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六拾年

1ARCHITECTURALJOURNAL2009.10建筑学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建筑也经历了60年的发展历程。以建筑创作为线索，以10年为一个阶段，每一个“拾年”以一个标志性建筑事件为代表，6个“拾年”可以概括地展现中国建筑的发展特征。1949-1959年，在首都建成的“十大建筑”成为中国建筑第1个“拾年”的代表；1960-1969年，全国各地掀起的“纪念工程”概括了中国建筑第2个“拾年”的特点；1970-1979年，在第三世界国家建设的诸多“援外工程”展示了中国建筑第3个“拾年”的风采；1980-1989年，深圳速度创造的“特区建筑”成就了中国建筑第4个“拾年”的奇迹；1990-1999年，世纪之交在世界建筑师大会上通过的《北京宪章》成为中国建筑第5个“拾年”的标志；2000-2009年，已经成功举办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开幕在即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构成了中国建筑第6个“拾年”的双引擎。6个“拾年”展现了中国建筑从建国初期的百废待兴到今天的空前繁荣。第1个“拾年”：“十大建筑”从1949-1959年的“拾年”，中国建筑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百废待兴迈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1958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北京兴建10个大型建设项目，以庆祝建国10周年。1959年10月，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钓鱼台国宾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1)、[1]全部竣工，史称“十大建筑”。“十大建筑”为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讨与实践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创作机遇。1958年9月，北京34个设计单位、全国30多位专家受邀进行方案创作，收到400多个方案[2]。人民大会堂是“十大建筑”中最重要的建筑之一，收到平面方案84份和立面方案189份[3-4]。“十大建筑”的建筑创作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建筑形式多样，人民大会堂采用了西洋古典建筑的柱廊结合中国建筑的细部，民族文化宫则采用了大屋顶的形式。“十大建筑”从设计到施工仅仅用了1年时间[3-4]，创造了新中国建设史上的奇迹[5]。作为建筑创作的成功案例，“十大建筑”对中国其它城市的建筑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成都锦江礼堂、辽宁工业展览馆等。20世纪50年代，探讨中国特色的建筑形式和标准问题，成为建筑创作的主线2）、[6]10-11。建国初期“梁陈方案”3）、[7-9]的提出对北京古城保护的态度引发了新与旧、破与立的争论，成为中国特色“民族形式”探讨的前奏。前苏联社会主义建筑创作理念对当时的中国建筑师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10]的探索成为新中国建筑师面临的课题。1954年创刊的《建筑学报》[11]成为探讨建筑创作理论问题的交流平台。1959年5-6月，建工部和建筑学会在上海召开了“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座谈会”，会议主题探讨了“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12-13]。可以认为，“十大建筑”是当时建筑形式和标准讨论后的百家荟萃。作为第1个“拾年”的集中代表，“十大建筑”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经典作品。第２个“拾年”：“纪念工程”1960-1969年，中国建筑的第２个“拾年”中，社会主义建筑形式和标准等问题的讨论继续成为建筑创作的主线。全国各大城市设计建造的“纪念工程”，是政治主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建筑创作的实践。中国建筑六“拾年”朱文一陈瑾羲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100084)收稿日期：2009-09-21摘要/中国建筑60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建筑创作为线索、以10年为阶段，选取6个标志性事件，展示中国建筑六“拾年”的发展特征。关键词/中国建筑拾年建筑创作ABSTRACT/Sixtyyears’developmentofChinesearchitectureachievessplendidsuccess.Separatelycitingoneindicativeeventrelatedtoar-chitecturalcreationforeachdecadephase,thispaperdisplaysthechar-acteristicsofdevelopmentofsixdecadesofChinesearchitecture.KEYWORDS/Chinesearchitecture,decade,architecturalcreationSPECIALCOLLECTION特集中国建筑60年研究DA090100037-2-p1-4-pm652009.10.29,9:11AM12009.10ARCHITECTURALJOURNAL建筑学报2特集SPECIALCOLLECTION中国建筑60年研究一批纪念性建筑、雕像和广场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落成。四川成都、湖南长沙、贵州贵阳、江西南昌、河北邯郸等地建成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河南郑州、陕西延安等地建造了纪念塔、纪念馆等建筑。“纪念工程”的建筑创作采用形象的明喻和数字的暗喻来体现建筑形式的象征意义。1969年为庆祝建国20周年建成的四川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馆，由主馆、检阅台和毛泽东巨像3部分组成。毛泽东巨像底座高7.1m，隐喻中国共产党的诞辰之日；像高12.26m，象征毛主席的生日。建筑主馆立面以4个没有柱头的柱子将建筑分为3段，寓意“三忠于、四无限”[14]303。1968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当天，河北邯郸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庆祝大会。主馆的墙基高1.921m，代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础[15]。这些纪念工程是对建筑创作中，建筑形式表达中国社会主义内容的集中探索，在中国建筑创作史上留下了时代的烙印4）、[16]。纪念工程的建设有其历史背景和原因。20世纪60年代初期，政府对“大跃进”期间超越建筑程序、管理制度的建筑方法进行了反思总结5）、[6]10。1961年10月的《设计工作条例》6）、[6]15提出设计单位不搞群众运动，努力创造建筑风格。同年，北京、广州、上海、哈尔滨等地相继举行学术活动讨论建筑艺术和建筑风格问题，总结前几年的设计创作经验[17]。1964年，中国各大设计单位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打破已有的“条条框框”7）、[6]16，开展“设计革命”8）、[6]16，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筑形式和标准。在第2个“拾年”中，中国建筑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9）、[6]17,[18]，探索和创造了“纪念工程”这一独特的建筑创作类型。第3个“拾年”：“援外工程”1970-1979年“拾年”中，随着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一批“援外工程”10）、[19]在世界各国相继落成。“援外工程”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建筑作品，体现了现代形式结合地方特色的建筑创作理念，展示了中国建筑师的设计水平。“援外工程”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应援国家达48个，项目达213个[14]333。“援外工程”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丰富，有体育建筑、会堂建筑、住宅建筑等，为中国建筑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1973年建成的斯里兰卡国际会议大厦[6]17、1976年建成的苏丹民主共和国友谊厅[20]、1979年建成的扎伊尔人民宫[21]等，成为“援外工程”建筑创作的代表。其中，苏丹民主共和国友谊厅功能适用、形式壮观并与当地传统建筑相协调，得到苏丹政府和人民的称赞，被联合国列为世界国际会堂之一[6]17。中国建筑师设计的“援外工程”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时至今日，仍是展示中国建筑创作的对外窗口。中国外交上的成功不仅造就了一批“援外工程”，也拓展了使领馆等外交建筑的创作。一批使领馆建筑在北京建成，如伊朗使馆、巴基斯坦使馆等。这些使馆的设计结合了北京与建交国当地的特色，造型活泼，成为该时期突出的建筑类型[22]。此外,宾馆作为一种建筑类型得到发展，如北京国际俱乐部、友谊商店[23]、北京饭店东楼[24]、广州白云宾馆[25]等。随着国际交流的开展，20世纪70年代广州地区率先建成一批展会、宾馆等公共建筑11）、[26-27]，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建筑创作探索，形成岭南风格的建筑流派[28]。在第3个“拾年”中，中国建筑师在世界各地设计建造的“援外工程”，构成了中国建筑60年中的一朵奇葩。第四个“拾年”：“特区建筑”1980年5月，中国政府决定在广东深圳试办经济特区12）、[29]。至1985年的5年时间，深圳特区的建筑面积由原来的十几万m2猛增到927万m2[30]，一座新城市拔地而起[31]。102家外地设计单位进入深圳承担了设计任务，数以千计的中国建筑师在特区建筑舞台上进行创作实践[32]。被誉为深圳速度的“特区建筑”成为此后全国各地大规模快速建设的“样板间”。1980-1989年的“拾年”中，大规模建设的“特区建筑”，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建筑创作的类型。公共建筑如银湖旅游中心等探索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形式。它的室内设计、园林绿化结合传统与现代，成为岭南建筑的传承。商务写字楼在深圳率先建成，如1985年建成的深圳国际贸易中心，采用现代建筑形式，端庄宏伟，主体为高160m的正方形高塔，顶部为圆形的旋转餐厅，成为20世纪80年代深圳的地标建筑。新型的住宅区设计，建筑形式新颖，如白沙岭住宅区为国内第一个规划建设的高层住宅区，塔式高层住宅和曲板式高层住宅组成群体，围绕大片绿地向心布置，打破了以往单调的行列式[32-33]，成为此后内地流行的“楼盘”设计的前身。20世纪80年代特区建设如火如荼，与此同时,西方建筑理论和思潮广泛引入中国13）、[34-35]，使建筑创作如何体现中国特色这一命题有了新的内涵。1982年落成的香山饭店将传统江南园林融入到现代建筑中[36]，被认为是中国建筑创作民族化的探讨[37]。1985年,在孔子2536年诞辰日，阙里宾舍在曲阜建成[38]，该方案引发了建筑创作中如何继承传统形式的讨论。同年中国建筑学会组织召开了“繁荣建筑创作学术座谈会”,会上集中讨论了关于千篇一律[39]、学习外来文化和继承传统等问题[40]。80年代，建筑设计竞赛[41]、优秀建筑评选[42]等活动相继开展，促进了建筑创作的繁荣开放。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建筑的第4个“拾年”,“特区建筑”为建筑创作领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14)、[43]，成为建筑创作多元化发展的开端。第5个“拾年”：“北京宪章”1990-1999年的“拾年”中，中国建筑市场全面开放。随着建筑市场的开放和逐步完善，中国各地掀起了建设浪潮。房地产开发模式成为主体，开发区、主题公园、大学城等新兴的建筑项目遍地开花。1999年中国房屋竣工面积达7.4亿m2，为1990年的近4倍，相当于每3分半钟有1栋5000m2的建筑落成投入使用15)、[44]。大规模的建设量使中国的建筑创作成为全球建筑界瞩目的焦点。1999年恰逢世纪之末、千年之交，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45]在北京召开，会上通过了《北京宪章》，成为中国建筑登上国际建筑舞台的标志性事件。《北京宪章》全面总结了20世纪人类建设的发展和破坏，阐述了当今世界背景下建筑学的困境，指出了建筑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北京宪章》指出，建筑学的发展不能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应将之纳入一个更大的体系，在建筑学术上，应抛弃风格、流派之争，回归基本原理，从不同侧面，如聚居、地区、文化等分别探讨；在观念和理论基础上，把建筑学、地景学、城市规划学的要点整合为一，使之“三位一体”[46]。《北京宪章》融入了“广义建筑学”[47]和“人居环境科学”[48-49]对人类生存空间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拓宽了建筑师的视野，为建筑创作提供了一个新坐标。DA090100037-2-p1-4-pm652009.10.29,9:11AM23ARCHITECTURALJOURNAL2009.10建筑学报在90年代中国快速、高强度建设的同时，相应的建筑机制改革也逐步开展。建筑创作的主体由设计单位转变为设计企业16）、[6]19。注册建筑师制度、建筑教育评估体系及相关法律确立实施17)、[50-52]，为建筑创作适应新形势提供了更为规范的机制。新形势下的建筑创作有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