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病根

1/13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病根【超星讲座】邓晓芒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病根一般只谈病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教育体制---病灶，官本位的体制。病根是传统文化心理模式：忠孝立国。病灶：只谋饭碗，很少人考虑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中国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人想要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成什么样的人？今天已完全失去了目标。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从大学到中小学到家长。从幼儿园开始就在把孩子往高考的独木桥上赶。从小受到的教育两点：·服从，无条件的服从地位比自己高、权利比自己大的人，哪怕是小小的班长、组长，从服从官到要努力当官——官本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一心想自己将来要当更大的官；·潜规则，从小就培养孩子要懂得潜规则。当然也教一些明规则如不要随地吐痰等等，但真正通过教育使学生得到的是明规则是可以违反的，明规则摆在那里，可以说假话、大话、空话，可以做缺德的事、违法的事，可以没有任何底线。而潜规则不能违反，即听话听音，要善于体会明规则底下的言外之意。冠冕堂皇的道德伦理、八荣八耻、····不够，还要从中体会到潜规则的含义。这是我们从小受到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例如大学教学评估，面对检察大员，为2/13了维护名誉弄虚作假。这是一种训练。怎样当官？服从、遵循潜规则（潜规则不可违背）。冠军周扬先感谢父母，政协委员批评体育总局忽视了“德育培养”，父母也检讨周扬年纪小不懂事，下一次教育他先“感谢国家”。果然，后来面对采访周扬就被成熟了，懂得了说假话、套话。大家都感到恶心。中国的孩子就是这样被教育的。中国教育的内容，就是用一切的方式包括假话、套话和欺骗的方式来使人服从，服从潜规则，明规则可以不顾。这就是官本位的来历。服从地位高的人，有权的人。表现在教育方式上，种种弊端，教育的大跃进、大学的扩招、高收费、学校体制的衙门化、行政主导下的市场化、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都出自于官本位。只要有了权，什么事情都办得到，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文凭有文凭，要论文有论文，要素质有素质，唯独要学术要思想，没本事。大家都看到官本位，深恶痛绝，认为是教育领域的巨大毒瘤。但是，究竟是官本位导致了教育腐败，还是腐朽的教育理念导致了官本位？我们今天的官本位与一般的官本位不同，是一种特种的官师合一（史称君师合一）的官本位。只要是一把手，就是教育者。出了问题，是领导没有教育好下属。（韩非子“以吏为师”，孔子“以师为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柏拉图哲学王）。3/13教育的真正病根，出自以“忠孝立国”为目标的官方教育理念。这就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整个政治体制问题。忠孝是为了当官，治国平天下。因此教育理念的变革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这种官师合一的教育理念不改，我们的教育就没有希望。今天的改革唯独教育改革难以推进，原因就在这里。第二讲在中国自古以来教育就是家庭和社会的纽带，一个人有教养就是有“家教”。有家教的人是善于维系家庭和社会的关系的，是家庭、社会、家庭与社会的纽带，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有家教的人到社会上是受人欢迎的，所以又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教，从孝从文，“上所施，下所效也”（许慎《说文》）育是倒写的“子”字。“育，养子使作善也”（同上）。可见，教育首先是家庭教育，核心是“孝”，是家庭中垂直式的训育。社会的教育，。基本教材是孝经。教即孝，孝也是社会教育的核心。孝经就是教经，“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孝经讲明了其中的道理：“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圣人因言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4/13孝可转移为忠，忠是更高的孝，家里服从惯了，到社会上就习惯性地服从、顺从，奴性，不需威吓，也不需要武力强制。而孝根植于人的自然本性：“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孝经》“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弃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同上）因此，圣人因性施教，放大为政治制度。《孟子尽心上》：“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中国的政治体制理论上是建立在“民心”之上的。老百姓拥护才有合法性。但如何得民心？要靠善教--如何善教？要教民成孝，然后由孝而忠，忠上、忠君。忠就是大孝，以孝顺的心态来事君，把君王看作伟大的父亲。文革跳忠字舞，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就是传统的。文革没有把一切传统破坏，而是复辟，其潜规则是一场复辟。孝经的博爱其实不博，而是爱有差等。“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孝经）两者不可等同。齐家，才能平天下。敬爱其亲人和敬爱他人两者不可得而兼之，也不可等而同之，而是有先后、有礼数的。所以博爱只不过是人人皆有之爱（民莫遗其亲），而不是对所有人的平等之爱。是私爱，不是博爱。于是，每个人的私亲之爱主观上都是要优先于爱他人，但现实中一人之亲与他人之亲之间又总是遇到客观的先后问题，所以即使每个人都5/13讲究孝道，也免不了整个社会陷入各家各户争先恐后、互不相让。各为其家、各为其主、一盘散沙。于是需要一个大家长，来摆平小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族长——县官——府官——皇帝。逐级摆平。第三讲中国人的服从不仅仅服从家庭、家长，而且服从大家长，而且“忠”是更大的孝。通过这个过程，孝的教育的意义就由家庭提升到了国家“政教'的层次。所以这个历来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是合一的。只有通过大家长式的专制主义，形成”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体制，才能在全社会落实“爱有差等”的“博爱”。“和谐”就是有差等的“和”，是不平等的关系，各守其分，不越出自己的名分、地位。所以看起来是温情脉脉的孝道、和谐，其实隐藏着专制主义的必然逻辑。没有官本位的孝、忠，是不能形成大一统的专制政权的。官方和黑社会的道德原则是一致的都是忠与孝。在教育领域，人人都追求成为“学官'”，所谓“学而优则仕”，要成为更高的教育者和大家长（父母官）。只有当了父母官，才有更高的教育资格，光有学问是不行的。在政治领域中，官员治学理所当然，所谓“仕而优则学”，是当然的教育者。这种荒谬的教育体制，在以孝为本、以服从为目的的文化传统中就一点也不荒谬了。这不仅仅是教育体制的问题，而是国家体制的问题、思想传统的问题。中国的官本位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性质的官本位，最高的代表就是君本位。古代的君王经常用庭训、廷杖的方式6/13来教育大臣。毛泽东不接受四个伟大，但他说只接受“伟大的导师”，自认为是明君、哲学王。“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周书·泰誓》，儒家又加上“作之亲”，形成“天地君亲师”五伦的伦理架构。“君亲师”意味着教育模式是忠孝为“教”。观点：并不一概反对在家庭教育中实施“孝”的情感教育，但反对把这种教育变成一种固定的外部形式，尤其反对把它视为家庭教育中唯一的或者至上的内容，反对将它拔高为“仁之本”、“德之本”、和“教之所由生”。“孝”的情感不过一般人性中的同情感、仁爱心的一种表现而已。孝不是“仁之本”，仁反而是“孝之本”。“仁”是人人平等的同情心、博爱之心，并且应该包含由这种平等意识而生的正义感、公平感。这些内容是“孝”所无法包括的。孝是有私心的。以人义、恻隐之心为前提，（四端）其本身是平等的。但与孝是冲突的。如果把道德教育仅仅限于“孝”和由此扩充开来的对权威的服从，那是极其狭隘的。我们更反对把孝变成一种国家关系、政治关系，变成“忠”，那就更不可容忍。从而把国当成家。【例】周扬首先感谢父母是对的，首先感谢国家是不对的。相反，国家应该感谢周扬。他为国家争了光。国家培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不能把孝的原则扩大为国家原则。几千年来的教育把人片面化、畸形化，教育成未成年人。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激发和肯定7/13·对正确运用自由意志的方式和原理加以阐明论证。从而把人教育成成年人。道德教育应该讨论人性的善恶，罪与罚，义务和权利，自由意志。不是当做教条，而是当做原理来讨论，它的来龙去脉、逻辑关系，当做实践理性进行研究，要讲道理，不能够“天经地义”。【度：行为养成教育、道德理性教育、社会规范教育？】·即使是正确理解的得到的教育也不应该是教育的唯一内容。道德教育本身需要有其他方面的丰富资源，比如科学知识、社会和人文知识，对人生和宇宙的哲学思考，对兴趣、事业心的培养，思维方法的训练，逻辑、语法、修辞，审美和艺术，技术实践等等。由此才能使道德教育成为活生生的、全面的、培养自由意志的人的教育。这样丰富的道德教育才能使道德教育健康的发展，而不是呆板、僵化、教条的说教，不是伪善。当然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中也包含上述某些要素，比如审美教育、人生哲学，但非常缺乏科学知识、思维方法和技术实践、兴趣培养等等方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即使审美、人生哲学也只是从属的地位，所谓“文以载道”，文为政治、道德服务，没有独立性。今天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发展观，教育中强调智力培养、素质教育，方向是对的。但归根结底，仍然被看做道德、政治的手段，这就是片面了。·教育应该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目标。8/13第四讲科学技术在中国，原只作为家庭私相授受的谋生手段，宫廷里也有一些“奇技淫巧”的工程技术人员，天文、历法、相术、医学、烹调，网罗为皇家服务。无法成为普及的社会教育的目标和体系。社会教育的是“成名所知”：张载，“成名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正蒙·诚明》儒家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圣人、君子和官僚，是堪当大任的国家栋梁。对小民百姓只关注如何使他们成为顺民，而并不关心他们的人格培养，“民可使之不可使由之”。【精英教育+愚民教育】君子的理想人格“盖之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朱子四书集注·大学章》【畸形】近代认识到仅仅以君子和官僚为培养目的的政治教育，是片面的。所以废科举，开新学，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教育科目，然而这种引进是变形的，真正想要引进的只是技术而不是科学。技术与科学是有区别的，技术只是遵守规则，科学则要探讨规则、建立规则；技术只对后果和操作程序感兴趣，科学则对原因和原理感兴趣。技术可以是愚民式的，可以不要智慧，科学必须智慧。所以科学最重要的是科学精神，不是技术；二者都是知识，但技术知识不会和传统道德政治发生冲突，完全有可能臣服于道德政治之下，为道德政治服务。科学则有可能揭示传统道德政治的根源和虚伪性，从而颠覆已有的道德规范。科学有自己的规范，不受道德规范、政治制度的制约而9/13丧失其独立性。它要考虑有没有道理、合不合理。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科学对旧道德的冲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知识就是力量。在中国，教育完全由官方执掌，把科学研究纳入政治体系中的政绩，受政治权力制约，而教育者也会极力在这个管僚体制中往上爬。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科学研究的独立性。钱学森临终感慨“中国为什么就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政治与科学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的标准极大地限制了科学的独立性，把它变成了仅仅是遵守规则的技术。技术人员好用，有科学头脑的人不好用。清华大学出了那么多政客，还引以为自豪，其实是很可悲的！政治上的政绩和科学上的成就遵循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规范。搅到一起，科学会颠覆政治规范，而政治规范会限制科学发展。所以在中国科学研究的自由只有在政治干预薄弱、管不到的地方才有自身的发展空间。比如北洋政府时期、西南联大时期。1949年之后，科学完全控制在政治规范之下，在官方的领导下，仅存的科学力量也丧失殆尽，大学的理工科成为技术的培训所，就连这种培训也受到政治规范的限制，称之为“只专不红”、“白专道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无产阶级红色接班人-红色官僚，成为没有科举制度的科举复辟。即使到了今天，高考制度与科举制度也没有什么不同，是故意刁难人的。人文社会科学更是如此，意识形态的灌输，死记硬背。1958年提出口号：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