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与生态政治战略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重构及生态政治战略摘要：针对西方生态政治思潮和传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理论在解决生态问题上出现的理论缺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他们认为，无论是“深绿”和“浅绿”的生态政治思潮，还是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都忽视了生态学的阶级维度、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无益于生态问题的解决，他们由此提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行“红绿联盟”的生态政治战略，并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本文具体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及理论特质。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西方生态政治思潮、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问题对于如何解决生态问题，西方生态政治思潮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他们在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都受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严厉批评。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看来，西方生态政治思潮的失误在于，脱离了具体社会结构和社会政治制度抽象地谈论解决生态问题的政治构想。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通过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反思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生态问题，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绿党基于生态学价值观的政治理念，提出“红绿联盟”的生态解放战略，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最终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本文旨在系统地阐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重构及其理论特质。一西方生态政治思潮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不断发展，在80年代后逐渐形成为以赞成生态中心论还是人类中心论为标准划分的“深绿”和“浅绿”两种主要的类型，“深绿”主要是指生态自治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潮；“浅绿”主要是指生态资本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潮。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论是“深绿”的生态自治主义还是“浅绿”的生态资本主义，都因其各自的理论局限而无益于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自治主义和生态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为其稍后提出的“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构想奠定了理论基础。（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自治主义的批判生态自治主义生态自治主义作为一种“深绿”的生态政治思潮，是生态政治学的一个主要流派。它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其理论基础，并把“自然价值论”、“自然权利论”和无政府主义结合起来，强调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等级制权力关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统治意识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他们在政治上信奉基层自治主义，主张通过建设示范性生态社区和改变个人生活方式，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分散化、地方自治和直接民主的绿色社会来解决生态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自治主义的理论主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生态自治主义的理论基础“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自然价值论”缺乏严密的科学基础和理论论证，因而导致了“自然价值论”能否成立的广泛争论，人类始终只能从人的利益、需求出发来规定自然和保持生态平衡，任何脱离人的需要和利益的内在价值是根本不成立的。对于“自然权利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否认自然权利的存在，指出权利只是为人类社会所特有，它不适用于非人类存在物，因为非人类存在物认识不到彼此之间的责任，也没有能力交流对责任的看法，如果没有人类的权利，谈论自然的权利也是没有意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如果把自然的价值和权利置于人类的价值和权利之上，并抽象地谈论人类社会如何解决生态问题的做法，其实是反人类主义的。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生态自治主义对未来绿色社会的构想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政府主义者支持的社会生活特征包括：“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平等主义、自愿主义、联邦主义、分权主义、乡村主义和利他主义或相互帮助”1，而无政府主义反对启蒙理性，主张人们应当根据自己的情感要求和对感官或审美愉悦的自发追求来设计未来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生态自治主义提出的反对国家，反对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强调分散化、地区生态自治，使人类共同体适应生态系统，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活在遵循生态规律的、简单的、社会自决的小共同体中的政治构想，具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这种无政府主义倾向导致生态自治主义所构想的绿色社会具1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5页。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生态自治主义在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绿色社会的途径上的理论主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生态自治主义非历史性地看待工业文明和技术运用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如生态问题，把等级制和权威看作是万恶之源，因而提出进行个人自我管理以及个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把解决生态危机的责任推到个人身上，在本质上秉承的是个人主义的价值立场，从而模糊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其后果是不仅会导致政治冷淡主义，而且无益于生态危机的真正解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也批判了生态自治主义依靠“非工人”的中间力量和采取“非暴力”的方式实现绿色社会的作法。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态自治主义选择“中间阶级”，而放弃了工人阶级，没有看到工人阶级在现当今仍然具有革命潜能，这就导致他们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实际上，革命的任务仍然需要工人阶级来完成。不仅如此，生态自治主义极力反对传统政治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而是想通过采取一种温和的和缓慢的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来逐步地瓦解资本主义，这终究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并最终导致失败。（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资本主义的批判相比较“深绿”的生态自治主义而言，生态资本主义是一种“浅绿”的生态政治思潮，它明确否定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指出其理论的核心性问题是调和生态和资本主义这两个矛盾和对立的概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提出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要么依靠市场力量解决生态问题，要么依靠国家的生态指令加大投资于生态重建和科学技术的革新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实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诸多努力虽然有一些局部性和表面化的成效，但远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不可能创建一种绿色的资本主义。他们分别从如下几个方面对生态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市场机制无益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他们认为，环境保护具有强烈的未来主义向度，生态资本主义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崇尚市场与价格机制的效率，自由市场的价格只能反映当前存在的消费者对相对估价所发出的信号，而无法反映那些还没有出生的消费者对相对估价所发出的信号。而且，生态资本主义所宣称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价格机制的高效率也是无稽之谈，资本主义无效的最明显证据就是大范围的失业，这一现象除了经济繁荣鼎盛时期以外，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不仅如此，其他的资源也被浪费：产品卖不出去，东西不得不毁掉以避免市场价格下跌；数亿辆汽车，每一辆汽车只装载一个人，成千上万人在公路交通事故中致残致死等等。究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逻辑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发达的工业经济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经济收缩的过程，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一种内在的增长动力。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机制无益于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与资本主义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生态资本主义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新型的绿色技术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生态资本主义者设想通过新型的绿色技术解决生态问题，改变技术降低环境影响的方式不仅包括降低单位生产中的能源消耗，而且包括选择新型的替代性技术，这些新兴的替代性技术在经济扩张的同时真的能防止环境的恶化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指出，技术的改进不是降低，而是增加了能源的消耗。因为技术的改进虽然能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但是也扩大了生产规模。除此之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发明釆用的一些新型技术，包括核能、生物燃料、太阳能、氢燃料电池、碳封存技术等等，这些新型技术可能会遭遇到诸如成本昂贵，安全和污染等难题，是无法克服生态危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技术无法根本解决生态问题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我们选择任何一种技术，或者对任何一种技术进行革新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中进行的。资本主义所发明的新型的绿色技术之所以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究其原因在于这些技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运行的，而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最后，生态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国家应该资助那些对生态友好的行动措施。但是，问题在于：钱从何而来？在增长的范式下，生态凯恩斯主义者可能寄希望于经济的增长。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凯恩斯主义曾经的失败是有目共睹的，甚至那些没有遭遇过衰退，只经历了低速增长率的国家，正遭受着普遍的国家财政危机，以至于它们正努力削减或废除福利国家，以穷人为代价来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它们还能够把大量的支出用于保护环境吗？另外，生态凯恩斯主义者还设想，他们本国的国民经济将通过生态技术的出口来繁荣，他们渴望通过征服一个新的市场来创造工作机会，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生态出口政策的成功会拖延甚至加重他们准备治愈的疾病，即生态危机。总的说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既反对“浅绿”的生态资本主义力图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通过技术革新和使自然资源市场化来解决生态问题，也反对“深绿”的生态自治主义基于后现代主义立场，通过地方自治和个人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的变革来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深绿”和“浅绿”政治思潮的批判分析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态学相结合的必然结局。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批判了西方生态政治思潮，而且也注意到了传统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出现的严重的生态问题，他们对其也展开了批判分析。在此基础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考察了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绿党的实际情况，提出绿党应该加强和其他党派的联合，尤其是加强和革命社会主义等左翼社会主义者的联盟，形成“红绿联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促进“红绿联盟”，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才是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共同解放的正确选择。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特征以及资源的极限两方面，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了生态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特征导致了生态危机。他指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采取国有化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国有化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中央计划和政党∕官僚政治统治的特征。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和中央计划对环境具有消极意义，其体现在于与这一经济特征相联系的两个政治因素会引发环境问题。其一是大众行使政治权力的缺失，即工人、农民、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没有行使政治的权力，某些企业中的管理层和企业职员与其他企业中的管理层和企业职员在政治上是分离的，这将导致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或社区的环境影响漠不关心。二是民主发展的缺失，主要表现在没有就某种环境问题自主地成立独立的组织并进行独立讨论的自由；政府没有提供让公众了解污染水平的公共信息渠道，因而公众无法知道污染的程度，“消极外在性”即生态问题也就常常得不到恰如其分地确认，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环境问题也就隐而不见了。在生态社会主义者萨拉·萨卡看来，遭遇资源极限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必将导致生态危机。他在《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苏联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一个资源极其丰富的大国，但到了1960年，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苏联专家开始忧虑：“国家的最丰富的资源不久将被耗尽。”2，随之而来的就是增长的极限问题。苏联十月革命之前，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粮食出口国，但是革命后，粮食出口大幅减少。尽管苏联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将数额不菲的资金投入到机械、灌溉、化学废料和杀虫剂上，但是造成了对农业的高额补贴以及农业的改善以高额成本为代价的问题。萨拉·萨卡指出，苏联在农业生产中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绝大部分应归咎于国家地质条件的限制，如果无视资源极限的经济增长，它将导致严重的生态后果。但是，苏联政府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无限信仰，他们认为，环境退化只是一种临时现象，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