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作业--《天朝的崩溃》读书笔记

1还原历史的真相——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简简单单四个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词语。在这场发生在160余年前的战争中，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也由此开启了一个民族百余年的屈辱历史。可是我们对于这场战争，又到底了解多少呢？那些我们从小就又教科书以及传统故事中所了解的英雄事迹，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求和派的软弱，清政府的昏庸无能….是否就能代表历史的正像，我们常常会想一些如果，如果林则徐没有被罢免，如果清政府能够做出有效的抵抗，如果没有琦善的卖国行为….是否一切会不同，可这一切不过是与史实不符的空想罢了。《天朝的崩溃》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观念解析鸦片战争，通过详细的考据，把过去这些标签还原为一个个分明的细节，使我们有机会跳开所谓的“盖棺定论”对事件进行重新的审视，以此还原历史的真相。一．“主战派”与“主和派”之辩“主战派”与“主和派”是我们在学习近代史中经常听到的两个词。主和派懦弱胆怯，一味讨好西方；主战派誓死力争，乃当之无愧的的民族英雄，这种想法早已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可在《天朝的崩溃》中，作者却告诉我们，本就不存在什么主和派与主战派，有的只是“剿”与“抚”两种传统的对付“蛮夷”的处理方式。所有的“投降派”最初都曾是“主战派”，都不相信堂堂天朝竟会敌不过一个“蕞尔岛国”，而当他们亲眼目睹了双方实力的巨大差距后，却无一例外的失去了抵抗的勇气。而那些主战到底的大臣们，也只是在巨大的差距面前还抱有“天朝大国”的骄傲与固执，他们或战死沙场，或因失利而被废黜。正如唐德刚《晚清七十年》里对甲午海战的分析,李鸿章深知北洋水师军力,主张保存实力,可是落得卖国的罪名,而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只知道标榜民族大义，自命清亮气节，对外国一律排斥清议派主战,却得享美名。现在我们理性的分析,唯一的出路就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务实派、洋务派主张的认清差距,改革体制,韬光养晦,迎头赶上。可是对于清朝颟盰的当局者,这是不可能的,历史于是呈现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2事实上，只是假象而已。二：“忠”“奸”之分“林则徐”这个名字，与虎门销烟一起，已经在中国人心目中成为爱国与抗击侵略的象征。其实林则徐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神奇，他对西方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甚至认为洋人“膝盖不能弯曲”，林则徐虎门销烟后对敌情进行了相应的判断，却错误的估计了当时情势。纵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不善陆战，他的部署是几近于“书生议兵”式的想法，根本无法抵御船坚炮利的英军的进攻。可是出于历史的巧合，英军并未直接对广东发动进攻，而只是封锁了广东沿海，但这绝不是因为英军惧怕林的武备。可是这却给后人造成了假象，即使当时的人也认为只要采取林则徐的策略则必胜无疑。正是出于这样的误会或者说巧合，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占据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并流传至今。林则徐成为了英军斗争策略的牺牲品，但当他看到战后琦善、余步云等人的下场后，不禁为自己感到庆幸不已，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自己在广州与英军接仗，也必定难逃失败的命运。林被贬伊犁后，更关心的是人事变动和自己的复出。这些说法都是值得我去思考的，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也不可一厢情愿的认为谁怎样怎样。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史料去研究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同样的误会发生在琦善身上。后世对琦善的评价多称其为“卖国贼”，可是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证据证明了琦善根本没有卖国的动机，扣在他头上卖国的罪名也无法成立。之所以分析出这样的结果，乃是出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中英两国实力的对照和两国的各自不同的心态。琦善之所以被称为卖国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跟英方的交往中，以主张“抚”为主，而这与当时主“剿”的主流观念格格不入。可是主抚的大臣违背了主剿的皇帝的旨意，必然会招到贬黜。所谓“奸臣”，只是当时人及历史书写者们为了掩盖道光皇帝以及整个制度的失败而选择的替罪羔羊，以便使自己能够心安理得的接受战败的结果，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春秋大梦。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不可挽回的事实，不是一个人的忠奸所能决定的。3三．“保家”与“卫国”在这场屈辱的战争中，“三里元”战斗大概是唯一值得夸耀的一点，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讨论这一场战斗，得出的结论却是令人沮丧的，斗争的原因更多是出于保家，而不是卫国，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在当时还并没有形成。战果也由击毙数人，被夸大至数百人，而击毙的所谓英军头目，更是为了邀赏而进行的谎报。“三元里”抗英的传说，更像是处于情感与道德需要的谎言，真相是，战时有很多中国人为英军运送粮食和淡水，也有许多人躲在远处观看清军与“英夷”作战，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仿佛是只是一场热闹的戏剧，大清的胜败，与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四．中西差距我们禁不住要问：如果道光帝有魄力，举全国之力，坚壁清野、与英人打持久战，是不是会有获胜的可能呢？只要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就会发现，清朝的兵力虽在人数上占优势，但当时的清军驻防分散，难以集中，调动也很困难，除训练、打仗外，很大程度上还担负警察的职责。而且当时的清军不论八旗还是绿营，战斗力都已经相当差劲。而英军在鸦片战争后期人数已经达到两万，可以算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军队，在大部分战场，清军迎战的兵力仅比对手略多或持平。而且这些人从各地、各省抽调而来，其战斗力显然不如整体编制的对手。从武器上说，清军的火器源于明朝末年，近二百年间几乎没有技术上的改进，发射的速度、准确性都比对手差，而且受资金等条件限制，难以更新，有的火枪竟是上百年的“文物”。大炮也类似，式样和当年明军阻击后金进攻时的红衣大炮差不多，铸造技术也落后，使用时经常被炸裂伤及自身，射程、准确性自然不高。更有很多士兵还使用大刀弓箭，无法和近代化的英军相比。除了军事，当时的中国在体制与意识上与西方的差距同样巨大，决策权全在于道光帝,即便是琦善、奕山等钦差大臣,也无法在谈判中有实质性的退让。而道光帝又绝非雄才大略,对英国军事实力以及战争意图一无所知,他本身对英国的态度也常处朝令夕改之中，再加上官吏的欺瞒,他们的奏折只有一条原则,就是揣摩上意,投道光帝所好,毕竟,身家性命在道光手里,宦海浮沉,也在道光手里。于是,撒4谎成为钦差大臣的拿手好戏,谎言一个比一个说得圆,牛皮一个比一个吹得大。因为这样才可能博得“引领东南,恭候佳音”的道光帝欢心。在《南京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同样处处显露出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落后愚昧和无知。谈判代表之一，前两江总督伊里布的家仆，对英方提出的条款可以说闻所未闻或知之不详。事实上，即使是伊里布本人或是大清朝的其他官员也未必懂得条款的真实含义。不知不觉中，一个是中国割地又赔款的条约就签订了。但是，一切还没有结束。一个危害并不比《南京条约》小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又称《虎门条约》）又签署了，随之失去的是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对英人的司法审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可条约的中方签订者并不这么认为，耆英当时甚至可以说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并且让今人感觉怪诞的是耆英对新约的签订是完全同意的，问题是在签约之时实际上已经没有“便宜行事”的权力了。愚昧和无知仍在继续，危及中国国家利益更大的中美望厦条约、中发黄埔条约相继签订。可那些审议、批准这些条约的军机大臣、各部堂官乃至道光帝，都没有认识到这些条约会给中国权益造成何等的损害。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当时西方的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等国也要求与中国签约，而主事者耆英也本着“一体颁发”、一视同仁的原则一并予以接受，而道光帝接到耆英的报告，朱批：“所办甚是”。书中提到了蒋先生的名言：“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军事，体制，意识上的全面落后，,老大帝国必败无疑,从此陷入深重屈辱。五．中日差距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从古代史进入现代史的转折点，而它之所以成为转折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从鸦片战争后进入衰落。其实一个国家的历史犹如人的一生，有起伏有兴衰，会打败仗很正常。其实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和中国同样落后，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也同样受到侵略——日本在1853年收到美国东印度公司的侵略，也就是所谓“黑船事件”。而在一年后，当再次受到侵略时，日本被迫接受了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自然国门也被强迫打开了。不同的是，日本在被打败后，全族人民在温床中觉醒，不睡觉地奋斗，引起了日本历史5上的重大转折——明治维新。同样落后，同样受侵略，日本战败后迎来的是发展，中国战败后迎来的是衰落。几千名阵亡将士的鲜血，并没有换来清朝君臣的反思。这古老而陈旧的国家机器，仍然按照它惯常的节奏不紧不慢的运转着。经历过这场战争的大员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与地位，对东南战事绝口不提。而当魏源、徐继畲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怀着矛盾的心情，发出了解、学习西方的微弱呼声时，立即遭到守旧士大夫众口一词的声讨。“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远比清军的防御工事要坚固得多。而当1860年英法联军攻破京城，满清大员们终于意识到“洋务”之重要性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已经浪费了20年宝贵的光阴。在这20年里，另一个不断积累实力的岛国，已将漆黑的炮口，对准了清帝国羸弱的身躯。历史已经过去，谁也无力改变，留下的只余怀想与反思，《天朝的崩溃》通过详尽的史料，独到的见解，引导我们关注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其实历史的兴衰很平常，就170年前的中国而言，要在鸦片战争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无法改变也是注定的事实，我们学习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从前人的成功中获取经验，从历史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站稳了积极建设自己的国家。正如作者所言：“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我们理应从历史的真相中反思自身，解决作者所说的鸦片战争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