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成就、艺术特点和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

评赏诗经对我们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诗经》不但包含了深厚广博的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面向现实，朴实、自然的风格特征《诗经》作品主要产生与我国古代中原和北方地区。作为文学作品，它的艺术形式体现了殷商和周代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理性精神，表现出重人事、重实际、重现实的特征。在艺术风格上，《诗经》三百篇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但从总体上看，不能不说是以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为其基调。这一艺术风格直接表现为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真率地表达感情。《诗经》中的作品，紧贴现实生活，不作无病呻吟，感情真挚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不论是民族史诗，还是怨刺诗、征役诗，就是那些开放活泼的爱情诗也是如此。这些作品富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乡土情调，面向现实生活。可以说，《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诗经》的作者善于运用写实的手法，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刻画那些颇富特征的细节或生活侧面,抒发淳朴真挚的内心感情。如《卫风·氓》、《邶风·静女》、《豳风·七月》、《豳风·东山》、《小雅·采薇》、《王风·黍离》、《王风·君子于役》、《魏风·伐檀》、《硕鼠》、《小雅·北山》、《十月之交》等。这些诗中的朴实自然的风格，近人称之为“写实”的创作方法，或称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之一。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诗经》的表现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诗经》以至中国诗歌艺术手法的基本特征。最早提出赋、比、兴概念的是《周礼·春官·太师》,其中说道：“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把“六诗”叫做“六义”。汉代的郑众、郑玄，六朝的刘勰等人，对赋、比、兴都进行了阐释。对赋、比、兴的解释，历来不尽相同，现多取朱熹说：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即直接抒写或铺叙，直陈描述。比：“以彼物比比物也”。即打比喻，对事物进行形象具体的比况。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即起兴或发端，借用其他事物以引出所歌咏的对象。宋代有一个叫李仲蒙的，对“赋、比、兴”提出的一种解释，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李仲蒙解说的特点是将“赋、比、兴”与“情”紧密结合起来。诗歌是言情的，在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上，李仲蒙注意到情的作用，可以说是独具慧眼的。“赋”，是文学创作的最基本方法。谢榛《四溟诗话》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统计虽有出入，然大体可信。《诗经》用赋大量，既可铺叙，又可抒情；既可用于对话，也可用于描绘，可写全景，也可写一个场面。如《七月》,八章全用赋笔,其艺术效果深刻、真实而感人。《静女》，写一个场面,表现了人物心理感情。此外如《君子于役》、《芣苢》、《十亩之间》，皆单纯用赋法之例。（关于“赋”，可参见《文史知识》89年第10期褚斌杰《论诗经“赋比兴”之“赋”》。）比，即比喻。《诗经》中之比，有的比方具体事物，有的用以说理，有的用以写人，如《卫风·硕人》写庄姜之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一连串的比喻写庄姜美丽，可谓穷形尽相，淋漓尽致。如《硕鼠》，通篇用比。再如《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象牙的切磋、美玉的琢磨,形容君子高雅的仪表。《陈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以云彩之喻女子的众多。《大雅·常武》：“如雷如霆，徐方震惊。”以雷霆比喻周宣王的军威。其余象《氓》《邶风·柏舟》等，用比之处不胜枚举。兴，“兴者，起也”，即借用其他事物以引起所歌咏的对象。所以,兴一般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端。其作用,起到一种发端定韵，舒缓语气，齐足诗句的作用；否则作者一上来便直言本意，会显得唐突兀然，若有所缺，甚至失却诗味。《诗经》中的兴法，基本上有两种形式：借句起兴与借物起兴。借句起兴，如《王风》、《郑风》、《唐风》各有一首“杨之水”，但三诗内容截然不同，“扬之水”一句与所咏本意并无多大联系，可能当时流传的诗歌中有这样的句子，故诗人借用之。借句起兴，一般与正意联系不大，只起一个开头或起韵的作用。借物起兴,诗人“因其所见”或“因其所事”而“触物以起情”。这是最常用的一种兴法。如《周南》之“关雎”,“桃夭”、“汉广”，《邶风》之“谷风”、“燕燕”，《秦风》中“黄鸟”、“晨风”、“蒹葭”，等等。借物（景）起兴，许多景物与所引出的诗句在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如《关雎》，起兴句可能是诗人看见河洲上成双成对的雎鸟在互相鸣叫，触动情思，联想到人间的爱情。所以这类兴句，往往有比的意思。朱自清即说是“一是起兴，一是譬喻”。它在艺术上，或寄寓,或象征,或渲染，或起韵，或引起联想，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再如《周南·桃夭》、兴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不仅渲染烘托了新婚的喜庆气氛，而且象征新婚女子也如艳丽的初开桃花。《采薇》看到薇菜的生长，联想到时间的流逝，引发久戍不归的苦痛。所以,兴是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可以在极短的篇幅里造成极有情致的意境和鲜明的形象。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除了音韵、节奏等形式要素之外，诗歌还特别要求把主观思想感情客观化、物象化，使主观思想感情与想象、理解相融合,从而塑造出主客观统一,物我相谐、情景相生的诗歌艺术形象。兴正是从诗歌艺术的这种内在规律上体现了我国诗歌艺术的本质要求，集中了我国诗歌艺术的重要美学特征。《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好的作品,可以达到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如《秦风·蒹葭》就是这样的一首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全诗可说是起兴而后再用赋法,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写景来发端，描绘出一幅秋苇青苍、露重霜浓的清秋景色，这样的景色，触动了诗人思念“伊人”之情，三章起兴之句以景物的细微变化，即“为霜”、“未晞”、“未已”，点出了诗人追求“伊人”的时间地点，渲染出三幅深秋清晨河滨的图景，由此烘托了诗人由于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迫切地怀想对方（“伊人”）的心情。在铺叙之中，诗人反复咏叹由于河水的阻隔，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凄凉伤感的心情。“宛在”二字，说明只是想象中的情景，但说明前面的跋涉同样是想象之词，这正好说明怀想之切。诗中凄清的秋景与感伤的情绪浑然一体，构成了凄迷恍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三、优美和谐的语言艺术《诗经》的语言，简洁朴素，精炼准确，绘声绘色。《诗经》用字非常丰富，使用的单字近三千个。所用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生物名词非常之多。用词精炼准确方面，仅举描写手的动作来说，就用了“采”、“掇”、“捋”、“撷”、“按”、“握”、“拾”、“抽”、“折”、“授”、“携”、“执”、“拔”、“招”、“捣”“等各式各样的动词。《诗经》的语言还富有音乐美，运用了大量的重言叠字、双声叠韵词，重言叠字如依依、迟迟、萧萧、悠悠、凄凄、丁丁、嘤嘤；双声的如：参差、玄黄、踌躇、黾勉；叠韵的如：崔嵬、窈窕、沃若、经营、辗转、逍遥。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说：”……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所谓“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就是指用少数字来概括复杂的情状，把情思和形状毫无遗漏地描绘出来。这就是《诗经》的语言艺术魅力。《诗经》的句法、章法也很有特色。《诗经》的句式以二节拍的四言句为主，形成一种自然的音乐美。当然，除为主的四言句之外，也出现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乃至七言等句式。多节拍的变奏，增添了诗歌的韵律美。《诗经》的章法特点是回环复沓。《诗经》中的诗是可以合乐歌唱的，每一篇被分为若干章，就如今天的歌词的分段。每章词句基本相同，仅换少数几个词,反复咏唱，这是民歌常用的形式,如《周南·芣苢》。它不仅是简单的重复，在艺术上还有强化作用，使所描写的事物，思想感情更加突出、更加鲜明。如《王风·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此诗重点只换了“月”、“秋”、“岁”三个字，但正是这三个字的更换，体现了相思的递进，相见的迫切。在艺术上也收到了回旋跌宕的效果，增加了诗歌的音乐感。四、《诗经》的深远影响《诗经》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诗经》作者所表现出关注现实、面向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后代文人倡导的“风雅”“比兴”精神，实质也就是《诗经》的面向现实的精神。屈原《离骚》、《九章》中忧愤深广的感情，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唐代陈子昂提倡“兴寄”，标举“汉魏风骨”，杜甫的“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的新乐府,等等,都是《诗经》精神的继承。《诗经》的赋、比、兴手法，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赋的手法不但成为后世诗文的一种基本表现手法，到汉代还发展成为一种文体，彪炳一代。比、兴之法，影响尤为深远，它开辟了后世文学所谓“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艺术表现手法。自屈原吸收、发展了比兴手法只后，比兴手法经后人的不断发展创造，已不单纯是一个简单的以某物作比或触物起兴的表现手法，而且是诗人进行艺术构思和形象思维的重要艺术手段。后代许多优秀诗人用它创造出无数兴寄幽深、比类切至的艺术形象，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籍、韵味深长的民族艺术风格和美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