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的人物分析

1《阿Q正传》的人物分析杨莹在文学巨匠鲁迅先生为我们留下的巨大文化遗产中，《阿Q正传》无疑是最杰出的作品。它不仅代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吸引了一代代读者和研究者，产生了最为广泛深远的影响，而且为后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悟不尽的启示。《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背景，从农村乡镇的角度反映了这场革命的全过程，因此，《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历来就是人们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近些年来，有关的一些观点提得颇为尖锐，促使笔者也有此思考和想法，现不避浅陋，略述一、二，与各位共勉，希望能够有助于正确理解和发掘《阿Q正传》的深意和价值。一首先谈谈《阿Q正传》是否直接表现了辛亥革命的问题，这是诸多有关分歧的起点。《阿Q正传》发表之初，沈雁冰、周作人等人都强调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从启蒙主义的角度正确地分析了《阿Q正传》和阿Q典型的意义，阿Q被充分地现实化和生活化，但他们没有深入地探讨小说所揭示的国民性弱点与中国革命的现实关系。在以后的岁月里，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激流中，阶级观点在社会意识中不断地被强化。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形势已经改变，但当时的路线和政策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2种背景下，人们更重视《阿Q正传》所反映的农民问题和辛亥革命问题，将改造国民性与教育农民和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联系起来，如强调阿Q作为农民或落后农民的阶级本质，提出阿Q的革命性和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等问题。八十年代通过对文革的反思，反封建思想革命“研究系统”以批判的姿态出现，否定了以前的所谓社会政治革命研究系统，更强调鲁迅小说的改造国民性主题，认为鲁迅小说只是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阿Q正传》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也就定位在反封建思想革命上。但是鲁迅小说包括《阿Q正传》对于社会政治革命是否真的没有直接表现，它只是从思想革命的镜子中“折射”出来的呢?当时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仍然还是可以讨论的。我认为，鲁迅并没有把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对立起来，鲁迅小说也没有只表现思想革命不表现政治革命，相反，他对社会政治革命有非常敏锐、深刻和独到的认识，具体到《阿Q正传》来看更是如此。小说开头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图，揭示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它的巨大历史作用。在未庄社会中，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等组成了一个具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标记的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下层人民实行专制统治；而阿Q、王胡、小D等穷人则过着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连饮食男女等人的基本权利和本能3要求也被剥夺，“不准姓赵”事件、“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都十分典型而尖锐地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他们不起来反抗将没有任何出路，辛亥革命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不可避免地爆发的。不管鲁迅是否运用了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他对生活的描写和历史规律的揭示是准确而深刻的。鲁迅在小说中也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真实地表现了它对几千年封建主义统治的巨大冲击。那块供在古庵里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虽然是被假洋鬼子赵秀才砸掉的，但他们毕竟是趁了辛亥革命的浪潮。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城里那个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的害怕，革命一起来他就赶紧转移财产，准备逃难。作为地方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赵太爷钱太爷之流更是一反常态，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读着“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风的叫”阿Q为“老Q”的情景，我们不禁有点象阿Q那样“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如果这场革命能够继续深入下去，中国的面貌就可以得到改变，中国革命的进程将会大大缩短。二既然鲁迅在《阿Q正传》中不仅表现了思想革命的主旨，而且关注了政治革命诸方面的重大问题；那么，他对辛亥革命的总结，也就是小说对辛亥革命的具体表现，就不限于某4一端，而是全面的，并且在我看来还是辩证的，他同时思考了物质与精神，革命与群众，以及与革命相关的各个阶级、阶层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鲁迅最为关注的是群众的觉悟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他经历了绍兴光复的全过程，看到了革命是怎样很快就从胜利走向失败的。他痛感缺乏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没有造成农村的大变动，是辛亥革命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失败的根本原因。相反，革命的敌人封建势力却异常强大、顽固和狡诈，这也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在《阿Q正传》中，从城里的白举人、知县、把总到未庄的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都更富有反革命的经验，更善于变化和钻营。举人一闻革命风声，马上向乡下转移财产，并和赵太爷攀了“转折亲”，以应付时局。昔日不准阿Q姓赵的赵太爷在革命起来后立即改变了态度。“历来不相能”的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在看准形势后也“相约去革命”。他们到静修庵打了老尼姑，砸了“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偷走了宣德炉，又很快进城买到了“柿油党”的银桃子，用欺骗手段和革命党拉上了关系。城里的知县、把总等都已改头换面，做了“革命党”。就这样，新旧军阀官僚、封建遗老遗少很快勾结在一起，钻进了革命阵营。当他们一旦攫取了权力，立刻撕下了伪装的面纱，露出本来的面目，实行更公开的封建暴5力统治，反过来不准贫苦的阿Q革命，还诬陷阿Q为强盗、抢劫者，拿阿Q来“杀一儆百”。他们还向佃户“追缴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把还不起租子的农民投进监狱，大搞反攻倒算。他们作威作福，仍然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总之，《阿Q正传》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和真实的历史画面，深刻地揭示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辛亥革命都没有触动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封建势力仍然是那么猖獗，人民群众仍然是那么愚昧，“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被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因此我们说，鲁迅当时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认识是清醒的，全面的，深刻的。三鲁迅又是怎样表现阿Q的革命的呢?这是一个歧见更多争论更为激烈的问题，也是近些年来阿Q最遭异议之点。不少人认为，阿Q革命就是为了使自己成为剥削者压迫者，他要进行空前的大屠杀，建立空前残暴的政权，是比赵太爷还坏的凶残的刽子手，封建主义的代表，黑暗的化身。然而读了那些以谴责阿Q为快的文章，不免使人感到，它是否把阿Q抬得太高、太政治化了呢?它所描摹出来的形象，是否还是鲁迅小说中的那个“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从洋车夫和6小车夫中里面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阿Q呢?鲁迅还说过，他笔下的阿Q是必然要“革命”的。曾经有人说，从前那样落后的阿Q忽然要做起革命党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至少在人格上是两个。鲁迅却明确地回答，阿Q要做革命党是“不免发生”的，他说：“据我们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有人则认为鲁迅的话是对阿Q革命的彻底否定，也是对后来所有农民革命的否定，因为阿Q的革命就是前面所说的那种空前残暴的大屠杀。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未必符合鲁迅的本意。鲁迅既没有把阿Q作为农民革命效仿的榜样，也没有把阿Q想象得那么凶残。他对落后群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态度是最集中最强烈地体现在对阿Q形象的创造上的。客观地理解，上面那段话第一体现了鲁迅对阿Q性格的准确把握。象阿Q这样比一般农民牵挂少、负担轻、不安份又经历比较复杂、见识比较多、带流浪性的农村无产者，向来都是农村中最活跃的分子，最容易卷入社会动荡的力量，何况阿Q是那么好奇和喜欢赶热闹呢?而在革命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引导、改造这种人，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力量而不是破坏的因素，就是领导者的责任和艺术了。我想，这应该是鲁迅在作品中所给予我们的暗示。第二，阿Q已经积蓄7了许多不平和怨愤，可惜平时没有办法(无力)发泄，一旦有了“革这伙妈的命”的机会，他必然会本能地跳出来进行报复，所以他要做革命党是“不免发生的”，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只要有革命的话。如何将这种盲目报复转变为真正的反抗，从个人自发的反抗走向阶级的斗争，对于阿Q来说还路途十分遥远。但这也正是阿Q的希望之所在，所以鲁迅对阿Q的行为在总体否定之中亦有所肯定，如阿Q寻找革命党是那么糊涂幼稚却也是那么急切和真诚。第三，鲁迅将“革命”和“革命党”这些名词用之于其实并无共同之处的阿Q，实际也是借用或模拟当时的时髦语言来讽刺阿Q的革命和辛亥革命中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从而警示人们去认真反思革命的经验教训。这就是阿Q的革命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因为阿Q对于辛亥革命终于是没有由好奇变成参与，幻想变成行动，盲目变成自觉，还糊里糊涂地成了革命的牺牲品，这不能不令人痛心和深思。鲁迅写阿Q是为了否定阿Q，写阿Q革命也是为了否定阿Q革命，阿Q典型正是在这种否定之中站立起来的。但我们不能从鲁迅对阿Q革命的否定而推论到对所有农民革命的否定，对一切革命的否定。所以象阿Q似的在赵太爷父子的大竹杠和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下只是忍痛挨打完事，鲁迅是非常失望和不满的，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相反，鲁迅对假洋鬼子、赵秀才之流投机革命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谴责，揭露了他们阴险、诡诈、卑劣、8丑恶的嘴脸，鲜明地表达了与对阿Q不同的爱憎感情。鲁迅也看到了农民阶级的弱点，看到了农民革命的黑暗面，看到了农民革命不能突破“历史循环”所造成的悲剧。所以他非常反感张献忠那样乱杀人，并具体分析了张献忠因绝望而杀人的变态心理。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群众却仍然停留在农民造反的认识水平上，竟把革命党视作“长毛”或“白盔白甲”，阿Q所抱的仍然不过是几千年来农民阶级所幻想的“威福、子女、玉帛”，以及强烈的报复性和极端的盲目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不禁令人产生象对张献忠那样的恐惧。但是，阿Q一定会成为张献忠吗?或者如有的论者所说，一定比赵太爷还凶残吗?回答是有可能，但没有必然性。首先阿Q的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于张献忠的时代，他没有必然一定重复张献忠或朱元璋的道路，后来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鲁迅也并没有由张献忠就推断一切农民革命都乱杀人。通读《鲁迅全集》，我们看到鲁迅主要是愤怒地谴责历代反动统治者肆意杀戮人民的残暴罪行，对人民群众却嫌其反抗斗争不够。其次更重要的是，从阿Q的性格来看，也不存在这种必然性。因为我们不会忘记，阿Q是以精神胜利法为自己言行的基本指导思想的，他的“革命畅想曲”并非什么真正的“行动”纲领，除了体现出他的小生产者意识和农民革命思想外，更主要的是他的阿Q性的反映，除了取得眼9前的生活利益和精神上的胜利，实际上其他一切他都不屑去思索，不屑去真正实行的，所以他一觉睡过后，第二天“便想不起什么来”，等他忽而有了主意的时候，并不去进攻他判定该死的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或小D、王胡，却先到静修庵去寻事。而他在假洋鬼子不准革命、走投无路时，竟然“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以示“报复”，甚至想：“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我总要告你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这是多么愚蠢可笑呵!可见阿Q的革命实际上是他的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和新发展，是他对社会变革的一种病态反应。鲁迅对阿Q革命的否定，不在于要人们警惕阿Q一旦上台会比赵太爷还凶残这样一种政治目的，而在于暴露阿Q对革命的糊涂认识，痛惜他在关系自己生死存亡的问题上还是那么一副阿Q相，不放弃他那精神胜利法的思想方法和逻辑，揭示精神胜利法对他的毒害之深。所以鲁迅的归结还是在“人学”上，在改造国民性上，我们大可不必把阿Q的革命渲染得那么可怕。再次，即使从人学的观点来看阿Q准备对同类大肆杀戮的不“人”之学，也难以肯定阿Q比赵太爷更凶残，阿Q上台会是空前大屠杀大扫荡，因为他们不是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赵太爷早已成了统治者，绅士，掌握着生死予夺之权，对阿Q们可以任其好恶自由地施以王道或霸道，如他可以镇压阿Q向吴妈求爱，可以打阿Q的10嘴巴不准阿Q姓赵，也可以晚上特许点灯叫阿Q加班舂米，教导儿子不必驱逐“不吃窝下食”的阿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