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为业》读书报告

马克思·韦伯《以政治为业》读书报告一、作品版本与作者简介（一）作品版本介绍【著作名称】《以政治为业》【原文作者】{德}马克斯·韦伯（MaxWeber）【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译者】钱永祥【文章相关信息】《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1）》，台北：远流，2005年五刷(二)作者简介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韦伯最初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韦伯的主要著作围绕于社会学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领域上。雅斯贝尔斯对于韦伯的评价是：“尽管由于命运和环境的捉弄，他没有在政治方面享有显赫的地位，但毫不减损他杰出政治家的本色，他的伟大就像一个没有手的拉斐尔，没有功绩，却有无限的潜力”。韦伯终其一生都热衷于政治，渴望献身于政治。他的政治思想博大精深，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二、本书的内容概要（一）本书的创作背景《以政治为业》是《学术与政治》一书中收录的第二篇演讲，作于1919年，其时正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历史走向的拐点——一战结束，德国战败，大繁荣，大萧条等都在这一年前后陆续铺开。整个时代的精神是焦灼不安的，理性被质疑，意义被颠覆，非理性的、萎靡颓废的风气在蔓延。在这种历史性转折点的关头，德国学者的思想力度往往能放射出浑朴而有质感的光芒来。这本书并没有拯救日后陷入法西斯泥淖的德国，但二战的乌云散去后，它的价值如大浪淘沙后留下的金子最终为世所公认。（二）本书的主要内容在本篇演讲稿中，作者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以政治为安身立命的“志业”？志在参与政治的人，是否在近代世界中，能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意义，为世界创造价值？本篇讲稿中，作者从历史和社会学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并在道德、价值层面上批判反思，围绕关于“一种志业的政治是什么，以及这种政治能够具有的意义”的主题作了详细解读。译者将文章分为十个部分，从而使我们能更清晰地明确文章结构。第一部分主要对“政治”和“国家”作了界定，并阐释了国家存在的“正当性”的类型。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政治上的权力支配所必须的要素：人与物。文中提到：“支配的经营需要由人组成的行政管理僚属和物资方面的行政管理工具”。行政的实质工具由从属的行政僚属自行掌握的组织便是“身份制”政治团体。近代国家将行政工具收夺和垄断，形成了制度化的支配团体。同时，在这种政治收夺权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最初意义上的“志业政治家”，他们主要是为政治上的支配者服务。第三部分对政治作为副业和主业、“为了”政治而活和“依赖”政治而活的不同之处进行了辨析。第四部分具体介绍了职业政治家的类型和性格。职业政治家的类型主要有：僧侣、文人、宫廷贵族、士绅和法律家。其中，律师在政治经营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他们“能‘有利’地处理一个‘有利’的主张或立场”。此外，官吏和政治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官吏应该“无好无恶”的从事职务；而政治家的本色是“有恶有好”。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了群众政治家中新闻工作者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前途。作者认为，新闻工作者是群众政治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第六部分主要介绍了政党经营型态、政党的发展、政党新旧型态之间的冲突以及党工。文中提到，政党是由具有利益关系的人来经营的。最近代政党组织形式的的出现，“意味着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民主制的到来”。望族式的结构型态和近代政党式的结构型态之间的潜在斗争也有了突破和进展，即没有普遍承认的领袖存在。第七部分主要介绍了英国、美国和德国政党的基本情况。第八部分主要解读了新式政党机构的出现和领袖的关系、领袖民主制的前景和机会以及志业政治家的出路。文中指出，新式党政机构主要是业余的和经纪人的机构，它们的出现都依赖于领袖的存在。然而，领袖民主制的后果是使追随者“丧失灵魂”。相反，没有领袖的民主又会导致“派系”支配的情况出现。因而，志业政治家的出路并不明朗。第九部分阐述了政治作为志业的心理意义：可以让人获得权力感。文中还提到了志业政治家人格上的三种重要条件：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同时，政治家必须克服虚荣感。然后，作者谈到了信念以及价值对政治行动的意义。第十部分提出了志业政治家应有的警觉。作者认为，从事政治的人首先应该意识到“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吊诡，并且磨炼韧性，具备承受现实和面对现实的能力。作者指出：“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去出劲儿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所以志业政治家必须能够承担起“使命与召唤”，勇敢面对艰苦前途的考验。三、读书体会及关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思考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的目录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篇文章“好乱”，整个目录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规律可循，而当我细细读下来以后，我才发现这是一篇逻辑性非常强的文章。例如，通过读韦伯第一部分里主要说明政治和国家的定义，我们就能了解到实际上政治就是为了谋求或者说是影响以暴力为绝对后盾的权力。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在了解了政治的本质之后，我们才能更深一步的去讨论有关政治的意义和目的等有关问题。韦伯在第一部分的最后，提出人们为什么要服从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这个问题，引出了第二部分当中的人们之所以服从的内在理据以及后面的外在手段。在整个演讲中他阐述了自己的国家观、政治观，提出了合法统治的三类型说，分析了官吏与政治家的角色差别，评析了官僚制。韦伯是第一个全面研究官僚制的政治学者，他把与法理型统治相对应的现代社会组织形式称为官僚制，并将官僚制视为权威分配的一种有效制度。他说：“官僚制的国家制度尤其重要，其最理性化的发展，正是近代国家的特征。”韦伯认为，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为基础的，权力可以消除混乱，维持秩序，从而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设有官僚行政管理班子的合法性统治”则是最理想的组织结构，是组织的纯粹形式。这种理想的行政管理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各种公职或职位按权力等级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指挥链或者等级原则；其二，实现劳动分工，明确规定每一个成员的权力和责任，并且把这些权力和责任作为正式职责而使之合法化；其三，行政管理人员要遵守有关他的官方职责的严格规则、纪律和制约这些规则和制约将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而且毫无例外的普遍适用于各种情况。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和效率的组织工具，一方面，适应了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和行政管理复杂化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又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否定了家长制下的人治现象。由于它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可靠性等方面比其他组织形式都要优越，所以纯粹的官僚集权制组织是进行社会管理的最合理的手段，是人类迄今发现的管理大型组织的最好模式。任何制度都是时代的产物。韦伯虽然充分肯定了官僚制的有效性，但实际上并不欣赏这种制度——他认识到官僚制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奴役，它可能不再服务于人及其需要，而发展成一种独立的产物。于是，人便从属于一架无情的官僚机器。官僚制固然能有效管理现代生活，但个人常常不能掌控这种机制，因而个人甚至不能主宰自己的生存活动，人们都成了毫无生气的“秩序人”。人类生活不断秩序化、理性化的结果将是一个“冰冷的北极夜晚”——人类陷入以权力统治和理性为根基“铁笼子”里而不能自救，韦伯认为这是十分悲哀的事情。韦伯的这些担忧令人深思，至今仍不乏启发意义。而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由于长期受社会革命改造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思想的影响,再加上马克思批判官僚制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党政建设主要体现反官僚制情怀,“打破”官僚制为发展的基本逻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法治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制度化建设在党的建设及国家建设中占据重要位置,党内对建立理性官僚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等等。但是,在制度化、法治化建设的同时也出现了一股“超越”官僚制的潮流,以责任、回应、公平、合理、参与、透明等为价值标准,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价值目标,探索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新途径。在法治化、制度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公务员制度等为特征的理性官僚制正在逐步完善与发展,但与此同时,官僚主义与官僚陋习也在滋生蔓延。官僚主义与官僚陋习二者形成机理的内在矛盾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官僚制,以后官僚制精神为指导,大胆创新执政党的工作方法和运行机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政府创新指明了方向,即以实现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当前,各地各级党组织在提高工作效率、遏止官僚主义、树立清廉形象、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第一,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基层调研。为了弥补政党或政府多层级汇报体制中存在的信息截留、信息噪音等缺陷,党和国家领导人每隔一段时间就深入基层,了解基层群众的民生问题,作为党和国家决策的最新依据。第二,党内民主。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沿着这个思路,党内民主蓬勃发展,以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党内选举、票决制、党务公开、党代表常任制等为内容的党内民主正在各级党组织中有条不紊地推进。第三,协商民主。当前,协商民主在我国已经突破了西方话语的固有含义,开始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执政党和政府事务的参政议政,即政治协商的过程;二是各级政府在出台公共政策前与群众进行协商的民主恳谈、民主听证的过程;三是在基层群众自治中出现的公民性论坛即社会协商的过程。协商民主有利于扩大不同社会力量参与党和政府的公共事务与决策,有利于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第四,电子政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党务公开为目标的电子政务在各级党委政府中被列为重要工作目标,其中书记信箱、市长信箱、主要领导干部与网民在线交流等党群、干群交流模式已成为一种时尚。第五,县(区)、乡两级干部进村、进社区。县(区)、乡两级干部常年深入农村、深入社区,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这对于探索“后税费”时代县、乡两级干部角色转变具有重大意义。第六,领导干部“大接访”。为了更加深入了解群众疾苦,切实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中央要求全国市(地区)、县(区)两级党委、政府实行领导干部“大接访”制度,要求按照市(地)主要领导干部一个季度接访一次、县(区)主要领导干部一个月接访一次的标准认真处理好群众来信来访事件,按照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则,尽量将各种社会矛盾处理在当地。第七,“一对一帮扶、结对子”。为了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帮助困难群众脱贫,各地党委、政府纷纷开展党员、干部与贫困群众“一对一”帮扶或称“结对子”的活动。第八,党内关爱与帮扶机制。为了激发普通党员、党员干部关心和帮助贫困党员,切实解决贫困党员的生产生活问题,最终实现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近年来,各级、各地党组织都在大胆探索,积极寻求建立党内帮扶和关爱机制。当前,我国执政党的建设中出现了一种新气象,即继承和发扬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精髓,以超越官僚制的新思路克服官僚主义和官僚陋习,建立牢固的党群、干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