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用学的焦点问题探索

认知语用学的焦点问题探索［作者：冉永平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更新时间：2005-4-20文章录入：xhzhang］【字体：】语用问题的认知研究是近年来国际语言学界涌现出来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与趋势，但什么是认知语用学？虽然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和理论框架，但这些都不能否认该研究的存在与谈论的必要性。语用模块、认知语境、语用照应与推理等都是语用学讨论中出现的新兴课题，作为对认知语用学的系列研究之一，本文作者首先简要地探讨了语用学的历史渊源和认知基础，因为语用认知研究的出现并非偶然，同时语用学与认知科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接着主要讨论了信息处理的语用模块论，是否存在语用模块，这是认知语用学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本文指出语用问题不是模块问题。另外，语用理解与推理也是认知语用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特定语境条件下，听话人需要形成一定的假设才能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一方面形成假设的过程是人们推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依赖语境因素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语境必须结合交际事件的社交因素。于是作者重点分析了认知语用观和社交语用观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二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立与排斥。最后本文提出了有关的几个问题，与读者同思索。关键词：认知语用学，模块论，理解与推理，社交因素1．语用学的认知基础认知语用学（cognitivepragmatics）这一术语正式出现于二十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语言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越来越关注语言使用中的认知问题，其中很多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属于认知语用学（Kasher1988：xiii），其实认知语用研究早在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很多学者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出发，将语用学视为认知科学的一部分，并认为语用理论是一种交际理论，但同时交际理论又是一种认知理论（Sperber&Wilson1995;Marmaridou2000）。那么什么是认知语用学？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认同的定义，但这并不能否认认知语用研究的存在，比如指示结构、言语行为、前提以及含意等语用现象的交际意义超出了语言的编码信息，是‘认知心理努力之后’所产生的意义，它们都离不开类似推理这样的信息处理过程，而推理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所以，有学者认为认知语用学是一门超符号学，“把这种符号和交际意图之间的、在历时过程中逐渐趋向固定化的关系看成‘超符号’关系，研究这种超符号关系的学科就是认知语用学”（熊学亮1999：1），这样的认识自然有其道理，但其概括显得过于简单，未触及认知语用学的本质。Blakemore（1992），Green（1989/1996），Grice（1975，1989），Kempson（1988），Sperber&Wilson（1986/1995）等学者认为，语用学存在认知基础，对超句子层面信息处理的经验性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样，在二十世纪80年代的话语分析中，也出现了两种不同趋势：一种强调研究话语构建的社交因素，比如Leech（1983），Stubbs（1983）等，另一种强调探讨话语构建的认知因素，比如Chafe（1987），Prideaux（1993）等。在方法论、目的以及主要趋势等方面都具有心理语言学的特征，尤其关注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具体条件下如何进行语言理解和生成。我们知道，普通语用学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30、40年代的符号学研究，人们在探讨语用学的哲学基础是都离不开这一时期的符号学研究背景。那么，早期的符号学研究是否也隐含了语用学的认知基础呢？值得再回首。综述后我们发现，以Peirce和Morris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中已经涉及符号的认知心理问题。比如，前者提出了语言符号指代事物的心理表征和心智概念，他强调符号的心理表征或心理处理；后者提出了有关解释者的行为概念。Morris（1938）在符号学理论中指出，语用学研究符号与解释者（或理解者）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一定行为范围之内或一定语境条件下的符号运用及其产生的效果。可见，Morris试图将Peirce的思想具体化，强调符号的使用者和使用符号的语境，他注意到了语言使用中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时，在符号学理论中，在对语用学进行解释时他将语言使用者当成解释者或理解者。这一结果很可能与Peirce提出的语言符号所指事物与该事物在大脑中的心理表征有关。这样，将语言使用者视为解释者或理解者就等于说强调了语言使用中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强调语言的理解而非生成。也就是说，Morris的定义隐含了这样一种思想，人们对语言符号的感知和理解不可能是完全客观、一致的，而只能是根据社交和心理因素进行解释，而且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方式。此外，将语言使用者视为解释者还隐含了人类交际的互动性，因为语言使用涉及说话人和听话人，而且他们的角色在交际中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语言使用不仅取决于符号的生成，以实现说话人的意图，而且还取决于对那些符号的理解，这样才能实现该意图。由此可见，语言符号的恰当与否和它们同说话人的意图之间的关联性都可能对主观理解形成一定的制约。难怪Marmaridou（2000）认为，在众多研究中两种主要趋势主宰着整个语用学领域：一是来自于英美语言哲学思想的影响；另一个主要趋势是以语言、交际和认知等的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哲学语用学是对逻辑实证论的哲学思想作出的一种反应，认为语用学是对语义学的补充。在这一思想体系中，根据单词、句子同客观世界中事物之间的联系去研究它们的意义，就是语义学，而语用学则研究说话人的话语，其中主要是说话人利用话语希望传递的意义。以上从哲学出发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二分法对语言本身以及语言使用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学者在探讨语用学的哲学基础时往往忽略了它的认知基础，将哲学基础和认知基础分离开来，这势必会对我们的研究方法产生一定影响。我们还认为，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Searle等人对该理论的发展、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Sperber&Wilson的关联理论等都涉及交际中的隐含信息和语用推理，它们促成了语用学研究的“认知转向”（cognitiveturn）。此外，Verschueren（1999）在提出顺应论的同时指出，语言使用是一种社会行为，但这种行为本身同认知、社会、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可见我们在探讨语用现象时不能回避这些因素的介入与干扰，否则难以从根本上说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选择与顺应问题，这也需要我们从认知的角度去解释话语生成和理解等的机制。故有本文的散论。2．语用模块论2．1语用学和认知科学之间的主要关系近年来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除了认知语言学以外，还出现了认知语法、认知心理学、认知社会学、认知人类学等，其中认知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近年来国外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热点，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GeorgeLakoff，RonLangacker和LenTalmy等，总的来说认知语言学就是对作为组织信息、处理信息和传递信息等工具的语言的研究。Geeraerts，Caron，Coulson等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家指出，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方法论上，认知语言学都是以语用学为取向的一种语言学（Nuyts1993，参见Verschuerenetal1995）。从方法论上讲，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语用方法，因为它是以用法为基础的模式；从理论上讲，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语用理论，因为在语言分析中它强调语言的功能，具体就是将语言现象与其不同功能系统地联系起来。总之，认知心理学等认知科学可以向语用学提供一定的可供借鉴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参照，语言使用无疑是人类信息处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反，就信息处理来说，语用现象的系统研究也可以为认知科学提供有益的借鉴。要真正探讨语境对话语理解的制约，语用研究就应该同认知研究结合起来，但二者的研究重点不同。语用学家关注的是，合作性互动行为的普遍特征对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会产生什么影响；而认知学家则试图探讨，从语言中我们能够了解合作性互动行为什么样的普遍特征。如果将以上不同角度的研究结合起来，其结果将有助于形成和制约一定语境条件下的语言理论。从以上可见语用学研究和认知科学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研究问题和互补关系。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说，使用符号或语言就是为了做某事，实现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这就是‘符号效果’（effectsofsigns），在Austin（1962）的言语行为中符号的效果就表现为一种‘言语行为效果’（effectsofspeechacts）。不过，它们与关联理论语用学（Sperber&Wilson1986/1995）的‘认知效果’（cognitiveeffects）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共性，它们都是一种交际效果。所以，我们认为语用学和认知科学的目的应该是一致的。2．2模块在心理语言学中，对信息处理存在两种普通的观点：（1）模块论，认为语言处理是由不同的独立模块完成的，其中不同模块负责语言理解的不同方面；（2）整体观或互动观，认为语言处理是涉及各种不同知识的一个综合过程，或者是不同知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模块论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思想（Kasher1991a）：（1）大脑如同计算机程序，具有处理符号的能力；（2）大脑处理的符号具有形式特征；（3）大脑的处理机制要对这些形式进行推算；（4）大脑中存在一些各自独立的器官，它们分别同某一领域的命题内容相联系，而且在推算过程中会利用这些命题内容，这种联系是天生固有的或习得的结果；（5）除了以上器官以外，大脑中还包括心智机制，比如记忆；（6）大脑中还存在认知模块（cognitivemodules），这些模块具有特定的管辖范围，它们是一些天生的、基本的认知单位，可以独自进行推算；（7）输入系统是一个认知模块系统，是独立的信息系统，也就是说与各种信息不发生直接的联系；（8）除了认知模块以外，大脑中还存在没有特定管辖范围、与其他信息相联系的认知系统，即Fodor（1983）所称为的“中枢系统”。中枢系统的作用是调节各种模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与各种信息发生直接联系。Fodor将大脑中的系统分成输入系统和中枢系统，前者包括视觉、听觉、语言等系统以及其它感觉系统，它们是模块系统，具有范围的独特性、信息的自闭性和遗传性等特征；后者所起得作用就是将来自各种输入系统、记忆等信息综合起来，并进行推理。语言是其中的一个自动输入系统，即模块，那么人们的大脑就是由一些独立的、互不联系的自闭式模块组成。中枢系统就是对输入系统（比如语言）所提供的概念表征进行比较、综合、储存，并再生新的概念表征，作为一种输出信息，也就是说它所起的作用是一种推算或推理作用。那么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就无法对信息处理中的信念或语用事实等进行限定。因此，Fodor最后指出，大脑中枢系统是经不起研究检验的。然而，以Sperber和Wilson等为代表的学者对Fodor的结论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关联理论，他们的目的就是研究中枢思维过程，具体而言就是信息处理过程中的话语理解与推理。在对语用模块回答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语用和模块。语用能力是否可以通过一个独立的模块具体表现出来。有人认为（Kasher1991a，1991b），右半脑和左半脑是两个彼此间互不联系的独立信息单位，在正常情况下左半脑专门负责处理语言语法或句法，而右半脑一方面主管语言使用的语用问题，另一方面还负责语法和认知过程的结合。如果右半脑控制某一言语行为的语用方面，左半脑控制句法问题，涉及句子的运用，那么，在一定语境条件下人们是如何恰当地生成某一言语行为的？要使左半脑生成恰当的话语（即对句子的合适运用），就必须获知恰当的语境条件。然而，如果语用受右半脑控制的话，那么语境信息的恰当性也自然受它控制。这样，左半脑要恰当使用句子或生成合适的话语，就需要从右半脑中提取语用信息。在一般的正常情况下，左右半脑中的信息应该是共享的，如果我们将它们切分成彼此独立的信息单位，那么对人们是如何恰当地生成言语行为，就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所以，语用能力具体表现在右大脑或右大脑模块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正好说明是否存在语用模块还需要进一步验证。认知语用学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是否存在语用模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