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读《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1927－2008年），美国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AbertJ.Weatherhead)学院教授，哈佛大学国家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与两主编之一，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是美国当代极富盛名却又颇有争议的保守派政治学家。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认为21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单位不再是国家，而是文明，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亨廷顿早年是文武关系研究(civil-militaryrelations)的奠基者。后来，他对美国移民问题的看法亦广受学界关注。一、《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主要内容全文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标题为“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亨廷顿认为，冷战后，全球政治成为多极和多文明的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构成: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在亨廷顿看来，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把文明作为人类的最根本特征区别与其他物种。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它既不会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普世文明，也不会导致非西方社会被西方化和西方化。第二部分，标题为“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亨廷顿指出，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变更、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中所占的比重相对于其它文明正在缩小;相反亚洲文明却在发展壮大它们的经济、军事、政治力量;伊斯兰文明人口正在激增，打破了穆斯林国家与邻国的平衡关系。一般来说，非西方文明都在重新肯定他们自身的文化价值。在21世纪初期，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第三部分，标题为“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亨廷顿认为，由于现代化的驱使或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的界线重组。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团。文明之间的断层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然而在新的世界里，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联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因此，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第四部分，标题为“文明的冲突”，是全书的核心。亨廷顿指出，文明是人类的终极部落，文明的冲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冲突。同时也作者认为断层线战争具有相对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意识形态混乱、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等特点。此外，作者还从历史、人口和政治三个角度分析了断层线战争爆发的原因。历史上的冲突遗产，彼此仇恨的历史记忆;人口比例的巨大变化;政治上新兴政治实体对民主化进程的强烈要求。最后作者认为，断层线战争是间断性的，无休止的。能否结束断层线战争和阻止其上升为全球战争，主要依靠世界各主要文明核心国的利益和行动。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爆发，而断层线和平却只能自上而下地慢慢推动。第五部分，标题为“文明的未来”。西方的生存有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的西方认同，以及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看作是独特的而非普世的，并团结或联盟来对付来自非西方国家的挑战。全球文明间战争的避免则依赖于世界领袖接受并合作维持全球政治的多元文明性质。全球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极小，但并不是不可能的。认为危险的根源在于:文明及其核心国之间均势的变换。而防止主要文明间的战争需各国遵守三个规则:避免原则，即核心国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多文明和多世界和平的首要前提条件;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相互协商遏制和休止彼此文明间的断层线战争;求同原则，即所有文明的人们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亨廷顿还指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保障。二、对文明的界定和世界秩序界定的重新认识在亨廷顿文明观点中，从不同时期和单一文明与多元文明之间的区别，文化实体，文明的包容广泛性，文明的动态性和文化实体与政治实体来对文明认识和界定。但亨廷顿没有明确的定义文明的含义和判断标准，就把世界的文明进行划定或明确。把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是有重合的文明部分，主要看哪方面的“他者行最多”来认定这两文明，而日本的古代文明大部分是中华的效仿和近代文明的全盘西化，现代日本的生活、习俗、语言、宗教、历史有中国文化的影子。对西方化与日本的文化认同度很大，在近代的全盘西化后，日本应该划入西方化范围内。“实际上，西方文明从希腊时代开始，经历了文明严谨的‘创生时期’、‘英雄时期’、‘神圣时期’，现在正进入其最后一个演化阶段——权利被滥用阶段。”而中日之间或西方化与日本文明之间的区别更大意义在于民族主义的心理素质方面，当然民族主义的心理素质方面很大程度上有文明的成分。在非洲文明的存在与否，“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认为：“亨廷顿是西方最优秀的政治学家之一，他为理解下个世纪全球政治的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然而对他的批评也纷至沓来。主要在于批驳冲突不是主要起源于文明，而是其他方面。而且亨廷顿把整个非洲成为一种文明，但事实上今日世界上大多数的冲突都发生在非洲内部。”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克说：“存在于文明内部的狂热派与立宪主义之间、极权野心与法治之间的冲突以一种比存在于文明之间的冲突更触目、更完全的形式出现。”他特别谈到中国，认为冷战后中国迅速增加军费，大力推进武装力量现代化，不断扩大军事力量，向伊斯兰教国家出口武器。这就形成了一种儒教与伊斯兰教的军事联系，共同对付西方。而西方化是一个思想领域的概念还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亨廷顿没有明确指出，文章暗含思想多点，但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者很少提及。亨廷顿只从把文明作为未来世界决定一切的核心因素。虽然文明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但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没有纳入其中，把文明作为推动作用有失合理性。在亨廷顿看来，世界秩序的重建是文明为核心的秩序重建，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但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对抗包含不仅仅是文明因素，还有上述所说的政治、经济、军事因素。在作者看来，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和国家则分道扬镳。在文化相似或相同的民族暗含民族的心理素质相似或相同，感觉起来好像回到民族同一性了，但文化不等同于文明，还有文明形成历史的漫长，具有持续性；如亨廷顿所说的那样，文明也是在演变，但文明也有固定性遗留下来很难改变。在亨廷顿指出文明决定世界秩序观是一个角度或视野，何况世界大多声音是希望自由、民主的多元社会，不是美国所想的自由、民主。既然人类向往自由和民主，那么各民族的就有自己的愿望和决定；全球各地自由和民主的多元世界才是人类所向往的，而不是亨廷顿所指出的那些措施来维持西方化三、对作者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思想再解从作者的背景来看作者的思想，作者哈佛大学国家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与两主编之一，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是美国当代极富盛名却又颇有争议的保守派政治学家。在它的内容所述中得到一些美国在全球的思想影子：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要受到所有其他文明的挑战，其中最严重的挑战是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可能联合起来对抗西方文明④。这可以对美国从冷战时期对抗苏联，围堵中国，对抗日本，到现在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或重返亚太。对中东的政治插手，都有这种“文明”对抗的影子。。亨廷顿提出的控制未来世界的对策中露出端倪:促进西方本身的文明;限制潜在的敌对文明—主要是儒教和伊斯兰文明的军事势力的扩张，保持美国在东亚和西南亚的军事优势。亨廷顿在书中大肆宣扬的西方的衰落和中国、伊斯兰的崛起的言论，似乎只是强调世界格局的变化，看似世界真的要成为作者所说的“一个多极多文明的世界”。而“文中强调的核心国际理论欲在为霸权主义做掩护，非西方势力的崛起对西方的威胁已经让一些有先见之明的西方学者忧心忡忡，印度、巴西、中国的崛起让他们越来越觉得不安，离我们最近的便是“中国威胁论”，西方所习惯了两百多年的经济文化霸主地位竟被多个昔日的“小绵羊”迎头赶上，优秀的人当然不愿意被超越，所以他们竭尽全力去避免，恐怕有一天他们被曾经欺压过的对手打倒。”⑤从中也可以西方担心中国的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比如；和而不同，因为这些思想是具有人们所接受的力量。的世界秩序构建中，亨廷顿认为，“作为一个成熟的文明，西方已不再具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社会所需的经济动力或人口动力，而且以此为目的的任何努力都有悖于西方的自决和民主价值。”⑥美国以及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含义和标准是什么。是非西方化的国内不是西方化的民主还是全球意义上的民主自决呢？在穆斯林世界，他们是向往民主，“不过，虽然对西方民主制的很多方面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被调查者并不赞成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⑦在穆斯林看来他们需要的民主是适合他们文化的民主，而不是美国的民主，对其他非西方化国家的指责和演化从属西方化的文明是有部分的选用，而不是找西方化来构建国家和社会。在未来自由和民主是人类的向往，但什么样的标准才是最受人类所接受，那将是文明在博弈中的结果。参考文献：摘自《也论文明的冲突——从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看国际关系理论》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二卷（总第9A期）《神州文化》第32页郑鹏《西方的忧虑和警惕———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所思考的》同上④.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6-7页⑤《神州文化》第32页郑鹏《西方的忧虑和警惕———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所思考的》⑥.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286页⑦埃斯波西托和莫格海德《谁代表伊斯兰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