”，从而减轻了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疑虑，放手接受日本的技术和投资2。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之间遂形成了垂直分工的经济合作关系。二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及至70年代末，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当时的流行看法认为，未来将形成日本和美国的“双霸权”（bigemony）3。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经济摩擦也不断加剧，终于在80年代中期在美国演变为强烈的排日风潮（Japan-bashing）。但是，日美经济关系的紧张并没有导致双方战略同盟关系的破裂，因为这“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军事上是不现实的，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4。1989年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恢复经济活力，并在随后的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革命中遥遥领先，取得了极大的竞争优势。经济全球化在信息技术和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全球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深度和广度为世界历史上所罕见5。苏联的崩溃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再次燃起2了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初曾试图构建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经济体制”的热情。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监护者和整合者，美国得以更加有效地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于美国利益攸关，符合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战略利益，美国绝不会支持排他性的区域经济组织；美国所能接受和支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只能作为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种开放性的特殊安排。任何分割全球市场的行为都将被视作是对美国霸权的威胁，因而必然会遭到美国的激烈反对。在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同时，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迄今已有近200个自由贸易区宣告成立。美国也建立了区域贸易集团——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以对抗欧盟。那么，经济的区域化是否偏离了全球化的轨道呢？首先，欧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成功的范例，但欧盟本身被广泛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至关重要的推动者而非阻碍者，而且，“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发生的全球化在速度和深度上要超过任何其他两大洲之间的全球化”，从而使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和相互依赖”6。其二，大多数区域经济集团采用自由贸易区的形式，这是最低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原则上，自由贸易区必须遵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而“自由贸易区要在经济上产生意义，不但必须要符合WTO的要求，而且要比WTO承诺更多”7。第三，在以美国为中心的纵向的拉丁美洲区域一体化中，美国并无兴趣像欧盟那样建立起制度化的政府间合作，而是要在拉美施加规则和立法，以此强化美国在拉美经济一体化中的核心地位。例如，南锥共同市场（Mercosur）是拉美次区域级的贸易集团，由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四国组成，但是，一旦规模大得多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建立起来，Mercosur集团将自然消亡8。由上可见，经济的区域化并不意味着对全球市场的分割，而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过渡阶段。在自由贸易区以上的层次发生的经济一体化，将涉及区域内的国家把主权让渡给超国家机构，以便进行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策上的协作和协调。迄今为止，欧盟是唯一成功建立起经济货币联盟，即最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的区域集团。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实力已与美国不相上下，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与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相抗衡9。这势必将削弱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并导致美国相对权力的下降，尽管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得多的全面优势，特别是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东亚在过去二十年的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导致国际政治的焦点转向了亚太地区，并正在引起该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权力将如何重新分布，为所有与该地区有着利益关系的大国所密切关注。美国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决不会容忍在远东地区出现另一个欧盟，无论这个区域集团是由美国的盟国日本、还是由正在兴起的大国——中国来领导。而且，即便是在自由贸易区这个层次上，东亚自由贸易区只有保持足够的开放性，才能得到美国的支持。鉴于美国在东亚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得不到美国的默认或支持，东亚贸易一体化将很难实现。东盟与日本和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内在涵义3毫无疑问，中国和日本正在为东亚地区的领导权而展开竞争。中国和东盟于2004年11月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同时向其他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和印度）开放的自由贸易区。日本的经济产出值占到东亚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62%，是中国的三倍以上。然而，鉴于国内敏感的政治问题（如农业）以及东盟各国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别，日本对于和东盟国家成立自由贸易区并不热心。在中国与东盟谈判进程的压力下，日本迟至2005年4月才与东盟开始就建立自由贸易区举行双边谈判，期望在2012年建立起自由贸易区。日本自60年代末以来，依靠巨大的经济技术优势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日本是东盟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东盟“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日本企业投资的主要地区。东盟自成立以来至今，已接受了约1,000亿美元的日本投资”10。与其他外国直接投资所不同的是，日本在东盟的投资集中在制造业部门，例如在2003年，日本在东盟国家制造业的投资占到其在东盟全部投资的78.1%，从而“促进了东盟地区稳定而充分的就业”11。中国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这引起了东盟国家对于国际贸易和投资转向将中国的担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更多的外资流入了中国。2003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了对东盟的投资12。日本企业界判断，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可以保持几十年13，为此，大量日本本土的制造业企业、包括相当数量的已濒临破产的夕阳产业纷纷前往中国投资设厂，不但加强或恢复了竞争力，而且还在中国市场取得了巨额利润14。对于已经在东盟投资设厂的日本企业而言，尽管需要把部分生产移往中国，但这些企业普遍倾向于在两处均增加投资，以便通过未来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来实现规模经济15。也就是说，日本正准备搭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便车，来强化它主导下的东亚垂直分工的生产体系，目的是在与美国和欧盟在东亚的经济竞争加剧之前取得先行优势（first-moveradvantage）。中国在过去十年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东盟现在是中国第5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则是东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16。长期以来，东盟与中国均保持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但对日本贸易则长期逆差。在这一贸易格局的背后，反映出东盟和中国的产业更深地依赖从日本进口设备和关键的零部件，这些设备和零部件对于制造出口到美国和欧盟市场的产品是必不可少的17。由此可见东盟和中国在产业结构上的高度相似。事实上，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已经将其纳入到了日本在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之中，在该体系中，东盟和中国均处在价值链的低端。东盟和中国的产业除了在日本跨国公司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trade）中的零部件的生产制造方面有所互补外，双方为争夺低技术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展开了激烈竞争。中国基于无可比拟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在低技术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上占据了极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但是，因受到技术能力的制约，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十分有限，到2003年底，中国在东盟的直接投资累计只有大约10亿美元，不到日本在东盟投资总额的1%，甚至远远低于东盟在中国的投资总额（约324亿美元）。近几年，中国4实施了“走出去”战略，加快了对外投资的步伐18。然而，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对外投资大多流向了发达国家，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扩大已经通过出口所取得的市场份额。在中国对东盟十分有限的直接投资中，绝大部分来自于为数不多的几家寡头垄断型的大型国有企业，如中石化和中石油，它们主要通过并购形式进行投资，并且投资领域高度集中在比较敏感的能源部门。上述投资格局是由中国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方针所导致的，经济的自由化即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完全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做出的广泛的市场开放承诺使中国成为了全世界最开放的发展中国家19。其结果是，根据世贸规则所建立的“全球公平竞争”（globallevelplayingfield），通过制度化的框架把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相对低下的国内产业挤压到了生产的低端，这一点从外资对中国国际贸易的控制就足以证明20。中国推行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是决策当局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及推动国内的市场化改革所做出的一个战略选择。为此，中国不得不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集中发展低技术的、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部门；而外资企业同样集中在制造业21，特别是当西方跨国公司把低端的生产部分大量转移到中国后，中国国内的资源供给更加紧张。因此，中国入世后兴起的投资高潮产生出了令国内市场无法满足的对能源和原材料的惊人的需求。中国在过去的近10年中，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从资源富足的东盟国家进口能源和原材料，产生了巨额的贸易逆差。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达到201亿美元，东盟成为了中国第四大逆差来源地22。中国热衷于和东盟实现贸易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产生的对外部资源的巨大需求有关。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热情根植于国内政治，因为经济的自由化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刺激经济的增长，而维持经济增长对于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在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上，中国领导人再次肯定了发展主义的方针，表示中国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23。这一新的提法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二十多年以前刚刚实行对外开放时相比，中国现在不但更加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和技术，而且严重依赖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的能源资源。因此，中国政府除了强调要优先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外，还表示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以改善和加强与邻国的关系。这体现在中国新的亚洲政策上，那就是“睦邻、安邻、富邻……加强与亚洲邻国的相互信任与合作，缓解热点地区紧张局势，努力实现亚洲的和平与安宁”24。与新亚洲政策相适应，中国一改以往对东盟发起的多边框架（如东盟地区论坛）的疑虑，而越来越积极地介入其中。这反映出中国在权衡介入多边框架的得失后的某种自信。中国密切与东盟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中国提高在东盟的多边框架内以及整个东亚的政治影响提供了一个杠杆。中国发起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倡议，目的是要实现三大目标：（1）通过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加深消除东盟对中国崛起的不安，以稳定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2）从东盟获得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所必不可少的安全稳定的自然资源的供给；（3）削弱日本在亚洲的经济支配地位，打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