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

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以《人生》、《平凡的世界》为例张利凤(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41)摘要：本文主要以《人生》、《平凡的世界》为例探析了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并从时代、社会、人物自身以及作家角度分析了作品的悲剧原因。路遥小说中的悲剧意识与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相结合，使作品表现出一种悲壮而冷峻的悲剧美。关键词：路遥小说悲剧意识悲剧因素美学追求一、小说创作的悲剧意识路遥的作品中充满着悲壮、苍凉的情感格调，富有崇高、庄严的悲剧力量。他始终以深深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沉重感去感受生活，以陕北黄土高原作为沉伏在他心里的永恒的诗意象征，他在那里审视自己，观照社会。在他的作品当中始终是对艰苦跋涉的人生之旅的关注，对农民有一种潜在的认同心理，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的小说以中国社会变革为背景，塑造了“城乡交叉地带”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形象，而这些人物命运虽各不相同，但大都以悲剧作结，在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表现尤为突出。（一）命运抗争者的悲剧命运抗争者是路遥小说中着意刻画的形象，以《人生》中的高加林与《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和孙少安为代表，敢于向传统生活挑战，自觉设计和执著追求人生理想是这类人最突出、最鲜明的特征，然而他们的人生展现给人的却是一种悲剧的美。《人生》发表之后，高加林就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高加林是个普通而有才华的青年，他向往新生活，对现代文明有着热烈的追求。然而，他生活在一个能呼吸到城市文明的空气却又保留着古老、落后世俗的山沟里，这里是个交织着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生活环境。正是这个本身就带着悲剧色彩的环境，决定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的坎坷不平与悲剧性。他有自己的理想，尽管先被高明楼把他从体面的教师岗位推向地道的农民；随着叔叔的升职，他靠“关系”进入了县最高权力机关，成为令众人羡慕的记者；正是在他春风得意之时，却抛弃了曾经给过他抚慰和爱的纯洁善良的巧珍，选择了漂亮、有文化而且聪明的黄亚萍。然而，命运似乎专喜欢和这种“投机”的人开玩笑。他竟被克南的妈妈告发了，一夜之间，高加林失去了一切：体面荣耀的身份，光辉的前程和美好的爱情。他又回到他的农民地位，从此也陷入了绝望的境地。这样一个才华出众，心高气盛的青年一次次被生活所愚弄，不甘平庸的他在生活中屡遭挫折。当然，这不单是个人行为造成的，而环境和现实是他无法选择的。《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孙少平同高加林有着相似之处。他也出身于普通的农民家庭。生活的贫穷与出身的卑微，使他过早地体味了人间的辛酸和无奈。他热爱养育着他的土地，而又不甘于一辈子当农民。随着知识的丰富、眼界的开阔，有了新的生活理想，他觉得外面的世界有种神奇的力量在呼唤着他，于是背井离乡，开始了艰难的流浪生涯。尽管在城市中颠沛流离，他的精神力量却使他敢于面对一切苦难。田晓霞的支持无疑是其中最有力的组成部分，在田晓霞的影响帮助下，他脱离了农民思想的束缚，找到了矿工工作。并与晓霞相爱，成为所有人都羡慕的一对。可是，他们爱情的开始也意味着悲剧的开始。两人由于工作的差异，只能是彼此精神上的伴侣，最残忍的是晓霞的牺牲给孙少平以毁灭性的打击，并且影响着他的余生，使他无法接受金秀对他的爱，而选择了失去丈夫而温柔、体贴的惠英嫂，尽管如此，孙少平的精神世界中始终是个悲剧，他无法忘记自己深爱的田晓霞。孙少平的人生之路是坎坷的，令人同情的，他的感情生活更是令人可悲的。孙少安是农村青年的榜样，13岁时就在黄土地上开始自己的奋斗历程。在他的骨子里有着农民传统的保守思想，他的奋斗是为了改善家人贫穷的生活状态，提高家人的声望。他理解父母的苦衷，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毅然地放弃读高中，回家和父亲一起挣钱供弟弟妹妹上学。由于他的自卑的心理和软弱的性格，考虑到家庭地位的悬殊和身份的差距，他逃避了从小青梅竹马的润叶得真挚、纯洁的爱。在心灵极度痛苦之后，从山西带回了让他充满依赖的妻子秀莲，从秀莲的身上，找到了情感的归宿。秀莲挚热的爱温暖了少安的心，在夫妻俩的辛勤经营下，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但就在他们开始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时，肝癌夺去了秀莲年轻的生命，这给少安留下深深的伤痛，让读者不禁为少安的不幸深感惋惜。（二）女性的悲剧路遥在小说中塑造了一批丰富生动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的闪烁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如巧珍、润叶；有的洋溢着现代文明气息，如黄亚萍、田晓霞；有的是高干子女，有的是文盲，有的是学生……这些身份、地位、性格、人生观各不相同的女性，一起构成了路遥小说的丰富多彩的女性世界。从她们的人生追求与失落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悲怆的美。巧珍，是这个川道上最漂亮的姑娘，“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她“像金子那样纯净，像流水那样柔情”，她天生多情，有“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1]可惜的是，她是个文盲，这一矛盾注定了她的生活不会一帆风顺。她爱高加林，如痴般地爱着，但绝不向爱乞求，她始终没有失掉自尊。在高加林被挤下教师的岗位后，她勇敢地向他表露了自己的情怀。用真诚炽热的爱给高加林以慰藉。当高加林命运发生转机后，地位的差距更被拉大了。高加林作为一个清高的、有追求的知识分子必然选择离开她，面对高加林的背叛，她痛不欲生。她恨他，可是纯洁、善良的巧珍并没有因此而报复，也没对生活失去信心，她无奈地结婚继续她的生活。令人感动的是当高加林再次失落甚至绝望时，她向高明楼为他求情，重新安排他当老师。如此善良的好姑娘却演绎了这样的悲剧人生，无不让人遗憾。田晓霞的悲剧显然是作家刻意安排的。晓霞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却爱上了一个连自己的温饱都难以解决的矿工孙少平。她是作家刻画的一个完美的形象。但是，作家明白现实太残酷了，他们俩是不能结合的，他们的身份地位差距太大，即使结合也会因为没有物质保障很难生活得幸福。作家不愿毁坏这个美丽的形象，只能含泪让她殉职以将她的善良崇高的品质和传奇的浪漫爱情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使她悲壮而凄惨的美让人回味无穷。从而使作品达到震憾人心的效果，这种安排也体现了作家现实主义创作思想。润叶是个知书达理，端庄娴雅的女性，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但是在她的头脑中却还存在着一些传统的落后的观念，因此她不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当孙少安出于对自身现实条件的考虑，逃避了她的爱时，她出于对二爸的关爱，违心地嫁给了李向前，她的婚姻是不幸福的，也是可悲的，但她依固守着传统女性的矜持与无奈，痛苦地折磨着自己，也折磨着她的亲人，还有向前。当向前因车祸残废后，她又回到丈夫身边，她的爱才被唤醒，这是她又一次作出的牺牲。润叶的人生每当面临重大抉择时，她的选择都会以牺牲自己的幸福和快乐为前提。她总是把自己的亲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她的人生是郁郁寡欢的，是晦涩的。命运对贺秀莲这样朴实的农村妇女都不放过，她分文不取嫁给了一贫如洗的孙少安，共同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当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可以舒口气，享受事业成功带来的欢乐时，她却积劳成疾、身患绝症倒下了……（三）农村政治家的悲剧在路遥的小说中，乡村的基层干部们又组成了一道独具色彩的风景线，他们是农村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以高明楼、田福堂、孙玉亭等为代表。当历史的发展按正常的轨道前行时，他们在政治舞台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当历史的发展出现变化时，他们则极力地维护自己原有的权威，维护原来的政治路线，抵制新的改革。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而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田福堂，是农民政治家形象的典型。他作为双水村的最高领导人，在村民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然而，当生产体制改革在农村如潮般开始涌起之时，他想到自己的地位将不会像以前那样高高在上，而且还将亲自下地劳动，于是他竭力抵制反对改革，以维护自己的地位。当他最终因个人的能力弱小而无法抵制体制改革的巨大潮流时，便自觉地退出了政治舞台。政治生涯的终结，女儿婚姻的不幸，儿子在感情上的固执，都给他精神上以沉重的打击。经过了这些重重打击，他的思想逐渐地发生了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被迫的，是伴随着痛苦和无奈的。孙玉亭更是保守派的忠实追随者，他整天高喊着革命的口号，大搞农田基建，在精神上给了自己极大的满足，然而，他生活的困窘却是难以掩饰的，穷的买不起烟叶，甚至连双新鞋也穿不起，只靠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他的思想观念的保守落后使他丧失了判断社会事物价值的能力，只会用空泛的革命理论来裁定这一切。当改革浪潮涌来时，他一样在其面前无能为力，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结果连他那点唯一的精神支柱也没了。让人实在为之心酸。二、悲剧因素纵观路遥小说的各色人物的命运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悲剧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根源，时代、社会、人物自身的以及作家的因素共同构成了悲剧的原因。（一）时代、社会因素在路遥的小说中选取的时代背景都是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在这期间中国经历的重大事件，三年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小说描写的主要是二十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中国城乡交叉地带的人民的生活。就是在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缘地带”也上演了一幕幕悲剧。以田福堂、孙玉亭、高明楼为代表的农民政治家正是“左倾”政治的牺牲品，他们在时代的洪流里难以超脱农民的局限去认识现实，而只能扮演了中国政治运动中的悲剧角色。另外，转型时期各种制度不健全也是造成小说主人公悲剧的重要原因。在小说中，人物全放在“城乡交叉地带”这一特定的环境中。经济差距、户籍管理、计划供应等制度在城乡之间构筑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城镇户口的优势引起了农村一些优秀青年走向城市的欲望。他们企图跳出“农门”，渴望冲破城市文明，跻身于城市居民的行列。于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不断地进行个人艰苦奋斗，企图通过“求学”改变命运，有的使尽浑身解数，以其他非合法手段甚至采用婚姻方式以达到改变自己农民的地位的目的，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从这种意义上看，我们便不难理解高加林宁愿背负骂名背叛巧珍而选择黄亚萍的行为，并且因重返农村而伤痛不已；也不难理解孙少平放弃与哥哥共同创造红火家业而在城市颠沛流离；孙少安放弃已成为“公家人”润叶的爱而选择与自己地位相当的秀莲……由于法制不健全，高加林被挤下了民办教师的职位，之后又通过“关系”成了县委记者；由于监督机制的不完善，那些农村干部才会以权谋私，为所欲为，这是转型期间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是造成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因素之一。（二）人物自身因素路遥小说塑造了很多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的性格地位身份各不相同。有着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而主人公这些个人因素也是造成他们命运悲剧的重要因素。与命运奋力抗争的孙少平、高加林是有思想的知识青年，他们出身“农门”却不甘一辈子做平庸的农民，宁愿受苦也要追求自己辉煌的人生，企图凭着他们个人的勤奋和吃苦的精神想要改变自己的出身，但是他们的起点太低，同时也忽视了社会现实对他们的限制作用。这注定结果只能是自己被折腾的精疲力竭、头破血流。由于高加林成为县委的记者不能同巧珍在一起，也由于他的农民身份不能同黄亚萍结合。由于孙少安本身性格的软弱和润叶身份地位之高，两人虽青梅竹马，互相爱恋，却不能共同牵手人生；也因为地位的悬殊，孙少平和田晓霞演绎了一场壮美的爱情悲剧……（三）作家自身的因素作家路遥的人生轨迹，就是一个凄苦的悲剧。苦难是成就一个作家最难得的情感操练，苦难把路遥推向了生活的底层，使他早熟并提前承担起对人生的严竣思考，从自身的体验中追寻苦难的根源，正是路遥童年时代的缺失性经验而言的。所谓缺失性经验，即他的童年生活很不幸，“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心。”[2]或是物质匮乏，或是精神遭受摧残、压抑，生活极端沉重。它比丰富性经验更易转化成为强大的创作动机，更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况味，更能激发作家的想象力，鼓舞作家的创作激情。也正是路遥自身的经历才会在作品写出令人身临其境的感受。“任何作家悲剧意识的形成，除了教育熏陶以及作家个人禀赋等影响外，童年经验是一个重要性的影响因素。因为童年经验以及与此形成的个人独特的情感体验将会在作家以后的创作中产生稳定而恒久的影响。”[3]路遥的悲剧意识形成也有童年经验的原因。因此，在小说中会有高加林的坎坷人生之路，会有孙少平中学时的艰苦生活。路遥自身的不幸的爱情经历会在作品中演绎众多的爱情悲剧。另外，路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