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学中女性形象比较

中西方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比较就我个人读书的体悟来说，东西方文学中对于女性角色的描写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很对西方文学都有女人出轨的描写，似乎一个贵妇人有情夫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巴尔扎克的很多书都有这方面的描写，福楼拜最喜爱的角色包法利夫人也是因为出轨而香消玉损，就连“纯洁”的茶花女也是一个被包养的高级妓女。当然，这些女性的丈夫也是有很多情妇的。但是对比中国，男人有三妻四妾也是正常的，女性一旦出轨便是十恶不赦，潘金莲、阎婆惜等有外遇的女性几乎是遗臭万年。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低，这可以解释一切，因为地位低，所以受约束，无法独立，受压迫，性格懦弱。如果深究的话恐怕不只是封建礼教的约束几字可以概括的，这篇文章以我的能力只能浅谈几个方面了。其实中国文学对于女性真善美的赞美也是很多的，中国古代女子大多都是以端庄、温婉、传统的形象示人，这样的女子是被人赞美的，比如秦香莲，至今，我们也是偏爱淑女的。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女子已把男权文化观念积淀在自己的潜意识中,进而把这种不平等的要求变成了自觉的意识,为了别人的意见而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她们终于在男权文化的氛围中迷失了自我。“她们”就是中外文学史上为数不少的“淑女”形象。我们中国没有歌德，没有他所创造的“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没有但丁的《神曲》里引导他上天堂的理想的恋人贝亚德丽采，但是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加起来，总量上对女性的表现力超过西方。对于表现女性独立人格的追求，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比如屈原的《湘君》《湘夫人》。写男女爱情的诗歌更多了，西方的带有女性主义倾向作品比唐代传奇的《莺莺传》、《红拂传》晚好多年才出现，唐代传奇《莺莺传》能塑造莺莺这个形象是很了不起的。《红拂传》写私奔，写红拂女慧眼识英雄于未遇之时，刻画了一位聪明机智豪爽的女子。经后人一再改编成剧本，又被画家们画了又画。唐代传奇就是这样的了，更不用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贾府的四个女子的名字连起来就是，元、迎、探、惜，谐音就是“原应叹息”。贾宝玉是个女性崇拜者。还有花木兰这样女扮男装的英雄，这个好像国外没有。当然还有像杨门女将，樊梨花，冯嫽这样以女性身份出现的历史人物，她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这种女扮男装的现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其实也说明，在中国的文人心目中女的比男的也不差。中国古代的落魄文人在写诗词的时候，很多假托自己是失宠的女性，所谓的“闺怨诗”。实际上是官场失意了，说明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目中并不鄙视女性。但是，中国文学中女性还是悲情的较多。中国文人描写女性的苦痛，说到底一场风花雪月，赚观众的一声叹息，几滴辛酸泪，却无人去倡导女权运动，真正的去改变什么，这也许是封建礼数的长期压制吧，使人不自觉的接受并隐忍。《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之妻刘兰芝,本可以与丈夫相处的很美满,可迫于婆婆的意愿最后投河自尽。《铡美案》中的秦香莲在与陈世美结婚后,一段时间生活得非常美满。在陈世美进京赶考后,为了赡养公婆,抚养儿女,吃尽了苦头。她甚至卖掉自己的头发葬公婆,并携带儿女进京城找丈夫。可恨的陈世美把他们轰出了门外。她无奈只好扮作卖唱人进了驸马府,为其丈夫诉说自己的遭遇。但陈世美却拒绝收留他们。可见,这里的秦香莲也表现出了极大的依从性,这反映了她作为女人地位的极端低下。《西厢记》中,崔莺莺在与张生一见钟情后,若按照西方会直接地表露自己,可她以考虑到这种结合会遭到社会上的非议和父母的反对,只能私下偷着约会。她的这种不敢直接说明就是考虑到了社会评价和信义名节。她受到自我意识束缚。因而,西方女性形象着意于我要怎样,而中国女性形象则更多地注意我该怎样。《氓》中女子的抵触情绪起于怨而止于恨,未超脱意念反抗的心理阶段“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周极,二三其德”。“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多的是报怨和辩解,带有浓郁的宿命色彩。从先秦直至晚清,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典文学里的女性们,大都长期处于这种自觉不自觉的怨恨心理阶段。西方女性的整体境遇好于中国,她们还没有被完全财产化,做人的权力尚未被完全剥夺而且西方的一夫一妻制一直占主导地位,这种法律化了的婚姻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方妇女地位的进一步下降。源自希腊人本精神的西方,重视独立的个人,看重个人的权力包括个人的婚姻爱情而遵从儒教的中国,则往往把个人利益纳人团体的利益之中,把婚姻爱情纳入成治伦理的范围,所以,对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中国古代女子来说,追求自主的人格尊严,无疑是一种奢侈,是一种超前消费。由此可知,中国妇女解放的任务更为艰巨。西方女性在追求爱情时会更加勇敢、直接，有较强的独立人格，西方女性这种独立的自我意识使他们在婚姻爱情上做出正确的选择。《简·爱》女主人公简·爱是一个追求平等与自主的知识女性形象，通过这个受过良好教育但社会地位卑微的女子的思索和抗争以及简·爱曲折丰富的情感经历，我们可以体会到女人必须有独立的人格，自尊自爱，不依附于其他人才可以赢得别人的尊重和热爱，才会有真正的幸福。简·爱这个艺术形象之所以能够震撼和感染一代又一代各国读者，正是她以自爱和自尊为人生的支柱，才使得自己的人格魅力得以充分展现。而《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只把她的那种爱埋在心底,不敢直接与张生约会,多亏有红娘的牵针引线,才使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崔莺莺的爱如此含蓄深沉,若没有红娘从中帮助,有可能这爱会永沉大海。西方文学中的女性也是勇于反抗的。西方的女性主义比中国要早很多年，伍尔芙作为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见证人，继承和发扬了女性文化的传统。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芙说：“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屋。自然是女性独立的标志。因为我们首先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将这间屋子租下来或买下来。在这个有锁的房间里能够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前在西方国家开展的女权运动大多以男性社会权利和语言形式作为参照物，忽略了对父权制社会文化本身的质疑。比如《简·爱》的女主角已经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并且发出了男女平等的呼声。但是不难看出，她对罗切斯特情感上的依赖依然是父权社会女性的悲哀，她所追求的平等是依附于男性的平等，也可以说这并不是一种“自觉”的女性运动。与此相比，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就是一封女权主义的宣言书。中西方在对待“性”的问题上,虽都奉行禁欲政策,但手段方式不同。中世纪的西方精神世界是基督教的天下,基督教一方面提倡禁欲,另一方面却并不回避“性”的问题。这与中国的儒教、佛教对“性”的态度大不一样。基督教为使信徒禁欲,曾具体规定过性交的忌日基督教允许娟妓存在,允许文学艺术描写表现性器官和性行为,他们的信条是“上帝不羞于创造的,我们也不羞于讲。”这种有限的性宣传,这种对人的生理欲求的承认,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人和西方女性的性心理。中国由于伦理道德的积淀太厚,对“性”则采取了神秘的蔑视的态度,进而对人的肉体的一切欲求,都超拔到伦理道德层面而加以限制。我想，正是因为这种“神秘的蔑视态度”使得中国古代出轨的女性无处伸冤，也是东西方文学中对情妇/情夫态度不一的原因之一吧。中西方文学对于女性角色还是有共同点的，女性大多是可爱可怜的。这反映了社会中对女性的桎梏。比如那些正面的妓女形象大多惨死，她们的死是和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一致的,所以她们的死看似是极有意义的,但这种“极有意义”是针对社会道德而非女性自身所渴求。拥有“淑女”成份的女子,在她们的男性作者的笔下,或被称颂,或被同情,或被斥责,稍加分析便可看出,作者所重的都与“情”无关,而是维护着一种传统的所谓的正向伦理道德。这种迎合社会男权观念的作法,扼杀了多少女子的青春。我想，新时代的女性不只是需要那些文学作品中的歌颂，或者是一些没有实质性的口号，我们需要真正的去做一些实质性的事情，女权运动还要继续坚持。当然，要想获得尊重，必须先自立自强，我希望广大女同胞们能够走出温室，去迎接真实的阳光，经历风雨，获得自己的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