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权主义政体的现实及前景分析

中国威权主义政体的现实及前景分析一、什么是威权主义威权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政治学概念，主要指依靠权威统治国家的一类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威权主义国家是非民主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过度形态，不可能长期存在。因此其既非民主政体，也非极权政体。威权主义国家的普遍特征包括：“要求国民严格遵从政府的权威，而政府常运用压制性手段，用来维持和执行社会控制。一般指依靠各种行政手段、法令、军警以控制国民言论、结社、集会等自由之政府。”“在权威主义的国家中，国家权威渗透到公民生活的各方面，其中很多方面根据其他的政治观来看，都应属于个人自由的范围。”以及利用民族主义凝聚人心，以达到将全国力量凝聚于国家层面的目的。当然，威权主义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明确的。在当今主流民主国家中，在处理涉及国家安全重大利益的问题时，也带有明显的威权主义倾向。在目的性方面，威权主义是“社会经济基础还不强大的国家走向发达的一种政治上的过渡形态，即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整合维持秩序和稳定，以达到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比较典型的成功的威权主义的例子有大韩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经济腾飞阶段和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都是严格的威权主义政体。纵向比较来看，威权主义政体与君主专制和民主政治相比往往表现为一党专政或军人专政。横向比较，“相对于民主政体而言，则（威权政体）明显缺少责任感。”总体而言，威权主义是“在民主的外壳下，以威权的手段取得政权、治理国家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既不同于民主政体，也有别于独裁政体，既有某些民主的成分，又有对集权的强制。”二、中国是否属于威权主义及威权主义在中国的现状分析我国是中国***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制度。也就是说，中国虽不是典型的多党制国家，但指责中国是一党专政亦非事实。但即便是中国***自己也明确表示，中国的政治过程就是要“把党的方针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这就表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国***所主导的，虽不严格符合一党专政的威权主义定义，但如果说我国是民主成分相对较大的威权主义政体则是比较公允的。既然中国明显属于威权主义政体，那么这种政体在中国的运行现状和作用又是如何呢？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作为一种参考。（一）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威权主义被公认为对于社会经济比较弱的国家是一种发展腾飞的有效选择，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许多国家的发展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结论。韩国和中国台湾现阶段已经进入民主社会，但是其经济发展最为显著的时期恰是其威权主义统治时期。而一旦进入民主社会，经济发展明显放缓也是不争的事实。发展水平更高的新加坡则到现在为止在政治上仍然带有比较明显的威权主义色彩，虽然其人权事业水平较高。当然，也有运用威权主义而没有使经济得到发展的反例，如缅甸和津巴布韦。而中国明显属于前一种。这些威权主义措施在发展经济当中的积极作用，在经济起步阶段当然会被高度赞扬，这从九十年代中国人对于邓小平的态度上可以窥见。但是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当物质财富的绝对增长对于人民的刺激已经相对减弱，而对于分配不均的相对差距刺痛了习惯于共产主义平均化的中国人的心灵的时候，社会的张力就会大大增加，威权主义政体的不稳定性开始显现。而依靠威权主义发展经济本身难以克服的效率缺陷和结构缺陷也开始浮出水面（大型国有企业垄断而又拒绝让利于民、私人中小企业发展困难甚至萎缩、住房医疗教育问题导致的民生困境、因缺乏长期责任而导致的巨大的金融风险和质量安全风险等），这更加加剧了人民对于现存制度的不满。但问题是，一面沿海、深入内陆的地理特征在给予中国战略纵深的同时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地理上的递进性，近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向内陆地区迁移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即当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中部地区可能还属于上一个时代的经济水平，西部地区则属于上上个时代，这种差距在非城市化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此时，当东部地区因为一些列威权主义措施或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而面临经济发展瓶颈的时候，中西部地区却还没有来得及充分享受到威权主义所带来的福利。不久之后将要面临的威权主义利弊之争也会演变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利益之争。如此看来，威权主义何去何从的问题将首先在经济层面面临艰难的考量。（二）威权主义对于政治层面的现状分析威权主义从一开始就以反公民社会的面目出现，后发国家限制民主的举措也多为先进国家所诟病，这都由其自身的特点和目的决定，即通过限制人民的自发行为而达到国家层面的凝聚。但是随着二十世纪后半期凯恩斯主义的没落和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国家失灵开始被各国普遍重视，全能政府在先进国家已经成为过时的言论。可见，世界的大趋势是走向有限政府和充分发育的公民社会。先进国家的选择为我们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但是国情论也并非全无意义，因为这和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直接相关。中国的威权主义承袭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从1949年起中国就走上了反公民社会的道路。但是这种制度并非一无是处，这种排除了人民自发性倾向的做法至少在遭遇重大自然灾害（59-61）和重大政治转向（76-78）的时候能够能够把岌岌可危的人心从新聚拢，以重建人们的信心，保持政治稳定。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这种稳定状态也确实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但问题仍然出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方式的弊端会考验人民的容忍程度。毕竟牺牲民主法治、生命健康、社会进步来发展经济并非长久之计。中国***中央在这些问题暴露后，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但显然新的发展观即便得到完全贯彻仍然无法解决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诸多问题。所以有人开始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话，实则是对于无法触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无奈呐喊。中国每年的政府侵权事件（以侵犯私有财产的强拆最为典型）层出不穷，由此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将近十万起。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群体性事件目前仍然保持着维权运动的目的，而并不以改变国家政权为目的。当局有些人认为，这恰是因为多年来反公民社会的行为阻止了自发性政治团体产生的“良好”后果（阻止了反对势力对民众的政治动员，防止其具有政治意识），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反公民社会的依据。从维护执政党统治的角度讲，反公民社会的确是除武力镇压之外防止反对势力组织化的又一有效手段。但是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讲，反公民社会的措施将会贻害无穷。对于执政党，这是一道自身存亡与政治责任之间的选择题，对于任何团体，都会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威权统治给外交上带来的被动局面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威权统治在先进国家看来是一种变态政体（实际按照发达国家的民主标准在二战后建立的新兴民主国家绝大多数走向政治溃败甚至政治崩溃），所以维护这种政体在外交上必然要付出大量代价。毫无疑问，这些代价一定是其人民的血汗和国家的长期利益换来的，有的是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甚至主权让步，有的用于安抚邻国做出的主权让步，有的是用于培养国际支持势力而付出的对外援助等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给国家外交带来被动局面。并且由于前述的经济政治原因，是否继续这种外交周旋还不能仅从付出是否能够带来物有所值的回报来决定。对于中国，威权政治还有一个特殊的功效，那就是维护国家在民族地区的有效统治。从国际上来看，先进国家大多不存在这个问题，有的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德国、日本，法国基本也是），有的已经基本把土著少数民族杀尽（美国）。英国有民族问题，并且已经导致国家分裂和国家实力下降，这是处理民族问题的反面典型。俄罗斯不惜武力打击分裂势力，这是保卫国家统一的最后手段。在中国，目前民族问题较为突出的主要是两个汉人不占多数的民族自治区：新疆（汉族人口占比35%）和西藏（汉族人不足5%）。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和现实人口构成比例的限制下，自治区的行政首脑只可能是其本民族人，而自治区书记此时便起到了重要作用。此类问题的解决在世界上没有现成答案。如果现行制度被废除，而又没有同样有效的措施控制两大自治区，则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保卫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三）威权主义对于文化的影响威权主义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化开始进入断层带，而建国后对于文化的多元化又是一个长时期的摧残。但这些都不是威权主义所造成的，因为中国真正进入威权主义时期还是在1976年之后。因此对于文化的破坏，不应归罪于威权主义的名下。但是不可否认，威权主义强调的一切以国家为中心，并不能很好地发展文化。文化归根结底是自发形成的，国家主导的文化只能是国家文化，不是不文化的全部。所以，至少在文化领域，即便是威权国家也要适当放宽对于文化自由的限制，尤其是废除高校的行政化倾向，阻止“官文化”在高学历人群中的蔓延趋势，使科学技术和真理成为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而不是已经异化的权力。只有这样，中国的创新文化才会慢慢形成，也才会摆脱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四）威权主义的下坡路前文已述，威权主义因其自身特点决定了其本身具有诸多局限性，并且无法自我克服。这些局限性在中国现实的政治运行过程中应想办法尽量予以抑制，以在威权主义在中国消失之前的一个时期最大限度减少对于国家全面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中国***在这些方面也想了很多办法，在政治理论上从“三讲”“三个代表”（目的是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市场经济加官本位的体制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到“科学发展观”（调整威权主义的发展方式造成的结构性失衡，现行体制下措施得当还是有可能的）等等。但却惟独没办法处置涉及既得利益集团的体制性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经济文化垄断）。这些体制性问题不解决，那就是大檩不修而裱糊其外墙，徒劳无益。如果不能有效抑制威权主义的消极方面，则极易造成社会不稳定，使中国过早地从威权政治过渡到民主社会，影响长远利益。但问题又来了：威权主义的消极性并不如是简单。实际上如果威权主义的消极性是可以克服的，则其最终也不会被代替。现阶段当局所能做的只是尽其所能遏制消极影响的发生、扩散、发酵、酿祸，而无法彻底根治。正是威权主义的这种先天不足使其无法摆脱过渡的性质，到达巅峰，必然掉头向下，在一片混乱中结出新的果实(好的或者坏的)。三、威权主义与中国政治的未来既然威权主义是过渡性质，则终有一天会被民主所取代，即便是中国这种封建底蕴浓厚的国家也不会例外。但是，这个时间点却是国内外众多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实际上，即便是真正有见识的中共党员中心最红的也不会再相信实现共产主义这种遥远的童话，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虽然带有一定的参考性，但也蕴含冷战的残毒。也许历史的发展最终会让所有的预言都成为笑柄，但那不是我们能够眼见的事情。（一）未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然会以威权政治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在民主国家来看她是异类，在落后国家来看她是一种走向富裕的可供借鉴的模式（虽然嘴上喊着民主是个好东西）。中国的社会矛盾会继续激化，但是远没有到达迫使人民揭竿而起的程度。也许有人会借网络的舆论来预言未来，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有了网络这个虚拟的泄愤平台，社会才会更少真实的动乱。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沉重的生活负担（房改、医改、教改的失败也许反倒无心插柳）、积极的前景预期、中国人家庭观念和政治高压的合力会减少有产阶层参与任何骚乱的意愿。而通过在北京这种重点地区清理居住在地下室和城中村的“蚁族”也可将无产者驱逐出政治敏感地区。通过类似的技术层面的努力和强大宣传工具的运用，中国的社会矛盾在政府现有处置水平不下降的情况下依然是可控的。由此，中国的威权政治也依然是稳固的。而南方系鼓吹的“改革与革命赛跑”论不过是纯理性的YY罢了。因为他们用广东人自己的思维套在了全国人民头上，严重低估了国人的忍受能力。纵观国际历史，在经济的腾飞阶段，总会有人为国家的发展付出代价。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当今的强拆无比相像，美国的发展沾满了印第安人的鲜血，日本的发展代价由大清朝和中华民国买单，苏联的工业化几乎榨干了农民的最后一滴血。在中国，仍然会有人来买这个单。这个群体永远不可能是塔尖上真正的精英——既得利益者。过去他们牺牲农民，现在他们盘剥城市新移民，今后在必要的时候他们牺牲的目标将会包括城市平民、农村平民、从事各种职业的中产阶层，甚至必要的时候——为他们鞍前马后的泛公务员群体。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