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理论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法兰克福学派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并以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而著称。它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M.施蒂纳等人的传统，受A.叔本华、F.W.尼采和W.狄尔泰的非理性思想影响，并受新康德主义、M.韦伯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学的启迪，借用K.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和G.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提出和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旨在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批判理论超越一切哲学之上，并与每一种哲学对立；这种批判否定一切事物，同时又把关于一切事物的真理包含在自身之中。30年代，由于西方世界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崛起，批判理论家们抛弃了无产阶级具有强大革命潜能的信念，转而强调工人阶级意识的否定作用。在《启蒙的辩证法》(1947)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理性进步过程已堕入实证主义思维模式的深渊，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经变成为奴役而不是为自由服务。据此，他们判定无论“高级”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在执行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样，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走上了对整个“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否定的辩证法》(1966)一书中，阿多诺进而赋予“否定的辩证法”以否定任何肯定事物的普遍否定性的地位，认为它是一切可能的社会认识之基本原理，从而在哲学上为法兰克福学派确定了认识论根据。在这些基本原理中,批判理论同社会理论,归根结柢把认识批判和文化批判看成一回事；它既提出了总体性的理论认识的要求，同时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认识的可能性。阿多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包含着对“虚假事物”的“肯定”陈述，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的实在关系以及对历史进程的“肯定”陈述。这样，客观的技术决定论的宿命观点与主观的唯意志论的自由观点之间的二难抉择便被引申为社会的辩证法。在对现代社会的判定上，“否定的辩证法”把认识论观点与社会历史观点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激进的批判主义观点，即科学和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是一种“统治”和“意识形态”，它通过支配自然界而实现对人的支配。因此，要在工业社会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内拯救人的精神价值是毫无希望的。批判理论与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在历史哲学、社会理论和社会认识上都与现代社会学具有紧密关系，它的社会理论观点被看作是批判的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理论观点的批判理论，本身就是“工业社会”理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包含着一个现代人如何看待这个社会以及如何行动的具体纲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一般批判，批判理论涉及意识形态的起源、形成和社会功能等诸多知识社会学问题，它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社会学体系，并对当代有影响的知识社会学家K.曼海姆的观点产生了影响。作为一种社会认识方法论，批判理论继承了德国人文科学的精神传统，它从创立之日起，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结构功能主义从理论上的实证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把现代社会视为有机的整体。针对这一点，弗罗姆在《健全的社会》和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论述中指出，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而是一个病态的机体，为此不能把偏离这一社会的规范、标准的行为视为反常现象，反之应看成比病态社会标准更为正常和健康的现象。据此，他们指出西方社会学必须正视“价值重估”的问题。批判理论在诘难社会学将事实与价值分离即“价值中立”时，把反对实证主义发展到断言现代科学技术是一切剥削、压迫和奴役的最深刻根源，把反对自由主义推进到左派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立场，充分表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取向。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积极参与了联邦德国社会学界关于实证主义的论战。他们就晚期资本主义的前景、社会学的价值前提以及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即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与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家K.R.波普尔和结构功能主义者T.帕森斯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辩。双方的观点可视为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反实证主义两种传统的概括总结，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联邦德国一国和社会学一门学科和范围。理论的演变与学派的解体60年代末在西方青年学生造反运动失败后，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期领导人的哈贝马斯在政治上从该学派原来的激进立场上后退，开始承认资本主义的现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变得尖锐起来。同时，他在学术上也开始怀疑早期“批判理论”在70年代的有效性，并试图在批判理论与实证科学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哈贝马斯按照知识的旨趣把科学分为分析的科学、解释的科学和批判的科学。他把社会学和心理分析视为批判的科学，想通过社会学的批判能力来唤醒人们从崇拜社会结构和社会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与霍克海默或阿多诺时期相比已大为改观：它已包含有实证科学的概念和因素，近似于一种实用―心理分析的知识社会学，又接近于一种解释学的“沟通行动理论”。尽管该学派中还有一些重要人物恪守原先的立场、观点，如施密特仍在力主保持“批判理论”前后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内格特还在坚持极端左派的见解，但作为最后一位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家的哈贝马斯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的后退，已标志着统一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解体。理论：（一）从理性主义出发，从道义上对法西斯“独裁国家”进行了批判。除个别人之外，其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以理性主义为理论出发点，不是把法西斯主义归因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是把它看作“理性衰退”的产物和“专横个性”的表现。（二）搞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病态。法兰克福学派一些成员认为，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作了深刻分析，但对存在如何决定意识，以及意识形态如何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却没有说明，因而具有“经济主义”和“机械决定论”缺陷。为了“弥补”马克思主义这个“不足”，他们吸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某些观点，力图把社会学与心理学、理性与非理性、历史唯物主义与心理结构理论、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作更全面的批判。但是，他们企图以此来搞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通过“本能革命”、“心理改革”来消灭资本主义异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三）考察了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后果，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对人民统治的特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自动化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人们并没有摆脱异化之苦，相反，“现实构成了一种更高的异化阶段”，使“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的存在所吞没”。物质生活的改善是以人的革命精神丧失、牺牲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为代价的。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不仅采取政治恐怖手段，而且还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形成的“合理化”原则来阻止人民参与政治，使工业社会成了“技术统治的极权社会”。在文化方面，统治阶级竭力使精神产品“商品化”和“标准化”，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无孔不入地控制人们“内心自由”这块唯一的“私人天地”。当代一切标志文明的东西，既是人们控制自然界而使自己获得解放的工具，同时又是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手段。压抑性的社会管理技术性越强、越合理化，受管理的个人摆脱奴役状态就越加困难。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下，无产阶级已失去革命批判精神，同资本主义“一体化”了，解放人类的任务只能由具有批判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完成。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总之，按照他们的观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都因科学技术发展所引起的资本主义新变化而“过时”了。这种观点普遍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反驳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最初是针对“肯定的文化”这一概念而提出的。1936年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在《利己主义与自由运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肯定的文化”一词，1937年马库塞的《文化的肯定性质》的长篇论文又对这一概念做了专门论述。马库塞指出：“所谓肯定的文化，是指资产阶级的时代文化，……它的根本特征就是维护一个普遍强制的、永远更为美好和有价值的、必须无条件肯定的世界”。作为自由资产阶级时代的肯定的文化，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幻想世界，仅凭借个人内心活动而无需改造社会就可实现。在他看来，这种文化是从现存秩序的利益出发而发展起来的，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反映。肯定文化的基本社会功能既能充当现实的装饰品，美化和证明现存秩序，引导人们同现存相调和；又可使人们在幻想中得到满足，平息人们的反叛欲望。因为它是理想主义的，幸福的享受只允许存在于理想化的精神形式之中，甚至使得“不幸福也变为屈从和顺从的一种手段”。到了上世纪40年代，大众文化则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的重点对象之一。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解释，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它融合了艺术、商业、政治、宗教和哲学等因素，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和心理，培植拥护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故喻之为巩固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它一方面具有现代文化虚假解放的特性和反民主的性质，与独裁主义潜在地联系在一起，是滋生它的温床；另一方面又构成对个人的欺骗与对快乐的否定。1942年，霍克海默与洛文塔尔在通信中讨论了“大众文化”问题，紧接着在1944年，霍克海默又与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中提出了作为大众文化取代物的“文化工业”概念，用以指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认为它产生于一些较发达的工业国家，是制作和传播大众文化的手段和载体，它以独特的的大众宣传媒介，如电影、电视、收音机和报刊、杂志等，操纵了非自发性的、物化的、虚假的文化，成为束缚意识的工具、独裁主义的帮凶，并以较前更为巧妙有效的方法即通过娱乐来欺骗大众，从而显示了启蒙向意识形态倒退，进入了大众欺骗的阶段。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缘起于这种文化在当代西方社会所呈现的特性和消极后果。具体表现为如下方面：（一）大众文化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性质。法兰克福学派以阿多诺等人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已变成了一个“全面管理的社会”或“单维社会”，由于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本身的合理性，所以大众文化并不是在大众那里自发地形成的文化，而是统治阶级通过文化工业加诸在大众身上的一种伪文化，这种文化以商品拜物教为其意识形态。在对文化工业的思考中，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是阿多诺等对文化工业进行分析的主要依据和逻辑起点。阿多诺指出：“马克思把商品的拜物教特征性解释为对物的崇拜，这种崇拜是由于交换价值而被它自己制造出来的，同时又使它自身疏远了生产者与消费者”。阿多诺坚决认为文化工业的产品并不是艺术品，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作为在市场上销售的可替代的项目而被生产出来的一种商品而已。于是拜物教的性质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文化工业的产品的基本属性。（二）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和齐一化，扼杀了个性。由于以现代技术发展为背景的大众文化具有批量生产、无限复制的特征，所以大众文化具有明显的标准化和齐一化的特征。其直接后果就是真正的艺术品所应包含的个性的消失，艺术创作成为无个性的模仿和标准化的批量复制，现代艺术品从形式到内容都越来越趋于相同，成为可以批量生产的大众化商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每一领域是独立的，但所有领域又是相互有联系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在文化工业中，还普遍存在着“个性的虚假”，无论在文化艺术创作中，还是在艺术欣赏中，创造性的个性都不复存在。他们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使个人得到了发展，但是，技术的发展和统治，使个人的每一种进步又是“以牺牲个性为代价的”。他们指出，在“文化工业中，个性之所以成为虚幻的，不仅是由于文化工业生产方式的标准化，个人只有当自己与普遍的社会完全一致时，他才能容忍个性处于虚幻的这种处境。从爵士音乐典范的即席演奏者，到为了让人们能看出自己在影片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得不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