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形成的主要原因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形成的主要原因戴小弟（陇东学院历史系甘肃庆阳745000）摘要：从唐中央与藩镇两方面来分析唐朝藩镇割据形成的原因，认为中央权力的衰弱是藩镇滋生的基础；君主举措失策、使用非人导致藩镇做强做大；藩镇自身力量的强大是其长期同中央分庭抗礼的先决条件。关键词：唐朝藩镇割据君主失措奸佞误国藩镇坐大唐朝藩镇割据对抗中央，是由封建专制统治的固有矛盾所决定的。在封建统一的国家里，必然含有封建割据的因素。当统一因素衰弱时，割据势力便乘机发动战争，掠夺土地，形成割据称雄的局面。唐在安使之乱以后，以河北三镇为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大者连州十于，小者尤兼三四”。①自此唐王朝一扫之前盛世景象，中央无法控制，只得行“姑息之政”以求苟安。藩镇如毒瘤，使唐王朝摇摇欲坠。强大的唐王朝之中藩镇因何而生？为何如此之强？本文就此些问题进行论述。一藩镇割据形成的历史（社会）背景开元盛世的华丽掩盖不了癌变的发生，这个致癌因子就是“均田制的破坏”。正是由于经济基础的破坏，而使唐王朝大厦摇摇欲坠。从高宗、武后时起，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封建商人和地主用买卖方式兼并土地，他们“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占有的土地多不胜数。均田制就在逐渐破坏中，到开元、天宝之际，均田制已经崩溃，形成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②的状况。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形式下，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趋向松弛。均田制破坏，农民陆续逃亡，使中央财政枯竭，入不敷出，租庸调制无法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的破坏，又使府兵制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府兵制是唐王朝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战时中央配备将领，率领府兵往赴征战与轮流卫戌，其余时间居家种田，免其租庸调，但兵器、粮食衣装等均需自备。因而府兵制是建立在雄厚的中央财政和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家庭基础之上的。但随着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中央继而也失去了有力的武装力量。而此时又出现了严重的边疆问题，面对奚族、契丹、大食、南诏、吐蕃等方面的威胁。为了加强边防，无奈之下唐王朝只好弃府兵制实募兵制。高宗永徽时“赐之旌节”。至睿宗景云二年（710年）设置节度使，掌握地方军政。睿宗以贺拔廷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使之名。开元以后，唐朝在沿边设九个节度使。由于募兵制实行，边将得以专兵，势力扩大，“每一数州为镇，节度使即统此数州，州刺史尽为其所属”。节度使成为“大军区司令”，拥有强大军备。“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形成了“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即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③强干弱枝之势成。由上可见，唐中央经济、军事实力的消弱，为藩镇割据势力的滋生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历史（社会）环境。二、唐后期君主失措，是后期藩镇滋生的根本原因。藩镇能长期和中央分庭抗礼，唐中央不能抑藩镇之祸，综观之，是君主失措，使用非人,奸佞误国，宦官专政所致。君主无能，统治乏术，以致施政失措，姑息藩镇，默认割据。唐玄宗军事布置失措，天宝元年（742年）置九个节度使在西北边境上，为河东一镇治太原，接达内地。岭南经略长乐，东莱，东牟三守促，也属边境，权力不重。像河雒，江淮，汴蔡，刑楚，兖泗，魏刑等九辅内地，“咸驰武备，幸苟安而倚沿边之节镇，以冀日夕之无虞，外强中朽，敌之势成矣。……居轻御重，强枝弱干之术行。”④所以安史乱起，措手不及，张惶逃窜。安史乱平，对其降将田承嗣，薛嵩，李怀仙，张忠志等人的措置非宜，虽战后唐朝元气大损，兵力不足，如果任命郭子仪这样有威望的将帅，“疾入其军，稽其土地甲兵官司租赋，界以在京高爵荣显之，而征其入朝，不则易置其官于地方，置行军元帅于河朔，以大臣统领而控制之。”⑤这些降将失去依靠势力的基础，就不至于飞扬跋扈，与中央分庭抗礼，形成割据称雄的境地。可惜肃宗无能，害怕战事，以为安史乱平就大功告成。郭子仪也看出在安史乱后广设节度使“所在聚兵，耗蠢百姓”的危害，广德元年（763年）请求罢去河中节度使及耀德军，又请罢去关内副元帅，可是全被代宗否定了。代宗偏听程元振潜言贬杀耒瑱，连平判有功的仆固怀恩等也以耒瑱之死为借口，拒绝入朝且“乱以自固，终始为唐巨患”。藩镇势力的发展，割据的形成，完全是唐代君主柔弱宽纵，驾驭无术造成的，又使用了奸佞之人，祸乱朝政。君主贪图享受，以致奸佞在侧。玄宗后期，宠爱杨玉环，赏赐无度，耗费巨大，史载玄宗“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忧极限。”委政于李林甫、杨国忠，二人均系奸邪小人，李林甫嫉贤妒能，他为闭塞唐玄宗视听，自专大权，召集谏官说:“今明主在，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之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杨国忠除做宰相外，还身兼领四十余职，胡乱处理政事，使唐政治更加昏暗，以致出现安史之乱。本来肃宗继位之后整肃纲纪，恢复唐室是不难的。可是肃宗又追求享受，溺爱张良娣，委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执掌禁军兵权，皇后与宦官又勾结又矛盾、残杀，弄得朝无宁日。到代宗统治时，允许宦官出使求取，取少还不满，从此形成了宦官到藩镇公开索贿求财的恶习，加重了藩镇对中央的距离，割据势力随之增大。德宗时期甚至还把中央禁军神策军等完全交与宦官主管。正如旧文所载：“德宗避泾师之难，幸山南，内官窦文昌、霍仙鸣拥从。贼平之后，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军，欲委宦者主之。乃置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负，分掌禁军。以文昌、仙鸣为两中尉。自此，神策亲军之权，权归于宦者矣”。⑥三、枝强干弱的政局和节度使岀类之才，成为藩镇延至的有利条件。“安史平而方镇之祸方始”，黄巢起义后“天下分裂而无纪”。唐朝藩镇能长期存在，一则，藩镇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享有特权，实力逐渐高于中央，枝强而干弱不听中央政令。另外，节度使不乏出类拔萃者。（一）1、政治藩镇虽表面上尊奉朝廷，但其自领强兵，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其僚属随事增置”。节度使的职位也是父子相承，或部将拥立，中央之能事后追认，不能更改。下引岑仲勉《隋唐史》河朔三镇割据经过表，可见一斑。幽州（范阳）领幽涿、营、瀛、莫、平、苏、妫、檀九州李怀仙禄三部将，大力三年为部下朱希彩所杀朱希彩七年，为部下所杀朱泚军人拥立，九年入朝，留京师朱滔泚弟，九年受，贞元元年卒刘怦军士拥立，同年卒刘济怦子，军士请立，元和五年为其子总所鸩刘总自领兵务，长庆元年，以八州归朝（八周别又说）张宏靖朱克融滔孙，长庆元年逐弘靖，宝历二年，为本军所杀朱延嗣，克融子，军士拥立，被部下李载义所杀李载义大和五年，为部下杨志诚所杀杨志诚八年为部下逐史元忠会昌元年，为部下陈行泰所杀陈行泰同年为部下张绛所杀张绛同年被本军所逐张仲武大中三年卒张直方仲武子，旋奔京师周綝军士拥立四年卒张允伸军士拥立咸通十三年卒张简会允伸子，旋出奔张公素乾符二年，为李茂勋所杀李茂勋乾符三年致仕，以子可举为留后李可举光启元年，为部下李全忠所攻，自焚死李全忠二年卒李匡威全忠子李匡筹匡威弟，景福二年，拒其兄而自立，乾宁元年为李克用所破刘仁恭克用所受成德，初领恒、定、易、赵、深、冀六州，后削易、定李宝臣原名张忠志，禄山部下，建中二年卒李惟岳宝成子，三年为部下王武俊所杀王武俊称赵王，兴元元年去号，贞元十七年卒王士真武俊子，元和四年卒王承宗士真子，元和十五年卒，弟承元归朝田弘正王廷凑长庆元年杀田弘正，大和八年卒王元奎廷凑子，大和十一年卒王绍鼎元奎子，旋卒王绍懿鼎弟，咸通七年卒王景崇鼎子，中和二年卒王镕景崇子魏博，领魏、贝、博、相、澶、卫、洺七州田承嗣禄山部下，大历十三年卒田悦承嗣从子，建中三年称魏王，四年去号，兴元元年为田绪所杀田绪承嗣子，贞元十二年卒田季安绪子，元和七年卒田怀谏季安子，同年为军士所废田弘正本名兴，承嗣从侄，军士拥立，元和十五年朝命移成德李愬田布史宪诚长庆二年军士拥立，大和三年为部下所害何进滔三年军士拥立，开成五年卒何重顺进滔子，赐名弘敬，军士拥立，咸通七年卒何全暤弘敬子，军士拥立，十一年为部下所杀韩允忠原名君雄，军士拥立乾符元年卒，韩简允忠子，中和三年，为部下所杀乐兴达赐名彦祯，军士拥立，文德元年为部下所逐赵文拚军士拥立，旋又被逐罗弘信军士拥立，光化元年卒罗威弘信子，军士拥立由上表可见，河朔三镇有节度使五十四人，受中央任命仅为张弘靖、天弘正、李愬，田布四人而已。其余全是父死子继，兄终弟继或偏裨擅立。2、经济唐藩镇能割据称雄专横跋扈，使其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基本原因在于，藩镇代表着本镇大地主私有者的利益，而且自己还是大土地私有者或是大庄园主。并且，节度使又完全掌握着本镇的财赋，不向唐朝中央上供，形成财政上独立状态，这就造成藩镇割据的物质条件。安史之乱后唐中央自身难保，因而至德元载朝廷下：所在军镇“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⑦从而把军费的筹集一下推给了地方。节度使还千方百计地向人民榨取。如，田承嗣在魏博“计户口，重赋敛”⑧，吴少阳在淮蔡“不立徭役籍，随口赋敛于人”⑨，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在镇内也是“横征暴敛”⑩。节度使又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他们掌握的屯田或营田土地。幽州节度使朱滔，使刘怦“广垦田，节用度”○11。昭义节度使薛嵩使裨将朱忠亮“屯普润，开田峙粮”○12。使军队有衣粮的保障。3、军事各藩镇为同中央分庭抗礼及同他藩作战，都大力发展军队、扩充地盘。如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兼知朔方、河东节度使，“节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就“举管内户口，壮者皆籍为兵”。泽路节度使李抱真“籍民每三者选一壮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使农隙习射，岁暮都试，行其赏罚，比三年得精兵三万”。到大历年间，平卢镇拥兵十万，魏博和承德各拥兵五万，襄阳有兵两万，其余重镇也不下万余。据统计，当时藩镇驻军再加上它边地兵力达四十九万，而京师和内地兵力才八万，不到边镇1/6。此外，这些军士又完全依附于节度使，军士服从节度使的统治，又在屯田或营田上耕种，只要节度使的地位比较稳定，他们的经济力量就比较稳定。这样藩镇就形成了强有力的军事集团，因而就很难根除掉。尤须指出，藩镇军事集团中又有一种特殊军——牙军。安禄山召募番落健儿为曳落河，养以为假子，事实上就是牙兵。以后田承嗣在魏博镇养兵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这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13衙兵就是牙兵。他们是藩镇军事力量的中坚，是由节度使抽调出来勇敢善战忠实可靠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战斗力很强，节度使依靠这支军队使得朝廷往往要倾天下之力于一镇犹不可胜。牙兵除对官军作战外，还担任保卫节度使及镇压内部反对派的任务。当时称“长安天子，魏博牙兵”○14，可见牙军的声势。牙军一部分是地主豪门之子，一部分为世袭军士，父子相承,这部分人是从劳动者之中脱离出来的。他们都为保持现有的地位，坚决维护割据。从而他们成为节度使维系统治的工具。（二）当然，最后亦需指明，节度使内也不乏出类拔萃者。由于他们注重地方政权建设，发展生产，使一些藩镇内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德宗时，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裴玢。在其任内，“颇以公清苦节为攻，不交权悻，不无贡献，蔬菜敞食，居外才避风雨”在他的统治区域里，仓库饶实，三军、百姓安业“近代将军无比焉”○15。德宗贞元年间，由于战争破坏，关中粮食奇缺，禁军也因饥饿而产生不满。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克服各种困难，运米三万斛到陕，解决了京都粮荒。岌岌可危的唐王朝当时才不至于倾覆！大和七年（833年）河东节度使李载义上任后，警告正在入贡的回鹘使者李畅，使回鹘有所收敛，改变了“先是回鹘入贡，所过暴掠，州县不敢诘，但严兵防守而已”的被动局面。李载义撤去全部防卫兵，只使二卒守门，李畅害怕不敢来犯，边境得以安宁，故唐王室不得不倚重藩镇。殷侑于大和年间，接任沦、齐、德观察使，到任时，该地满目疮痍，遗骸遍野，仅是空旷的城廓。他不带妻子去，“攻苦食淡，与士卒同劳苦。”一年后流民回归。他还借到三万头耕牛及用五万匹绫绢买牛给流民，解决人民乏牛的困难。只花两年时间，三万州兵“给用悉周”，“户口滋饶，仓廪赢积，人皆忘亡，”○16僖宗文德时，被称为“北韩南郭”的郭禹在荆南任内“励精为治，抚集残，通商务农”在兵荒之后只有十七家，到昭宗天复三十年（903年）“殆及万户”；韩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