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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史前言:如果你相信轮回,那么只有将今生的每一件事尽力做到最好,才能在下一回再转世为人。如果你不相信轮回,那么人生只有一次机会,只有将自己的天赋淋漓尽致地表现,才不会后悔人生。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9月21一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商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宜。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确定国都定于北平,并改名为北京;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文献,是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大宪章。它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对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各项工作具有规范和指导意义。其内容包括序言和7章,共60条,主要有:1.关于新中国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而奋斗。2.关于人民、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人民系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人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中的人们在其改造成为新人之前,只称作国民,不能享受人民的权利;国民均有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征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3.关于政权制度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政协仍将长期存在,作为协商国家大政方针的机构。4.关于经济制度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应在各个经济因素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还确定了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3时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典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以夺取政权为主要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结束,以发展经济和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由此开始,中国的历史也进人到当代时期。二、新中国的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以独立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局面,美国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执行的是从扶蒋反共、助蒋内战到敌视新中国政权的政策,所以中国共产党确定,新中国在对外关系上要实行“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政策。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新中国很快就得到了世界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10月2日,苏联首先与新中国建交。中苏两大国建交,带动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越南等10个东欧和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与中国建交。此外,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印度尼西亚等国也相继与中国建交。“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争取到所需资金和技术。1949年12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1950年2月14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规定,一旦一方受到日本或日本同盟国之侵袭而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家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还规定:“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按照这一原则,两国又签订了处理中苏遗留问题的协定,包括归还大连、旅顺及中国长春铁路,以及苏联援助中国3亿美元贷款等协定。在此以后,中国从东欧国家也争取到约7.3亿美元的贷款。这对亟待恢复国民经济的新中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新中国外交的另一重要政策是“另起炉灶”。就是说,新中国不承认原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鉴于当时一些国家仍支持国民党集团或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因此,中国政府坚持建交前必须进行谈判,对方必须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在联合国支持中国恢复自己的席位,并将各该国管辖地区内属于中国的财产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就是不急于得到帝国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先把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清除一下,把屋子打扫干净了,再请客人进来。上述这些外交政策,终于把旧中国的屈辱外交改造成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三、国民经济的恢复旧中国留下来的国民经济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全国人民在建国头3年的中心任务,就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恢复国民经济。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土地改革是通过1950年6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拉开序幕的。土改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经过发动群众、划分农村阶级、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等步骤,到1953年春,中国大陆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外,全部完成土改,约有3亿多无地或少地农民无偿分得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及其他财产,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沉重地租。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全国相继发生了四次物价大涨风,党和人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抑了物价。随着物价开始稳定,长期通货膨胀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过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行业失去市场,整个旧社会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加上对私营工商业的税收、公债摊派过多,经济生活出现暂时困难。对此,人民政府进行了工商业调整,包括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以调整公私关系为主,使一批濒临歇业、倒闭的私人工商业得以复苏,国营、私营工商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沿用的仍然是战争年代形成的“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经济体制,不利于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和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扭转市场无政府状态,制裁资本主义投机活动。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统一全国财政经济,保证国家掌握现金和物资,实行财政收支、信贷进出、物资供求的平衡。当中国人民致力于恢复经济工作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在金日成的要求下,中国政府于1950年10月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迫使美国在1953年7月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保卫了国家安全,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鼓舞了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勇气,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1950年10月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使我国社会秩序空前安定,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1951年秋,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支援国内生重点建设,开展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在运动中反映出干部中发生贪污案件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遂作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对于加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执政党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三反”运动中不断发现贪污分子大多与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关,主要是表现为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经济情报五个方面。于是,在大城市中开展了“五反”斗争,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严重违法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在开展这些社会改革的前提下,人民政府不失时机地进行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兴修水利,防治水旱灾害,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在财政支出许可的范围内,有重点地进行企业的改造扩建,并新建一些急需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四、第一个五年计划与工业化的起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奋斗的目标,在领导革命斗争时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设想,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很快付诸实践。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依据苏联的经验,设想用15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工业化,于是制定和实行了1953一1957年的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启动的第一个中期计划。其总体设想是:基本上完成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积极建设华北、西北、华中的新工业基地,以便在“二五”时期形成以武钢、包钢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同时加强铁路建设;然后,以东北、华北、华中三个工业基地为中心,推进全国工业的发展。其基本任务是:重点发展重工业,相应发展轻纺工业和农业服务工业,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为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5年中,国家总投资766.4亿元,相当于7亿多两黄金,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地方和企业自筹资金)达588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相当于1952年的1.9倍。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发电、冶金、矿山设备、重型机械、精密仪器制造,以及高级合金钢、有色金属制造、基本化工和国防军工企业均已建立,填补了重工业建设的很多空白,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过于集中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形成了工业布局的新框架。与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增长128.6%;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43.1%提高到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35.5%提高到45%,改变了旧中国重工业落后的局面。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钢产量达到535万吨,增长296%;原煤产量1.3亿吨,增长96%;发电量193亿千瓦时,增长166%。劳动生产率提高52%,平均年提高9.9%。交通运输方面,新建铁路33条,修复3条,通车里程29862公里,增加22%;公路通车里程25.5万公里,增加1倍。教育科技也有很大发展。高等院校发展到229所,比1953年的181所增加26.5%,科研机构580多个,研究人员2.8万人,比1952年增加2倍多。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33%多。“一五”计划到1957年超额完成,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开始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1953年,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53年底以前为第一阶段。以发展互助组为中心,同时试办初级社。互助合作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1954年至1955年春为第二阶段。由于合作社优于互助组,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全国大多数地方的发展是健康的,也有一些地方发展过快过猛,违反了自愿互利原则。中央及时调整步伐,保持了稳步前进的势头。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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