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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和他的家族传奇班级:通信C111姓名:刘晓泽学号:115919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中国首富,人们曾经用这些词汇来描述荣氏家族以及荣毅仁本人,但这个家族早已不能简单地用商业阶层来概括。1956年,荣毅仁将一个商业帝国的财产上交政府,次年1月,时任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受毛泽东之托,专程到上海为荣毅仁“助选”,之后,荣毅仁就任上海市副市长,时年41岁。毛泽东的评价是,“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荣毅仁因此被称为红色资本家,这是他传奇人生的关键词。凭借着一种超乎常人的睿智,他在支撑一个庞大家族的同时,参与和推动时代进步。红色资本家“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荣毅仁秉承了父亲荣德生和伯父荣宗敬两人的性格。荣氏家族曾在荣毅仁曾祖这一辈家道中落。1873年,荣宗敬和荣德生先后去上海发展,那时的上海,资本主义经济刚刚长露萌芽,荣氏兄弟最先嗅出资本之味,开始经营钱庄。生意蒸蒸日上之时,荣德生南下广东,寻找新的商机,留下荣宗敬一人打理钱庄。广东当地的思想活跃,洋溢着一种勇于开拓的精神,这些使得荣德生大受启发。他发现,从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时,兄弟俩一拍即合。1903年,保兴面粉厂在无锡建立,这为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保兴面粉厂也由原先的合资经营改为独资经营的茂新面粉厂,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到抗战前,荣家已拥有14家面粉厂,另外还衍生出9家纺织厂。193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荣毅仁回到无锡,出任茂新面粉厂助理经理。荣家企业扩张步伐在不断加快,渐渐地就从华东铺向了全国各地。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由此走向低潮。国民政府在前一年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当时,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而来。此后,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给予大力扶持,荣氏企业实现了新的复苏。“他那种爱国的心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来的。”陈恒德说,荣毅仁在抗战时捐过飞机,解放后有能力的资本家都走了,只有他留了下来,一位对荣家颇有研究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的看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私合营被作为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条有效途径,在上海,荣氏对这一行动给予了最积极的配合。他们之所以能一直这么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好地处理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在无锡梅园,这幅对联显示了荣氏家族的处世信条。刀锋边的幸与不幸荣毅仁的性格有时也如刀锋一般,只是运用得巧妙。他说:“我并没有因为自己是资产阶级而不敢讲话。”1954年,荣毅仁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工商业者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等一系列讲话后,想到一个在当时来说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阶级关系有了调整,这个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呢?1956年,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荣毅仁向毛泽东当面提出这个问题。他希望马列主义学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多多在理论上给他以指导和帮助。毛泽东回应说:“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半年后,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1958年,荣毅仁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时任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陈锦华后来回忆说,荣毅仁在“文革”时遭遇到一些冲击。1966年8月18日,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冲击各界名人。荣毅仁当时住在北太平庄,他的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有些同学早就知道荣毅仁的住处。8月20日,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涌到荣毅仁家里,都是些女孩子,当中还混进了一些社会上的来历不明的人,在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他们批斗荣毅仁,并用他家里的摄像机把经过录下来,要寄到他在海外的亲戚那里。荣毅仁考虑得很周全,他知道录像寄出去的影响,所以给了这些红卫兵假地址。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也被打伤。陈锦华说,“对这些情况,部里一点也不知道。”8月20日是机关发工资的日子,荣毅仁的司机郑耀辰送工资去时发现情况后向部里作了报告。“我当时是部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就是管这些事情。我向部党组书记钱之光报告了这件事。”钱之光让陈锦华赶紧给周恩来写个报告,用特急件送到总理办公室去。周恩来后来对钱之光说,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钱之光和陈锦华把纺织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找来,要以机关的红卫兵对付外地、外单位的红卫兵。10多个红卫兵连夜开到荣毅仁家里去,看到那些学校的女红卫兵东倒西歪地躺在客厅里。部机关红卫兵对她们讲:“我们是纺织工业部机关的红卫兵,荣毅仁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要对他进行批斗,让他老实交代问题,请你们把他交给我们。”后来,陈锦华把周总理关心荣毅仁夫妇的情况,以及部机关采取的措施都给荣毅仁讲了。荣毅仁很激动地站起来表示:“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感谢周总理。没有周总理的保护,让你们采取这些措施,那我就没有今天了。”创建中信信托业是整个国家金融业的基础,中信集团的创建无疑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荣老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一名在中信集团工作10余年的男员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荣毅仁世界性的影响,正是来自于他创建的中信集团。即使是荣毅仁自己,也曾公开承认,其所经历两个阶段的区别:在解放前,算个大的民族资本家。从父辈1900年办厂创业,到1949年,50年艰苦奋斗与认真经营,才搞起20家企业,这在解放前已经是了不起了;自1979年担任中信集团董事长以后,仅9年时间,共投资、合资搞了209家企业。1987年,邓小平邀请荣氏家族来京访问。“一下来了400多人。”荣毅仁的司机张继海回忆。当时,中央曾想请荣毅仁担任旅游部部长,后考虑改革开放的问题,经邓小平亲自倡导和批准,荣毅仁于1979年10月4日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2004年2月更名为中信集团)。公司成立第一年,荣毅仁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000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000多人次。荣毅仁不遗余力网罗人才,聘请到为中美建交立下汗马功劳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顾问,成为脍炙人口的美谈。作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通道,中信在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采用国际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等方面,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上个世纪80年代初,北京建国门外矗立着一座20多层高的现代化建筑,这正是中信集团最先的的大本营———国际大厦。该建筑外部呈咖啡色,显得十分稳实和凝重,故有“巧克力大厦”之称。1986年,美国著名大型经济杂志《幸福》公布了其组织专家评选出来的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的名单,荣毅仁赫然榜上有名,他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近40年来,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同年,中信集团迁入位于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的京城大厦。董事长办公室内有一幅巨型彩照,那是邓小平与荣毅仁亲切握手的照片。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选举荣毅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这位76岁的红色资本家又重新扮演起政治家的角色,再次把自己亲手缔造的商业王国交给了他的助手。在中信公司第11届董事会上,新当选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发表了告别演讲。针对有人说中信的大榭岛计划是“蛇吞象”,荣毅仁说:“搞市场经济就要敢于蛇吞象!如果我们不加快速度,抓住机遇,就搞不成市场经济。”荣毅仁的一生,始终在资本家与政治家之间转换。有一位香港记者这样形容荣毅仁:“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一身法式双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总给人以器宇轩昂的感觉。”其实,刚毅仁厚的荣毅仁喜欢的名言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荣智健初试身手,资产增值400倍1978年,父亲创办中信的前一个夏天,36岁的荣智健告别妻儿,带着一张单程通行证南下香港。从这一天起,他告别了工程师身份,回归父祖两代的战场——自由的商业世界。1942年生于上海的荣智健是荣家红色血脉的惟一男性继承人。出身无锡望族、“比秦怡更有风度”的荣毅仁夫人杨鉴清难免对这个独子偏爱一些。少年时,荣智健就是上海滩知名的公子,兴趣广泛,精力充沛,开着拉风的红色皮座跑车——那是父亲送的生日礼物,常常请朋友到和平饭店、红房子下馆子。天津大学读书期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荣公子依然能开小灶吃小排。那时,他全副心思都在棒球上,每天忙着练球,大学第一年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几乎一天课都没上。养尊处优的公子生活一度因“文革”中断:他从水电部下放到吉林长白山下的一个水电站,在零下30摄氏度严寒中劳作,睡东北大炕;次年,再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在山间搬机器、挖土方、抬石头、架设高压电缆……因为这段受难经历,他给儿女取名时将他们原该使用的“信”字辈(荣家家谱第四代)改为“明”字辈。在荣智健看来,明白事理、明辨是非,比“信”更重要。直到1972年,荣智健才调回北京,在电力系统做科研工作。这当然不是他天生的战场。荣氏家族的财富智慧在这个时候得以显现——荣毅仁早年和叔侄们在香港有一些合股企业,多为纺织工厂。30年来他们从没动过这笔钱,本金加股息竟积下几十万元,这成为荣智健的起家资金。在香港,他和大伯荣伟仁之子荣智鑫、荣智谦合股开办爱卡电子厂。几年后,又通过堂妹唐芙生,结识了美国电脑业享有盛名的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3人合伙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短短6年,小荣办了两家公司,都在行情最好的时候套现,资产增值400倍。对于自己的“第二桶金”,荣智健也爽快地承认:那时自己还是个大笨蛋,业务是美国的搭档在负责,只是这俩搭档实在太能干了!事实上,香港爱卡公司当时生产的电子表、集成电路和电脑存储器是直接销往大陆的,这是其他港商那时除了铤而走险的走私外不敢想象的通路。父辈能给予他的,远非区区几十万和家族人脉。1986年,当荣智健投资的香港商业楼宇市场转淡时,他收到了一份比红色跑车更大的礼物——北京方面邀请他以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的身份加盟中信香港。44岁的荣智健站在中信香港的平台上。荣家的辉煌,现在翻到了他这一页。跻身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荣智健心中的榜样是李嘉诚、霍英东这样世界级的金融实业家,他要为自己的家族续写新的财富传奇。当时,中信香港的资产规模还很小。荣智健从国务院争取到8亿港元后,在香港发起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收购:最后,中信香港拥有了国泰航空12.5%、香港电讯20%、港龙航空38.3%、东区海底隧道23.5%、澳门电讯20%的股权,总资产接近200亿港元,成为中资公司中的航空母舰。在父亲老朋友李嘉诚的点拨下,雄心勃勃的荣智健在1990年成功买下一家壳公司,将之更名为“中信泰富”,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之后,他以此为平台对香港第一大贸易行恒昌发起收购;李首富此时再助他一臂之力,联合郑裕彤、郭鹤年,以中信泰富为核心组建财团,购得恒昌97.12%的股份。接着,中信泰富又从股市上圈来25亿港元,收购三富豪手里的股份,把整个恒昌吞入腹中。李嘉诚等商界巨头这么给小荣面子,除与老荣的私人交情,看重的是荣家的政治背景。当时,香港有两家中资背景的企业——中信和光大。继承了家族商业天赋的荣智健迅速成长为资本高手,之后中信泰富收购并购的经典案例之多,足可写成一部MBA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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