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广州外贸产业的发展历程

近代以来广州外贸产业的发展历程近代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发生了一系列颠覆性的变化。从商品的结构，到产业的规模，都与清代以前相比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广州，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锋，近代前夜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研究它的外贸产业，也能对中国的外贸产业发展有所了解。那么，广州的外贸产业历经了怎样的发展？广州的外贸产业发展对当代的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第一部分：危机下的广州外贸产业（1840～1912）1.1清代中前期广州外贸产业概况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广州外贸之前，我们要先对清代广州外贸进行一个概述。总体上说，从清代外贸可分三个时期:清建立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为强制禁绝时期，开放海禁到鸦片战争以前为海禁松动时期，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清灭亡为被动开放时期。在清前期，为了防御东南沿海强大的反抗势力，确定其对全国的统治，严厉实行“沿海省分、无许片帆人海”的海禁政策，同时对来华客商进行严厉限制。由于清政府刚刚在东南地区初创政权，政局不稳，广州外贸产业陷入萧条。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在平定了三藩和收复了台湾后，废除了海禁，宣布:“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无论满汉人等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允行”1，开放了四个口岸（松江、宁波、厦门、广州四口）。在四个口岸之中，以广州的粤海关为主要海关。到了1757年底，因为英国商人频繁北上引起了清廷疑虑，1《皇朝政典类纂》卷117.清廷宣布关闭其余三关，只留下广州的口岸。在这段时间中，广州外贸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1760年到1764年间，中国的中英贸易总额年均约为145万两，而到了1780至1784年间，中国的中英贸易总额已上升到了338万两左右2，而在这之中，绝大部分的贸易额都是由广州这唯一一口创造的，这体现了广州外贸产业的兴盛。但是在这繁荣之下，掩盖不了的是对外贸易的主导权的丧失。由于不允许500石以上的船只出海，中国商人已无法将中国的商品向国外大规模出售，中国对外的远洋贸易已经完全绝迹，对外贸易的高额利润被外商获取。但是白银内流的趋势，使得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因此，即使没有鸦片，资本家也必然会找到另一种东西来替代鸦片，打破中国自然经济的壁垒。1.2两次鸦片战争对广州外贸产业的影响在西方国家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的清政府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幻想之中，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而这个时候，英国人不仅为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所苦恼，更为甚于“闭关锁国”十倍的经济形态上的“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壁垒所苦恼。这个时候，鸦片成为了西方人经济侵略中国的武器。有人推算：鸦片战争前十年(1830—1840年)共计输入鸦片约238000箱(平均每年进口约24000箱)，总值约163384000元;19世纪30年代中国因支付贸易逆差所流出的白银，平均每年约七八2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P203百万元(合白银约五六百万两)3这使得中国的白银趋于外流。林则徐虎门销烟，不仅销毁了鸦片，更大大的打击了英国人的“东方的三角贸易”4但英国人并不甘心失败。在英国，工商业界代表与鸦片贩子纷纷上书：“中国方面的无礼举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是不会轻易放过的。”5。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鸦片战争爆发的必然性。经过了一系列的事态演变，鸦片战争在1840年6月正式爆发。在鸦片战争的前期和中期，广州一直是战争的主战场。因此，广州的外贸产业受损十分严重。自1840年6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到1841年5月签订《广州和约》，经过了两年时间。若按照“一口通商”80年期间，总贸易额约为42亿两白银的数据来测算，这两年起码损失了1亿两白银的贸易额。1842年8月29日，随着《南京条约》的最终签订，鸦片战争结束。但鸦片战争的影响却并没有随着消失，反而是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逐渐加深，对广州的外贸产业的影响也是如此。其大概有以下几点：（一）“五口通商”的实行，使得广州原有的“一口通商”被打破。据统计，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广州对外贸易的绝对值出现下降的趋势，对英国的贸易总额由3100万元下降到1600万元，来广3李伯祥、蔡永贵、鲍正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的数量》，《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4李侃等著的《中国近代史》中提到鸦片贸易与棉纺织品贸易，茶、丝贸易并称为“英-印-中三角贸易”。5《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第二册，P661-664州的美国商船由93艘下降到70艘。这不得不说是“五口通商”后广州港外贸地位衰落的写照。此外，因为上海的种种优势，上海开埠后，贸易重心逐步北移到长江流域的上海。在1844年，广州的外贸额比上海高出了2860万美元左右，但是到了1852年时，两地对外贸易额已经基本持平，到了1856年，上海更超出广州的贸易额1460万美元左右。可以说，上海的崛起，加快了广州外贸产业的衰落。（二）割让香港后，香港成为了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个重要据点。因此，英国就把对中外贸产业中的一大部分转移到了香港。1843年2月7日英国在香港建造的第一艘80吨船下水。这既是英国人在香港建造的第一艘船，也是西方人在中国建造的第一艘船，也体现了外贸产业中的重要一环——码头和造（修）船业开始转移到香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时，其他西方人在广州设立的船厂，不是倒闭就是被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收购6。所以说，香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广州的某些职能，使广州外贸产业加速衰落。但是香港与广州的关系，在数十年后，却为广州外贸产业带来了新的生机，这暂且不谈。（三）《南京条约》中有关关税的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这一方面鼓励了外国侵略者大量输入商品，另一方面又使得进出口的税率降低，促进了广州外贸产业的发展。但是，中国的自然经济壁垒始终没有被打破，英国商品在1845－1848年，经历了一轮滞销的危机，而中国出口则与此相反，茶叶的出口量在1844年到1858年间，增长了47%。生丝的出口量更是由1843年的1430担，增长到1858年的69000担，增长了48倍多。7实际上，1853年时，中国的白银流6此段材料援引于《近代香港崛起与广州衰落》，顾则徐著。7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出已经变为了白银流入。（四）同时，关于废除“公行制度”（即允许外国派驻领事、关税税率、通商等）的条款，使得洋人蜂拥而至。据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彼得•珀杜研究，在18世纪60年代，抵达广州的外国商船平均每年只有20艘，到19世纪40年代增长到300艘；在1760年至1840期间，每年抵达广州的外国人的数量，从两三千人增加到三四万人。但是，广州本地的商人在与外国商人竞争时，由于官府的盘剥及外商的技术优势的各种原因，总落于下风。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光绪元年（1875年）说：“（外国）轮船入中国，而上海之沙船，宁波之钓船，广东之红单船失其利。侵寻及内江，自汉口以下，各船废业者逾半”8此时的航运及外贸产业，主导权已经由中国商人手上转移到了外国商人的手上了。总之，鸦片战争给广州外贸产业带来的不仅仅有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为腐朽而迟滞的广州外贸产业吹来了一丝春风。但是，广州还没来得及把握这次机会，太平天国运动又掀起了一场新的风暴……咸丰四年（1854年），广东各地的天地会纷纷发动起义，几乎全省都被各支互不统属的天地会占据。在广州城外，水路和陆路都已被切断，形式向着有利于天地会的方向发展。在此时，两广总督叶名琛迫不得已向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要求帮助，希望英国海军能帮忙打败广州城周围的“叛党”。英国人维持着表面上的“中立”的同时，还是帮助了叶名琛平息天地会起义。然而，叶名琛却在这之后依然保持着倨傲的态度，将英国人视为“蛮夷”，这可以称得上是第二次鸦片8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战争的必然原因。在1857年，英军借口“亚罗号事件”，悍然进攻广州，在这之后法国人也借口“马神甫事件”，联合起英国人进攻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城被侵略军统治了三年多之久，清政府的官员已经沦为了傀儡。这种局势一直到1860年10月才结束。这段经历之后，广州对外贸易的限制基本被打破，外国商人由此牢牢把握住了广州的外贸产业主导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的外贸产业其实在总体来说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反而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更多的通商口岸开放，更多的外商来到中国进行贸易，广州的外贸产业也得到发展，但是广州的发展速度，已经赶不上位于长三角的上海了，广州的外贸产业，已经陷入了危机。到1894年，广州港与武汉、天津、厦门、福州等口岸合在一起在进出口总额中占了30%左右的份额，而上海一个港口，就占了58%的份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广州外贸的商品结构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天津条约》后，鸦片以“洋药”之名公开进口，洋纱、洋布、洋油、洋烟、洋酒等消费品和纺织品大量涌入广州，出口的商品也主要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需要的重要农副产品和矿产。这种变化，反应了广州进出口商品结构适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广州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程度更深，对外依存度也更高了。1.3甲午战争之后至民国建立前广州外贸产业的萎靡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中国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直接标志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半殖民地性质进一步加深。《马关条约》对于广州的外贸产业，影响却不十分直接。其一，《马关条约》规定开放的通商口岸多位于长江沿岸，不会与位于珠江流域的广州产生多大的直接竞争；再者，《马关条约》是日本的“杰作”，日本瞄准的是华中、华北、东北，对于华南地区的影响力不大。但是，《马关条约》使列强看到了中国的虚弱，使得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势力范围的扩展，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甲午战争后，山东、东北、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福建相继成为了列强的势力范围，到了1899年中国基本被列强瓜分完毕。对于广州来说，《马关条约》及其后续的条约，只能说是进一步使广州的外贸产业陷入泥潭。在《马关条约》及其后续条约中，基本上使得中国基本开放，各地区的外贸产业都有所发展，挤占了广州的外贸份额。在当列强在中国其他城市大肆扩展租界的时候，广州的租界却仍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沙面岛。这一方面使得广州的主权沦丧得没有那么严重，另一方面却又显现出广州对外贸易地位的下降。在帝国主义者的眼中，广州的外贸产业已经失去了辉煌。广州外贸产业衰落的根本原因，其实是进出口制度的不合理。一直以来，我国出口商品以丝茶为主，而长江三角洲的生丝产量高于珠江三角洲，上海、汉口等地也离茶叶主产地如湖广、两江等地更近，这也就决定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外贸发展潜力。同时，在鸦片战争之前，全国大部分出口商品都通过广州进出，实质上是举全国之力来使广州繁荣，而在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广州的外贸产业市场占比也就一路滑落，直至民国初年，广州外贸占比仅有9%。但是广州的外贸产业出现了一些特别的现象:外贸产业持续出超，且出超额有所扩大。1895年，广州外贸出超为1182870海关两，到了1905年，出超额已经达到了10910316海关两。9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杨瑞贞的《清末广州外贸与地区经济》中有详细论述。她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广州周围机器缫丝业、爆竹制造业以及地席制造业的发展以及香港成为珠江三角洲外国商品进口的主要港口。1.4广州外贸产业在此时期带来的好与坏广州外贸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珠三角地区机器缫丝业的发展。1873年，陈启源在南海西樵建立继昌隆缫丝厂，此后，南海、顺德等地多改用机器缫丝，纷纷建立起缫丝厂。到了19世纪90年代前后，在十三行附近出现了专门的机器制造厂——均和安机器厂。而机器缫丝业的发展，又促进了珠三角地区桑基鱼塘的出现。桑基鱼塘出现于明清时代，在南番顺地区起源，到了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珠三角的桑基鱼塘面积约有150万亩，而珠三角地区的顺德更是被称为“南国丝都”。在这个时期的广州，外贸产业的发展程度已经相当之高。这造成的不仅是对外开放程度高，对外依存度高，更有意义的是社会风气的革新，而这种社会风气的革新，体现在了方方面面。如1872年伍廷芳在广州创办《羊城采新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