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艾米丽的人物思想分析

摘要：文章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着力探讨了《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的主人公爱米丽在父权制和清教妇道观的双重镣铐下被物化为影子人物的过程。揭露了处于失语状态的南方女性在男性主流社会中的抗争，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只是一种无言的呐喊。关键词：父权制；妇道观；影子；无言的呐喊引言威廉·福克纳是2O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鼎足人物，是南方文学文艺复兴的旗手和精神领袖。作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小说家，他的突出成就体现在他所创造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这套涵盖了十五部长篇小说及几十个短篇的“世系”，宛如一组浩瀚的美国南方史诗，反映了美国南方社会从19世纪初到2O世纪中期150多年的变迁史。《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不仅是福克纳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也是最负盛名的一篇。该短篇笔触凝练、构思精巧、人物塑造极富个性。再加上作者对哥特式气氛的渲染，堪称为可与长篇杰作相媲美的短篇力作。小说以“约克纳帕塔法”的杰弗生镇为背景，讲述的是美国南方没落贵族世家的爱米丽由爱生恨．毒死情人并与腐尸同床相伴四十余年之久的恐怖故事。“这是一个被性政治制度残害、背叛的一个女人的故事”[1]，反映了在清教思想影响下的父权制、妇道观以及种族主义对女性身心的摧残与性的压抑。爱米丽象征地代表了南方妇女的状况：没有本体，没有独立的身份，没有自己的声音。基于此，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着重探讨这篇小说中的女性的社会存在：爱米丽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独立存在，她只是男权主流文化和传统妇道观背后的影子，一个虚无的代码。一、父亲背后的影子以种植园经济为基础的美国南方社会是一个浸透着浓厚的清教主义思想的父权制社会。在这个父权社会里，实行的是男权秩序，拥有的是男权文化。妇女被排挤到一个阴暗的角落，成为男性社会中的“他者”，她们只是男权文化创造的一个物体，一个空洞的能指，一个没有独立存在的影子。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享有绝对的权威，他可以决定和操作着家族中每一个成员的命运。爱米丽的父亲就是一个专制的父权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是暴君式家庭统治者的集中体现。作为南方没落贵族的卫道士，他专横霸道，自视清高，手举马鞭赶走了所有前来向爱米丽求婚的青年男子，使爱米丽错过了谈婚论嫁的最佳时期。在全镇人的印象中，格里尔生父女的形象似乎永远被定格成一幅画：身段苗条、穿着自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巧勾芡出了他们俩的身影。无论是父亲叉开的双脚，手里的马鞭，还是背对着爱米丽的侧影，无一不反衬出爱米丽在父亲的控制下的懦弱和顺从。父亲形象被刻画得高大而又强有力，像一尊保护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时的爱米丽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印象：她永远只是隐没在父亲身后的那个沉默、柔弱、亦步亦趋的影子，没有独立的身份，没有自由的意志，当然更谈不上选择自己的婚姻和爱情[2]。父亲活着的时候爱米丽被专横的父亲剥夺了作为人的主体性，仅仅被物化为父亲家族的私有财产。而父亲却被她当成了她的保护神。成了她情感的惟一支柱。她成了一个没有灵魂、没有欲望、没有个性的“影子人物”。她仅仅是父权社会中维系家族尊严。追怀昔日辉煌的纪念碑。当她的父亲死去时。她不能正视父亲离去在她的心灵上留下的情感空白．她一再否认父亲的死．并坚持不让人将其遗体下葬，因为她意识到在自己以往的生活中。除了父亲。她一无所有。父亲既是她的保护神．也是那个“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父亲死后。爱米丽还一直生活在专横暴戾的父亲的阴影中．她一直将她父亲的炭笔画像供奉在壁炉的上方。即使是在她74岁去世后。“停尸架上方悬挂着她父亲的炭笔画像，一脸沉思的表情”。这似乎在暗示读者，父亲对爱米丽已形成了一种精神禁锢：她的思想和行为完全是由父亲的意愿所决定。她永远也不能逃脱父亲的影响．正如影子只能依附实体而存在一样，她也只是以“他者”、“边缘人物”的身份存在。在清教思想统治下的南方，父亲已经被非人化了，已经上升到了神的地位。同样，妇女也被非人化了，她们沦为了一群没有主见、没有自主意识的“影子人物”。二、南方淑女观下的影子在父亲生前爱米丽一直活在他的阴影中，没有机会过上正常女人的生活．那么父亲的死无疑可以结束爱米丽那种行尸走肉的生活，她完全可以去追求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所渴望的丈夫和家庭。像所有女性一样。作为女人的爱米丽有着一切女性所共有的“想被爱并得到一个丈夫和一个家庭”的愿望。这种压抑的感情终于在父亲死后如火山般爆发出来她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一个来自北方的工头荷默·伯隆。生长在南方的爱米丽当然知道和一个北方人恋爱要担当多大的风险，要承受多大的压力。然而，忠于爱情、渴望幸福的爱米丽并没有因为镇上人的责难，浸礼会牧师的“拜访”以及固执的堂姐妹的干涉而动摇爱一个北方佬的决心。她敢于冲破一切阻力，以她的执着和勇气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正当爱米丽陶醉在幸福的爱河里准备操办婚礼之时，绝情的情人竟然无意迎娶爱米丽。当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机会都是那么渺小时，爱米丽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用死亡来留住将逝的爱情和情人。如果爱米丽身上有这种敢爱敢恨的个性，那么在荷默抛弃她以后。她完全可以抚平伤口，重新寻找爱的归宿。她可以像福克纳描述的其他的堕落的女人那样，自暴自弃，或通过玩弄异性以求报复。但爱米丽没有这样做，她也不可能做得这样“洒脱”。因为作为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南方女人，她精神上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她的灵魂戴着镣铐——南方妇道观的束缚，她始终是南方精神的守护者。美国南方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父权制文化。根据基督教对女性所规定的种种道德规范，使南方女性生活在一种被压抑的文化环境中。庄园贵族们按照父权文化的需要，编造出一系列有关贵妇淑女的道德风操神话。上层社会的白人妇女被神化为“冰清玉洁”的圣女，被看作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为了保证血统的“纯正”或“高贵”，妇女的贞操被看得比她们的生命或她们作为人的价值还要重要。这些优雅贞洁的神话装点着南方贵族的门面，试图以此从精神上来奴役妇女。使“她们像清澈透明的水一样纯洁清白。像晶莹的冰块一样冷峻”。这样一来，妇女被赶进了性生活的真空中去。她们正常的情感和欲望受到压抑和谴责。不仅如此．南方人规定了她们只能“上”嫁而不能“下”嫁。只能有“妇道”而不能有情欲，只能服从而不能反抗。只能为家族“争光”而不能“抹黑”。只能牺牲自己来保全家庭荣誉而不能相反[3]。在传统道德观念的熏陶下成长的爱米丽当然知道。南方的规矩是女人只能有丈夫而不能有情人，而她却犯了这一大忌，找了情人。她的心灵始终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内心深处一直有种犯罪感。为了消除这种犯罪感，她唯一的选择就是将情人变为丈夫。在这种妇道观的影响下，爱米丽一边与镇上的人对峙，一边购置结婚用品。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荷默却抛弃了她。格里尔生家族的妄自尊大和不服输的性格扭曲了她的人性，爱米丽不甘心做弃妇，她选择了毒杀荷默来完成与他的结合。她将他的尸体放在她原先预备做新房的卧室的床上，日夜陪伴着她直至她生命的最后一刻。爱米丽不惜采取扼杀情欲，向精神献祭这一悲壮的举动来捍卫的实际上是一种“已经成为过去的南方文化精神．它的内容包括庄严辉煌的贵族门第观念、骄傲的个人荣誉和尊严、南方贵妇淑女的风操等”[4](P113-114)。爱米丽成为了南方淑女观下的牺牲品，从那以后，她将自己封闭在那座落魄不堪的古屋中，与一具腐尸厮守四十年之久并以此来赎罪。爱米丽真正成为了一个没有情欲、没有性别、没有身份和话语的影子人物。她行走于腐尸和破屋之间，无声无息，将自己永远封闭在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心灵真空中。三、无言的丰碑作为人道主义的捍卫者，福克纳并没有直接描写爱米丽的内心痛苦。她的悲惨的一生都是通过被别人所描绘、所确定、所解释、所热爱或者被别人所仇视，她始终生活在失语中，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身份，没有本体的自主意识。爱米丽从未真正过过自己的生活。从未掌握过自己的命运，从未实现过自己作为女人的真正价值。在人们眼中，她从来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渴望并有权利过正常女人生活的女人，而是被物化为一座“纪念碑”，是“一个传统的象征”、“一种义务”。著名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揭露了骑士优待女性的现象的本质：“一种堂堂正正的补偿。以让附属的女性获得某些保全面子的手段”。“这只是主人集团将依附对象抬到偶像地位加以崇拜的游戏”。“它模糊了西方文化的男权制实质．并且通过向女性交付难以实现的美德。让女性局限于一个狭窄的、往往被无偿征用的行为规范峒)。在这种男性游戏规则的束缚下，爱米丽处于失语状态。她的婚姻被父亲操纵，她的命运掌握在镇上人的手中。当她和相爱的人一起驾车出游时，几乎所有的镇民都对她的举止表示不满。认为她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她被标为“全镇的耻辱”、“青年人的坏榜样”认为她已经堕落了。他们岂容这块传统的“纪念碑”因下嫁平民而倒塌，对爱米丽的“越轨”行为横加干涉。他们先是议论纷纷，然后迫使浸礼教会的牧师上门指责，最后又写信把爱米丽的两个傲慢、顽固、保守的堂姐妹叫来。利用家庭、教会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来阻止这场婚姻。对此，爱米丽故意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蔑视姿态。孤傲的爱米丽决心以沉默、乖张、病态来对抗男性社会。她把收税的人“连人带马”地打败了，她无视当地法律．用咄咄逼人的口气买到砒霜，她选择谋杀情人的手段，而不是大多数妇女被抛弃后所采取的自杀手段来与整个男性中心社会抗争。但是，随着情人的死亡，爱米丽连同自己的生命和作为一个女人所有的情欲都一起陪葬了，她成了一个活死人。一个女人的柔情和怨恨以及无声的抗议都隐没在荷默尸旁枕上的“一咎长长的铁灰色头发”上。四、结语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方是清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它甚至“比清教徒的新英格兰更为清教化”。生活在父权制和妇道观下的南方妇女身受这双重枷锁的束缚，她们始终作为“第二性”处于从属地位。女人和财产一样，属于父亲和丈夫。女性的存在只是作为满足男性生理需要和繁衍后代的工具。父权文化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树立了一套女性价值观，以使女性自觉地纠正自己天性中与之不相吻合的部分，把贤妻良母作为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爱米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正常欲望受到压抑、人性遭到摧残、人格被践踏、灵魂被扭曲。她被非人化，被异化为没有性别、没有欲望的符号，即“南方淑女”、“贞节牌坊”、“纪念碑”。正如爱米丽永远站在她父亲的后面一般，她永远只是男人背后的“影子”。她对男权社会的反抗，虽然具有希腊英雄般的抗争后的悲剧之美，但她的呐喊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只是一种无言的呐喊。爱米丽在小说中的影子性也只是现实生活中无数受害妇女影子性的典型再现。参考文献[1]李洁平．怪异的真实本源——《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一种女性主义的解读[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3(1)．[2]尤雷．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身份探寻[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3]魏玉杰．上帝与撒旦的冲突——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主题分析[J]．国外文学，1998(4)．[4]于冬云．多元视野中的欧美文学[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5]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