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交流对话

1/30世界建筑书店中国分店关于冯·戈尔坎教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您最初当建筑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您是怎样接触到建筑的?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十年通过了我的学校毕业考试。我父亲在东部前线阵亡，我母亲在纳粹分子投降不久故去。作为一个孤儿，我曾被许多家庭照顾，也上过十二所不同的学校。最长一段时期是在汉堡的鲁道夫-斯坦纳学校，但我没有通过那里的学校毕业考试。一年后，我成功地获得了上夜大的资格。我没有任何成形的专业思想,仅仅有一些偏爱与技能。这些偏爱与技能表现在自然科学、数学和物理方面，也表现在艺术和绘画方面。最初，我学了两年物理,然后学了一学期法律,但是这些都没有吸引我。在对建筑职业毫无清楚的概念的情况下,我决定在伯林开始读建筑大学。起初，我对建筑的接触是很肤浅的。我们当时都不得不把精力专注于基本科目。建筑设计是绝对不可及的事。在学业中期，我改换了大学，进入了不伦瑞克的工业大学，后来，大约十年后，我在那里被任命为教授。我的建筑师生涯始于我完成学业的一年之前。作为业务量不高的自由建筑师，我和佛尔克文·马尔格成功地搞了一些竞赛设计。在拿到学位之后不久，我就和佛尔克文·马尔格以及克劳斯·尼克尔一起联合努力，争取在公众的建筑方案竞赛中碰碰运气。在我们工作的第一年期间，虽然我们几乎没有收入,但是赢得了十项一等奖，其中有些还属于国际性的竞争。那时最大的工程就是伯林-特格尔机场。赢得比赛后不久我们就获准签约设计该建筑，尽管当时我们还从未建过一个花园。几年后，我们的规模发展到了100名职员。我们为伯林机场开设了一个分场，并与我们的同事们一起在德国、欧洲乃至世界各地连续取得了一系列设计方面的胜利。对第2个问题的回答∶有没有哪些建筑师或建筑物影响过您或给您留下了持久的印象?许多建筑物和许多建筑师都曾深刻地影响过我。具体而言，我只能以有限的方式说明它（他）们是如何影响我的工作与我自己的。这其中，肯定包括路易·卡恩的古建筑学，埃罗·萨里南的象征主义，约尔恩·乌绰尔恩的超凡的要素，奥斯卡·尼迈耶的庄严的建筑表达方式，等等。最持久的影响力肯定来自结构与形式的表达方式的共生与协作，比如，在皮耶尔·路易吉·内尔威的作品中所见到的那样。对第3个问题的回答∶在您的设计中有没有一种个人的风格或个人的“标签”?在许多材料中您偏爱一种吗?假如风格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形式美学礼仪，被理解为雷同的形式元素的反复使用,而且，一种标志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象征符号的公开价值，那么，2/30我们就不会有任何风格或者标志了。但是，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建筑学的立场,那是可以被称为建筑哲学的东西。我们的设计遵循这样的哲学:简洁我们的目标是把东西设计得尽可能的简单,从而让它们有内容与耐久性。形式的朴实与材料的统一正是基于这种设想的,因为我们相信明显性是一条不可违抗的命令。我们希望设计一种简朴、自然与清醒的建筑，希望为各种人类生存环境创造出空间与围场，让它们尽可能地耐久、尽可能少地需要维修与保养。我们试图通过不断地置疑我们自己的作品、通过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态度从而让我们保持对传统的建筑现象有一段距离，来避免那些纯粹来自艺术上的异想天开的、与大自然没有理智的关系的表现主义的形式与结构。根据我们的看法，简化的基础是合理与常识，因此，那些因目标和场所不当而造成的所谓“风格上的失败”必须被综合地看待。统一性与多样性都市化需要一个整体的小心的平衡统一和单个元素的平衡的多样性。过度的统一意味着一致性和令人乏味的单调。过度的多样性导致混乱。大多数欧洲城市——比如巴塞罗那、都灵、里昂以及大都市巴黎、伦敦和马德里——都表现出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微妙协调，而这就要求每位建筑师既要有一致意见又要有自我约束。每个建筑,无论它多大，——或者有国会中心那么大，或者有火车站那么大，或者有大型办公楼那么大,都是一个都市单位的整体结构中的马赛克作品。如果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城市降格为一个原始的战场——一个受商业利益的市场尖叫声或“杂耍卖艺人”般的个人利益所控制的粗俗的地方，那么，就需要有一定量的重叠式的统一性，同时，在材料运用方面，还要有一个和谐的序列。因此，最好要有一个预先规定的调和度，而不能采取那种放纵不羁的专制个性主义。这样一种理念要求设计建筑师必须是谦逊适度的，必须避免弄出一些建筑学的杂技零碎,无论那是出于假设性的信仰或者仅仅出于平民论的裸露癖。由于新闻界总是必须要宣布点新东西，所以，这种放弃生产建筑上的“爆竹”的做法常常很容易被诽谤为无能的表现，或者是心甘情愿去简单地适应环境的表现。然而对我们而言,建筑仍然是一门有关社会实用的艺术,是服务于人类的环境的，而非主要作为一个供新闻界和摄影师们猎奇的场地而起作用。这种传统主义并不是一个风格的问题,而是一个类比性的问题，即关于我们的环境的意义与它的设计之间的类比性的问题。因此，我们总是倾向于一种精心设计的正规性，而非一种一般设计的例外论。连续性在一个不仅新闻界而且连审查委员会都期盼着轰动效应的时代,我们遵循这样一条连续性的轨道行进，这是很难保证有成功的希望的。与其他的艺术大不相同的是：其他艺术都标榜自己为自由的艺术，因为它们并不直接与责任相关，但建筑学是一门受制于各种社会责任的，因此它必须老是表明与内容之间的因果性、表明与目的之间的相关性。只要作为建筑师的主要任务的建筑设计一直遵循这条基本规则,那么，革新就是我们建筑师从社会那里得来的科学性或艺术性的赠品。不断更新的建筑作品和建3/30筑模型的极端的短寿命自然会令我们怀疑它们是否可以被称为是探索性的新作，或者，是否归根结底仅仅是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而已。我们尽力不因那种“时代精神”的幽灵而兴奋：它是如此的诱人，以至于会把人引入歧途。我们自己的基本立场的连续性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的：在心存怀疑的情况下，最简单的答案总是那最佳的解决方案。也正因为此，我们才努力把每次设计任务都还原为很少的几个基本点。革新与变化设计中最令人着迷的东西就是新发现。对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对满足使用标准、场地条件以及物质和结构条件的新概念的开发，还有耐用性以及把一切要素整合成一个建筑整体的能力……这一切都是很吸引人的方面。对整体以及周围环境的尊重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对我们来说，那种仅仅想要从审美方面、从雕刻方面、从表面上改变建筑的革新，并不是我们所感兴趣的。对于我们这些创新者而言，必须要有一个合意的任务。而那是一个基本的要求。正如佛尔克文·马尔格所说:“如果革新的目标是让一辆车有一个轮子或让一艘船有一只帆，那么，它就具有正当的实现理由。那种仅仅为了引起轰动的革新会导致发明家的裸露癖,仅仅把自我炫耀的激动欲望表现了出来而已。城镇规划是离直接实现最遥远的事情。我们也懂得，革新不是乌托邦。乌托邦是人类发展的智力催化剂。我们尊重约纳·弗里德曼或巴克敏斯特·菲莱尔的成就。他们在构思的时候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多真实的理由。对我们而言，更大的挑战是搞一些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实际或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努力来证明是可能的东西——当然，通常都必须要接受许多妥协。公共关系每一种建筑形式都是城市的一部分，因此，也就是一块公关经验的实体表现。假如失去了生命，它会怎样?因此，我们才每次工作都要问一问这个问题：如何消除私人与公众间的障碍？不仅仅是在所有权方面,还关系到功能、使用、欣赏以及都市集成等一切方面。这样一来，建筑作品的创造对于我们而言就和一种美学义务连接起来了。每个建筑都占据一块我们的有限的、俗世的地球。即使是极端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也不能说这块地球就可以仅仅用金钱来随意开拓与肢解。不,每块建筑及其设计者、拥有者与用户都欠公众一件礼物,那礼物就是公众参与和理性的设计。对话“对话”这个比喻可以说明我们的立场。我之所以把我们的设计方法描述为“对话式的”，就是因为在设计过程中问与答一直都是相互依存的。每项特殊设计任务都暗示着各种解决方案。对它们的评价可以改变任务的内容,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还可以产生许多新的需要。虽然我们经常把自己排除在外，但是，这里仍然有“时代精神”与我们自己的作品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是植根于坚实的个人基础之上的，那么，也就可能以一定程度的心理免疫来对抗“时代精神”。这些基础之一就是建筑必须关照适当性。对我们而言，建筑是一个对话的使命。这是就字面的意义而言的，但首先也是4/30一种转移了的含义。因此，我们把自己看作是合作伙伴,应该通过一种苦心孤诣的设计过程来回答环境设计的问题。对我们而言，这些回答不是裁决，不能硬让每种解决方案都服从一个美学立场的“签字画押”。我们试图用我们的“回答”来深深地对“问题”作出反应。我们的设计方式是从问题的具体条件出发，来制定我们的设计路线、发展我们的设计思想。我们不想进行一场建筑的独白：其中，永远相似的设计、重复的设计公式已经变成一个显而易见的商标。我们并不喜欢做那种“顺利的助手”,不想一眨眼就解决每个“问题”，因而制造出一大堆建筑的杂烩。只有在这样情况下，讨论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在对话中仔细地倾听对方并作出反应，但同时也保持自己的坚定的立场。结构抽象的结构与抽象的技术是不存在的。两者都需要形式来支持，所以，必须发现和设计出一种合适的形式来。每个建筑结构都是一个集成物,集成了敏感的承载能力原则、支承和抵抗各种压力的能力的原则：这一切都表现为物质的形式。形状可以是丰满的，而且，通过利用大量的材料可以达到它的目的。我们可以给它穿衣，也可把它隐藏。然而，我们可以设计出一种微妙的结构来，它既可经济地使用原料又可发挥美学的作用。这种荟萃总是起源于一个结构的。因此，恰到好处、经济与生态就同美学结合为一体，形成一个几乎不可穷尽的设计宝库，完全是不依赖于风格的，而仅仅依赖逻辑。对我们而言，结构不是一个极权主义的自己决定的设计元素。问题在于要把结构当作一种高层次的工具,就像音乐中的节奏、语言中的语法那样。对我们而言，建筑本身的象征性的尺寸并不是一个可接受的假定。经过了后现代主义的短暂寿命之后，那种作为纯粹美学姿态的象征主义的人造物已经偃旗息鼓了。一种称为“解构主义”的观念甚至把目的破解成结构主义。作为一个主题，它把“官能论”引入了它的语义中。那是一种把无意义当作我们时代的天启的隐喻的主张。这不是我们的任务。这不仅是和我们的感情相矛盾的,也是旨在对抗职业规范的玩世不恭的思想，而我们的职业道德就是要为人类创造生存空间，并非要制造社会混乱。同一性在现代的技术文明的世界里，只有建筑是不属于那种有大量重复的成批生产的产品，假如我们把预制的住宅排除在外的话。人们可以遗憾地说现代建筑业的工业化还没有到来。同其他行业相比，建筑业已经变得比较昂贵了,而且，还将变得更加昂贵。相反，我们视这一点为进步。建筑是最不讲同一性的。这是一种很具体的同一性。它出自每个新建项目,产生于场地、气候、功能、环境以及施工的和经济的条件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的交流。同时，我们在这种挑战中感到有责任要创造具有同一性的场所、空间和建筑容积。用我们的话说,每所房子都需要有一张脸，它要能映照和表现出自己的特性;这特性是产生于同它的各种限制条件的对话的。在佛尔克文·马尔格和我的两种特征中，我们发现了一种统一的建筑语言。我5/30们的建筑必须要显示出我们的观念与内容的统一,而不是商标化的或“为艺术而艺术”的放荡之品。我们的建筑的同一性必须要实现如下两者:既要保持在我们自己的原则之内，又要符合独特性的要求。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我们的作品都一直保持公众责任与个体表达之间的平衡。对第四个问题的回答∶作为一个极不平常的建筑师，您还在大学保留一个教学的位置吗?您对教师与建筑师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我已经终止了作为不伦瑞克工学院的正教授的活动,但是，还在世界各地从事各种教学活动。一方面，因为只有具体的建筑实践才可以确保我进行理性的和明确的教学，所以，作为建筑师的实践经验和教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我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产生了一个永久性的时间冲突,因为作为某一个大型工程的建筑师与负责人的工作会限制教学活动，相反，在大学的固定的职责（比如讲课、考试、研讨班等）也常常和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