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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唱法韵味新论五沟营初级中学曹大华二零一三年五月我国民族唱法韵味新论五沟营初级中学曹大华韵味说,出自唐代诗人司空图提出的一种诗歌理论,其意指诗歌创作应给人留下充分想象和回味的空间。在《与李生论诗书》中,他说:“辨于味而可以言诗”,“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司空图继承前人理论成果,将“韵”和“味”两个美学概念(前者指艺术作品生气远出的风采;后者指艺术作品的审美特征和感染力量,或指艺术风格与审美体验过程等)相结合,用以说明其在文艺中的美感作用,成为对我国传统诗歌创作和欣赏影响很大的理论之一。“其精髓在于追求诗歌的朦胧、含蓄、蕴藏之美,主张诗歌审美意象的创造应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和‘象外之象’”(《与极浦书》)。我国民族唱法(无论传统戏曲、曲艺唱法,还是当代民族歌唱法)作为一种语言(由诗歌演化的歌词)与音乐结合的艺术,自然就深受这种诗歌理论的影响而历来讲究韵味。同时,将其贯穿于字、腔、声、情等环节的审美意象创造之中,成为民族声乐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歌唱与诗歌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根据“内容决定形式而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哲理,歌唱所讲究的韵味,又必然在诗歌理论的基础上有所演变而呈现出作为音乐表演艺术的特点。在民族唱法歌手为提高发声技术而着力借鉴欧洲美声唱法精髓的当前,我们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反思其潜在的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和实践价值,对于在民族声乐教学与研究中如何进一步突出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培养高素质的民族唱法演唱与研究人才,必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下面针对“润字”与言外之“象”表述一下个人观点。在诗歌韵味说影响下,但凡我国优秀的民族声乐作品,大都是不是直述其意,而是以语意含蓄、内涵深邃见长。正如清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所言,具有“意内而言外”、“音内而言外”的特征。作为一种文本表现形态,它一方面通过生动的文字,直接描写出可感性较强的具有情感内涵的画面清晰的文本形象,即所谓“意内之象”;另一方面,却突破文字所述画面的界限,在“意内”、“音内”隐含“言外”更为广阔的、没有明晰画面的、空灵飘忽的多层次意象、意境,让人们从字里行间云间接体味。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有具体物象的“实境”,那么后者则是在具体物象之外的一种“虚境”。这就给歌唱语言的二度表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天地。为此,在长时期的民族声乐艺术实践中,我国歌唱家们创造出了多种艺术化语言处理方法。他们不仅能够依据汉语声、韵、调的特点,合理运用审字法(含咬字口型之“四呼”和咬字部位之“五音”)、分解法(将咬字过程分为头、腹、尾)、归韵法(十三辙)、收音法(分为直喉、展辅、敛唇、穿鼻等字音收尾形态)以及语句的字调、句调、语气、逻辑重音等语言处理方法,将意内之“实”准确而生动地表现出来,使听者能够理解词意,并清晰感受到歌曲中蕴涵的内在情感之美和中国语言特有的韵味。同时,我们发现,他们还善于融进一种特殊的技法,在确切表达词曲“实境”的前提下,以字音的速度、力度、声调、音色、口型等变化来创设一些“特殊听觉形象”,将作品中隐含的“言外虚境”进行特殊的“实化处理”。这样一来,不仅可使作品中那些空灵飘浮的“言外虚境”、“象外之象”向“具体化”、“物象化”大大推进一步,体现出歌唱者经过深思熟虑的某种表现意图。同时,通过鲜活的语音去激活文本作品中僵化的艺术形象,可直接作用于听者的听觉感官,迅速引发听者的审美激情。听者在体会语言表达的确定性内涵的同时,还可借助这些“特殊听觉形象”,通过想象与联想,去感受与字意、句意相关联的更加深远的意象、意境,获得言有尽而意味无穷的审美情趣,即“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韵外之致”。从而,使声乐二度创造的强大功效得以实现。这种特殊技法,笔者称之为“润字”。根据对多位歌唱家咬字时的语音表现形态考察,我们将润字的具体手法大致分为五类:速度变化性润字,分为急咬(咬字过程较短,收声极快)、缓咬(咬字过程较长,声母转韵母过程较缓慢),或在一个乐句中有时先急后缓,有时先缓后急等等。力度变化性润字,分为重咬(字音力度大)、轻咬(字音力度小)、柔咬(力度适中)。声调变化性润字,在不改变字的“四声”的前提下,增加字的单调变化因素,使字调呈现出时而上挑走高、时而下落低抑、时而平稳舒展等多种形态。④音色变化性润字,分为字音明亮圆润、字音闷暗浓重、采用真声咬字、采用假声咬字、采用混声咬字等多种。⑤口腔形态变化性润字,分为竖咬(口型竖张)、横咬(口型横张),或竖中有横、横中有竖等多种。在歌唱语言的艺术表现中,这些方法大都以相互交织的形式表现出来。可分为力度与速度变化交织者,如咬字“既强且快”体现的“脆劲”、咬字“重而慢”体现的“沉重感”、咬字“轻而快”的“轻快感”、咬字“轻而慢”的“悄悄感”等多种;多种音色变化交织者,如字音音色亮中变暗的“朦胧感”、字音暗中带亮的“透视感”、真声咬字的“质朴感”、假声咬字的“含蓄感”、混声咬字的“华彩感”等多种;口型、声调、力度、速度等变化交织者,如喷字、吞字、捻字、揉字、甩字、衔字、擒字等等,它们或意在写人,或意在状物,或寄趣于音,或寄情于音等。润字的总原则是“字中有声,声中无字”,否则就有悖于“字正腔圆”的审美准则。润字具有多解性、指向性、隐喻性和模仿性等审美特征。1、润字的多解性虽然“润字”通过字音的强弱、快慢、虚实、形态等对比性变化,对歌中“言外之虚”进行了由“意”转“形”的“实化处理”,生动地体现出作为原作与听者之间的“媒介作用”,有效拉近了作品内涵与听者的距离,使那些“言外之意”大大增强了可感性和可解读性。但是,“润字”毕竟不像语言表达那样具有确定的内容。因此,一方面它本身存在着多意性,可以同时体现多种意图;另一方面,对这种写人之“形”或寄情之“形”等不同的人会有着不同的审美感受,即存在审美的差异性和多解性。其差异的程度和多解的情形,则取决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审美经验和文化素质。然而,又正是在这审美的差异性和多解性中,隐含着审美意识多样化发展的驱动力。对同一美的事物产生不同美感,会打开人们的思路,拓展想像空间,使人们最双限度地云尽情感受由艺术创造者所能提供的可以感受到的美的内涵,从而获得多种审美韵味,培养多种审美情趣,积累多种审美经验。2、润字的指向性在人类长期的音乐审美实践中,通过审美经验的积累,逐渐形成了一种深层的审美心理结构。在音乐表演中,凭借这种深层审美心理结构的维系。歌唱者一方面将这种自身审美经验融化到“润字”手法中,用以传达某种具有指向性的表现意图;另一方面,听者也以自己的审美经验与之达成一种“默契”关系,能使自己从这种看似朦胧的听觉形象中获得较为清晰的感知和一定程度的理解。例如字头咬吐的有力而干脆,将生动表现也威武的情绪,如刘斌演唱的《当兵的人》;咬字缓慢而有力,字音浑厚、凝重,将表现也深沉的情绪,如杨洪基演唱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欢乐时咬字轻巧,过程较快,如宋祖英演唱的《好日子》;抒情时咬字柔和,速度偏缓,过程较长,如德德玛演唱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等。凡此种种,都是这种深层审美心理结构在声乐表现上的反映。这种深层审美心理结构,是人类特殊审美感官逐步完善和审美直觉力高度发展的一种表征。它是伴随人类长期的艺术创造实践和审美实践不断发展起来的。前辈的审美经验丰富着为人类审美实践的成果,作为后辈审美实践活动的基础保存下来,经过漫长的积累和沉淀,构成了人类具有某种共性的深层审美心理结构。在声乐审美实践中,深层审美心理结构是某些审美对象能使人产生共同美感的基础,同时,也是声乐演唱者对某些“言外之虚”创造出具有一定指向性的声乐形象的基础。这种“润字的指向性”类似于法国戏剧家萨赛(1827-1899)在《戏剧美学初探》中所提出的“约定俗成”论,意即表演者与欣赏者之间在对待艺术的表现与接受两种形式上,均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眼光和精神状态。一方面,表演者以一种特殊的夸张、变异的艺术手法来表现自然和真实,组成“真实的虚幻”;另一方面,欣赏者需要享受一种与现实生活不同的观察事物的奇异特权,即享受幻觉的特权。当这种“特权”得到某种“满足”,也就是与表演者建立了“默契关系”,久而久之,在表现与接受两者间就形成了一种“有所指”的常规。3、润字的隐喻性为了表达某种意图,在字句中并不言明,而是通过对语音形象的生动描写体现一种“不写之写”的意味,让人们通过“品”来感悟。如歌唱家王宏伟演唱的《西部放歌》中“哗啦啦的黄河水,滚滚向东流”一句,咬字爽朗、明快,字音高亢,而歌唱家宋祖英演唱的《龙船调》(湖北利川歌)中的说唱句“妹娃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则咬字轻柔、含蓄。前者在于表现当代西北人朴实开朗、朝气蓬勃的性格,后者在于表现湖北水乡少女的纯真性格。这就是借用西北音调、湖北音调以及这两地音乐中所反映出的生活情趣为背影,运用字音的力度、速度和音色变化性对比的润饰技法,隐喻性地将一种“综合性听觉形象”通过听觉传达给人们。虽然两者的词意分别是在描写“黄河壮观”和“坐船过河”的情景,但是,听者将从这些字音的力度、速度和音色变化等特殊的听觉形象中受到启发,去琢磨其“言外所寄”,凭借对这两地的人物风貌、风土人情的了解,产生联想,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体会与领悟,这就比直述其意更富有意味。4、润字的模仿性通过对字音声调抑扬和音色造型等“模仿性”润饰手法,创造一种“审美形象”,间接体现不同人物的基本特征,也是我国民族唱法的又一大特色。这种手法在我国曲艺唱法中运用较为普遍。有很多琴书弹唱演员,演唱一个段子,往往可以通过语音变化同时模仿三四个不同性别、年龄特点的人物;著名歌唱家郭颂在演唱歌曲《新货郎》时,就成功运用润字的模仿性特征,刻画出“买花镜的老大娘”的形象。在戏曲道白中,这种手法则演化为一种精彩的表现程式,即当我们听到那优美而雅致的女高音“假声”道白、高昂而学生的高音“鼻音”道白、苍劲而质朴的女中音“真声”道白,脑海里就会分别呈现出那雍容华贵的青衣、叱咤风云的黑头花脸、温良持重的老旦和气度不凡的老生等人物角色的形象。由于这种模仿手法,触动了记忆在人们头脑里那不同人物语言表达时的基本声音特点和神态特征(这种特点有的来自生活经验,有的来自审美经验),使人们处在“对号入座”的审美体验过程之中,所以特别有味儿。我国戏曲之“千斤说白四两唱”的行语,就精辟道出这种润字技法之重要、功夫之深、审美价值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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