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步走向非常建筑

八步走向非常建筑EightStepsTowardsFeichangJianzhu朱涛摘要：本文是对张永和十年来建筑探索的综合性评论，它由八步同为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叙述、分析组成。其八步为：雄心(1)、媒体、概念、空间、城市、形式、建造、雄心(2)。一方面，八步历时性地代表着张永和非常建筑工作室十年来成长所经历的八个主要步骤──文中的评析从历史性的回顾逐步过渡到对现状的考察和对未来的展望；另一方面，八步也共时性概括了张永和的建筑追求中的八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既涵盖了建筑学本体的课题，也涉及到一些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同时，在广泛的历史文化脉络和特定的建筑学本体之间,八步又成为八个不同的视角和视镜，笔者借此得以逐步展开对张永和的建筑作品、观念的细致读解和批判性审视。Abstract:Acomprehensivecritiqueon10years'architecturalexplorationofYunghoChang,thisessayiscomposedofEightStepsofbothdiachronicandsynchronicnarrativeandanalysis.TheEightStepsare:Ambition1,Media,Concept,Space,City,Form,TectonicsandAmbition2.Ononehand,theydiachronicallyrepresenttheeightmajorstepstakenbyYunghoChang'sAtelierFCJZalongwithits10years'development,whiletheanalysisproceedsstepbystepfromhistoricalreviewtoinvestigationofthepresentandanticipationofthefuture;ontheotherhand,EightStepssynchronicallysummarizeeightimportantcomponentsofYunghoChang'spursuit,coveringbothautonomousarchitecturalsubjectsandsomecloselyrelatedsocialculturalissues;atthesametime,betweengeneralhistoricalculturalcontextandspecificarchitecturaldiscipline,EightStepsareeightdifferentviewangelsandopticallenses,throughwhichtheauthorgraduallyunfoldsacarefulreadingandcriticalscrutinyonYunghoChang'sarchitecturalworksandideas.他展示出超常的运动克服着无穷的困难……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没有人觉得该感谢他他生活在一个杂技师的非常世界中。1[1]──勒·科布西埃科布西埃将建筑师比作杂技师──永远在奋力挑战极限，又必须在持续的运动中不断寻找新的平衡。笔者首先引用这个美妙的比喻，向张永和十年来的不懈建筑探索致以敬意！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的生涯实际上是一场事先有所准备，但未经彩排的杂技表演：一旦开始，便没有固定的程序可以遵循，也没有机会回头纠正错误。谁能清楚地知道：建筑师的每一次冲击或翻转，究竟是通向致命的跌落，还是获得新的平衡的一个环节？建筑批评者对于当代建筑师的作用，除了象众多观众一样每次在建筑师落到平衡点时大声喝彩外，也许还能在建筑师的持续运动过程中，通过自己的独特立场及时做出分析和判断。这些分析和判断，希望能有助于建筑师在持续运动中获得或保持一种警醒的意识，一种对个人运动与历史、文化和建筑学演变之间关系的警醒意识，一种能推动其运动持续下去甚至越来越精彩的意识。在本文中，笔者有意减少对张永和作品、观念的喝彩性成分，而更侧重于近乎苛刻的批评性分析，意在构成一种学术争论性的张力，从而激起更深层的讨论。如果本文的批评立场有失偏颇，相信其它一些更贴近中国历史、现实环境的对张永和的肯定性评析的文章，会对本文起到一定的纠正作用。第一步．雄心(1)张永和：我想生活在一个文化的中心，而不是一个文化的边缘(引自《时尚》杂志1997年对张永和的报导)。在中国当代建筑师中，张永和可能是最有文化雄心的一个。他不仅要生活在一个文化的中心，还要求自己成为推动该文化演变的中心力量──这促使张永和十年前从休斯顿回到北京，投身于中国建筑业，设计、写作、办学、并积极介入大众媒体。第二步．媒体张永和是当代中国最具媒体意识的建筑师。早在80年代留学期间，他就已经开始系统地、直接或间接地在中国的建筑杂志上连续公布其在海外得奖的消息(图1)。相信这为他今天的声望起到了巨大的铺垫作用，当然也激励了相当一批年轻的建筑师和建筑学生。(笔者本人就曾将1992年《建筑学报》宣布张永和获旅行奖学金的消息贴在阴暗龌龊的单位宿舍墙上以鼓舞斗志。)在上个十年中，张永和以一个明星建筑师的形象对大众媒体的介入程度是空前的，涉及的层次也异常丰富：从《时尚》杂志的新好男人专题到中央电视台的《人物》专栏(图2)。如今大众媒体对中国前卫建筑师的兴趣在日益增长，张永和在其中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图1．《建筑学报》1992年第8期刊登的张永和在美连续获奖的消息。图2．中央电视台2002年《人物》栏目对张永和的介绍：张永和：新中国的一代建筑大师，普遍囿于职业工作范围内，不具备宽广的文化视野，因而也缺乏与社会交流的热望。张永和对待媒体的积极态度体现了一种建筑师主动介入社会的现代意识，对向来甘于自我封闭的中国建筑界具有巨大的启迪作用。然而在另一方面，在建筑师与大众媒体之间关系迅速升温的今天，似乎没有人明确地指出：在建筑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大众媒体话语和建筑史话语，尽管二者之间有时会有动态的联系，但仍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大众媒体作用于建筑学的边缘，其意义在于有可能激活该学科的边界，使其向其它领域和社会开放；而建筑史话语则作用于建筑学的内核──经过时间的推移、文化的积淀，所有新闻性的喧嚣沉寂之后，建筑史最终不会以建筑师当年的声望为标准，而是尽可能严格地以建筑师的设计作品和观念来衡量其对建筑学本身的贡献。张永和媒体现象的尴尬之处在于，一方面其在大众媒体的打造中公众声望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却很少得到中国建筑学界的深刻的读解、分析和评论，更谈不上有力的声援──因为中国建筑学界在大众媒体的喧嚣外，还没有建立起真正自主的建筑学价值体系。众多的建筑师和建筑学者将建筑学的边界与内核问题完全混淆，将大众媒体对建筑师的片面的溢美之词直接误解为建筑师的建筑学价值本身。媒体可以促进建筑学与社会之间的交流，但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对建筑学内核价值的建设工作，过度的媒体曝光反而会使建筑师呈现出令人尴尬的价值苍白，这种例子在建筑史和当前建筑界中不胜枚举。要避免这种窘境，批评家和建筑师都应保持足够的警醒，不断地以更严谨、自主的标准来对建筑学价值──而不是新闻学价值加以评判和强调。第三步．概念张永和是首个在中国出现的概念性建筑师。在张永和之前，中国当代建筑中只存在着两种自外而内压迫建筑师的建筑学模型：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建筑学──它要求建筑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表现；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商业主义建筑学──它将建筑学视为商业运作的工具。不是说在张永和之前没有其他中国青年建筑师曾努力探讨过另类建筑学的可能性，但直到已拥有一套较为连贯的设计观念和工作方法的张永和回国，这些散布在各处的片断性的力量才逐渐整合起来，形成一种文化气候。在今天的中国，建筑的创作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但众多青年建筑师仍仅将建筑探索简单等同于对风格化的形式语言的探索，相形之下，张永和的概念性的建筑策略始终能赋予其作品以不同寻常的力量和品质。这里所谓的概念性建筑师是指，在自外而内压迫建筑师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建筑学和商业主义建筑学之外，建筑师翻转了建筑学的指向，建立起一种自内而外的建筑学模型：无论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要求、压力多么强大，都不再是推动建筑师进行设计的根本动力。建筑设计首先立足于建筑师的内在的概念性思辩，所有内、外因素都必须经过建筑师个人的概念性的观照和整合，再通过个人化的空间旨趣、形式语言操作，最后赋形于建筑作品。张永和的概念性工作策略和工作方法，其魅力是巨大的。在一系列半理性分析、半感性玄想的概念思辩过程中，很多已成定式的建筑形态和观念似乎能被分解、还原、颠倒、反转，释放出令人惊讶的崭新的能量。建筑师似乎看到了自己得以抗衡整个政治、经济决定论的世界的创作自由。十年来，张永和在概念上成功突围、引发出一系列新颖空间、形式的案例，举不胜举。这对众多苦恼于创作困境的当代中国青年建筑师，可想而知是多么地鼓舞人心。然而，在概念性成为张永和切入建筑思辩的利器的同时，似乎也在成为其更综合性的建筑实践的阿基里斯之踵。思辩中生发出来的概念往往诙谐、机敏，令人耳目一新。如概念性仅停留在再现(representation)层次上──在幻灯片、建筑书刊和建筑师的话语中循环，或者维持在小尺度的建筑小品或装置设计上(如其推拉折叠平开门，1998)，它们会维持一定的光彩和力度。然而当概念性贯彻到综合性的建筑实现(realization)层次上──这里指真正建造出的建筑物开始在现实中运作时──有时会显得出乎意料的脆弱和考虑不周。这里还不是指张永和的建筑建造工艺质量不尽人意(该问题将在后面加以探讨)，而是指实际建筑作为最终明确的答案有时与设计开始时所构筑起的问题不相匹配，因为有时在张永和式的概念游戏中，本来他希望对抗的问题并没有被真正直面地对抗，而是被抽象化、浪漫化地回避或转换了。如北京康明斯亚洲总部的颠倒办公室(1997)(图3)，按照设计者的文字，其构想和作法首先来源于对传统办公室大空间矮隔断的批评：传统的矮隔断牺牲了自然光和景观，虽保证了视觉的私密性却没有关注声音的私密性；而以标高1.3米为剖面分界线，用上部半透明下部透明的平板玻璃隔断分隔成的颠倒办公室的优点在于：人坐下来，房间消失了，他与全公司一起工作，没有声音的干扰，可以享受自然光、景观和开敞空间，一旦起身可获得视觉上的私密。2[2]图3．北京康明斯亚洲总部办公室室内。无疑，在一系列的颠倒后，某些空间趣味产生了，但真正的问题不会因此被遮蔽：办公不是理想化地进行空间审美的仪式性行为，而是联结着一整套非视觉性的组织关系。传统矮隔断严格说来不单是空间分隔装置，而是现代办公空间的综合载体，它能有效整合所有使得办公行为成为可能的基础设施：文件地柜、办公桌椅、桌面书架、桌面设备如电脑及其管线、以及在坐视范围内的信息张帖板等等。当矮隔断在概念思辩中被作为单纯的空间分隔元素，从一整套复杂的组织关系中分离出来，被反转、颠倒到1.3米以上，那些不得不滞留在地面上的基础设施，一方面在运作性能上开始捉襟见肘，一方面又成为空间视觉累赘物，直接抵消着建筑师所追求的1．3米以下的空间透明性；办公人员在坐着办公时会失去空间的私密性，而站起来又会失去空间视觉的连贯性，尽管其下半身还有可能在视觉贯通的空间中被众目注视──其空间体验会很奇特，但怎样的办公室运作逻辑能支撑这样非常的空间布置逻辑呢？对上述细节不厌其烦的辩析，无非是为了引出一个重要的建筑问题：可以说现代公司办公的组织形式、运转逻辑、及一整套技术性的基础设施(声、光、电设备、家俱等)等综合因素内在地决定了办公空间的普遍性形态(事实上，今天通行的几种大空间办公方式都是基于美国二战后对现代公司办公方式的系统性的研究成果上和相应产品的开发上)；当然这并不是说上述普遍性的办公空间形态就没有突破的余地，但是值得探讨的是：如果建筑师不从空间形态的内在组织性逻辑出发，又没有特定项目的特殊性支持，而仅仅通过对几项孤立的空间现象学因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