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学术评估

1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马克思思想的学术评估2014年01月27日08:18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5期内容摘要：从学术角度评估马克思思想，一直是国内仍然没有完成的理论任务。在西方既有研究基础上，可以提出对马克思思想学术评估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时代不可超越的地平，这一结论建立在对四个方面问题的学术评估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立的时空条件有效性，作为历史科学的逻辑有效性，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与革命预言的有效性，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术评估作者简介：胡大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哲学博士。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774(2012)05-0020-072011年，伊格尔顿出了一本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当年就出了它的中译本[1]。我想，原因不在于作者是知名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他在某种意义上恰巧完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个子项目。该工程是我国近年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最重要举措之一，它的目标是认真地面对那些常悬在我们心中的问题，例如，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我们是否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马克思是否可能错？如果错，错在哪些地方？等等。客观地讲，从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大会之后这些问题就开始了，正是在此次大会上，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以及工人阶级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潮，成为工人阶级追求解放的单一意识形态。在其之后产生那些问题，也是自然的。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强调过，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历史研究的指南，是对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科学分析，因此是根据条件转移而灵活运用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义无非如此。这意味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都必须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也必须不断发展。这也就提出一个更深层的要求，即如何在时代风云变幻中始终正确地审视马克思本人的学说。我们做国家工程，表明了对问题理解的成熟姿态，但同时也需要明确，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答案。因为，问题不只是学术的、理论的、思想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的。我们看到，伊格尔顿的回答，是作为一个西方人对自己的时代问题和意识形态做出的反应，他并没有直2接触及那个更深层的问题：考虑到政治过程中的党派立场冲突，我们不可能指望全球产生统一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也就是说，从党派的立场来看，“马克思是否对的”这个问题都不能达成共识，更不必说“为什么”了。但，我们能否从学术的、理论的角度来回答，并且亦由此说明政治过程中党派冲突的意义？我想这是有可能的。本文的基本任务也就是从学术和思想的角度尝试性地探讨如何来回答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从学术角度评估马克思思想的必要性及其意义既然是以一种学术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按照标准的学术套路来进行。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审理学术史，把自己的讨论建立在学术共同体建立的共识基础之上。在此，我以一个重要例子来说明。这个例子的重要性在于，它来自非马克思主义阵营，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却没有充分重视它。例子来自汉娜·阿伦特，她是20世纪美国非常著名的女性政治哲学家。1953年的时候，她曾经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对马克思的评论。阿伦特是海德格尔的学生，而在海德格尔的学生中，关注过马克思的又不是她一个人，卡尔·洛维特等人，甚至海德格尔本人，都留下过对马克思的不少评论，这是非常有趣的。为什么？下面，我将以阿伦特的回答来说明。为了把握这个例子的特殊的重要性，我希望关注一下阿伦特讨论问题的年份。1953年-1956年这个阶段，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因为它和马克思主义有着非常复杂的相关性。那是美国麦卡锡白色恐怖终结前的最疯狂时期，海德格尔的学生在这种氛围之中去讨论马克思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样一个语境中，阿伦特非常明确地说：“思考和评论马克思都绝非易事”。不过，阿伦特并没有直接谈论自己的舆论环境之影响。简述马克思的政治和思想影响以及思想界对他的认识起落之后，她强调了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与今天我们面对的困难相比，过去对待马克思的困难主要是一种学术问题[2]274。这个问题的提法有点怪。因为，这与我们的理解以及今天的流行看法正好相反。这个提法当然具有麦卡锡主义背景(在那背景中政治造成了理论的困难)，这个背景使得过去的困难倒是学术上的了。但是，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将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即过去的思想史研究并没有认真地从学术的角度对待马克思。当3然，这个提问是针对西方主流学术的，但我们不妨也回顾一下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经验，这将是有好处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到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大会的历史意义，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作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思想——在现代社会政治过程中具有直接作用的政治思想——开始得到诠释。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一直都是在政治意义上来进行的，而很少有人严格地从学术的角度把马克思的问题说清楚。尽管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东西方分野产生了后来所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动态，这一动态为从理论和学术角度客观地面对马克思做出了极大贡献，但是问题并没有真正地解决，即“是否能够根据特定时期的公认学术标准说清楚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阿伦特当然不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的。她在强调学术视角重要性的时候，是基于如下两个方面的理由(我把她的讨论顺序颠倒了一下)。一是政治的，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最终都涉及政治或党派立场的冲突。在这个问题上，矛盾是无法解决的。由于马克思的使命是造资产阶级社会的反，要资产阶级和痛恨革命的人喜欢它，这是不可能的。二是思想史的。思想史上的大师没有一个不引发争论的，这是常态。她提到了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的例子，我们补充两个更激烈的例子，马基雅维利和卢梭，几乎其后所有的思想家都会提出对他们的独立解释，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争论都会风云再起，以至于整个解释史在表面上陷入了绝望状态：似乎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建立某种稳定的理论形象。阿伦特强调学术，主要是针对第二个方面的，也正是这一方面对我们的研究具有直接而重大的启示。在阿伦特看来，前后不一致，甚至明显的矛盾，正是伟大思想家著作的特色。因为，在那些不一致中，恰恰隐藏着理解他们的最有效线索。二流的思想家就不会产生此类问题。基于此，她回应了人们对马克思的攻击，强调：正是马克思直接回应了在他那个时代日益突出而其后构成全部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劳动和历史问题，并且，只要我们仍然生活在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和历史问题困惑之中——同时由于缺乏在理论上的澄清，它们也就变得更加尖锐了——我们就仍然是马克思的同时代人[2]280。4简单地说，伟大的思想家恰恰因为他们著作中的矛盾而更加伟大，原因在于他们比其他人更忠实地切入一个时代。因此，伟大思想家们著作中的矛盾正是现实的矛盾，他们提出的问题绝不是杜撰①。在第二个理由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说明马克思正确性的一种必要视野：一个思想家提出的问题，其真实性与可靠性。这种可靠性，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也体现了真诚性。19世纪80年代以来，赞成和反对马克思的斗争如此激烈，在争论中产生的各种误解如此巨大，以至于很难精确地描述争论的每一方到底在想什么，究竟在谈论谁。然而，只要仍然存在着评论历史思想家的必要，就需要我们提出评价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不仅是学术研究的目标，而且也只有它能够提供不受政治立场左右的共识性结论。从学术的角度看，如果说马克思那样伟大的先贤比我们更深刻地触及了时代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我们的时代问题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中，它们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变化并且影响着人类自身命运的？阿伦特强调这些问题是构成我们进入马克思思想的基础，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加以认真研究，我们就无法触摸到马克思的脉搏。阿伦特的这段表述其实也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中一贯强调的观点，如果不真正理解历史，就不可能理解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今天，我们的许多研究都希望把马克思当成一个客观的对象，在学术上突出马克思的文本和表述(作为证据)及其解释技术(作为逻辑)的重要性。这本是一种进步，但恰恰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研究者似乎太执著于“科学”，反而忘记了科学得以发生的基础——历史。他们提出了许多漂亮的命题，但实际上和马克思的思考却没有多大关联。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用马克思的方式去面对马克思曾经面对过的问题。特别是许多在常识意义上就能够理解的命题在专家的解读中反而成为不可理解的思想密码。其结果是，马克思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与这些理解相比，阿伦特是十分深刻的，因为她是从人类命运的高度来思考马克思曾经讨论的问题。理解这一点，就理解这了阿伦特这个例子的意义。阿伦特强调：马克思是那样一个伟大的先贤，他不仅已经关注到我们至今仍陷于其中的困境，他的思想亦可能为某种形式的极权主义运用或滥用。因此，马克思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回到传统的可靠中介，因为他本人比我们曾经能做的要更深地扎根5于传统(甚至在这一时候，他认为自己正在反叛传统、颠覆它或从理论的—解释的分析之优先性逃离进入历史的—政治的行动)。对于我们来说，极权主义必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心事件，并因此，传统确凿无疑地中断了。因为马克思注意到一些新的基本事实，传统本身并没有为这些事实提供范畴框架，因此，无论他的成败，我们自己都必须根据这些新的事实来判断传统的成败，即便是在传统道德、法律、理论、实际标准以及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轰然倒塌之前。马克思在我们当前世界仍然如此突出，这实际上正是其伟大的证明。他能够被极权主义所用(尽管我们确实绝不能说他是极权主义的“原因”)，这表明他的思想与极权主义实际上是有关系的，即便这同时也证明他最终会失败。马克思生活在一个变化中的世界，而他的伟大正在于精确地把握了这种变化的核心[2]281-282。马克思的伟大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他就把握了历史变化的核心，也正由于这一点，马克思可能面临着被我们滥用的危险。当然，我们都心存一个善良的愿望，要把马克思主义用好，用它来创造更加美好和公正的世界，同时防止对它的滥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学术重要性出现了，因为没有一个学术的支撑，我们就不可能保证马克思主义不被滥用。阿伦特以及其他例子都说明：在面对马克思的时候，为了防止误读和滥用，坚持学术路线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一路线旨在为自己奠定在理论上能够经得起检验的基础。二、学术评估何以证明马克思仍是我们时代未能超越的地平既然学术视角是如此重要，那么如何进行呢？或者怎样做才算是严格的学术呢？还是让我们以伊格尔顿为例来进入讨论。伊格尔顿在他那本书中提出了十个命题，分别涉及马克思的过时论，对马克思解释过程中的反市场经济的问题，未来的宿命论，经济决定论，唯物主义，阶级斗争预言，暴力革命崇拜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崇拜，最后一点就是新激进主义对马克思的超越问题。从第一个问题问马克思是否过时，到第十个问题问今天是不是存在着比马克思更厉害的人物，这些问题，正是西方理论界流行的围绕马克思的争论所触及的最普遍和最重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再上升一步说，它们也是第二国际以来在理解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因此也是我们所面临的基本难6题。伊格尔顿的回答是根据西方学术界的实际表现来进行的，我们肯定不会满足于此。因为正如前面阿伦特所暗示的那样，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有效理解，实际上是维系于对时代问题的判断。按照学术程序进行检验，还必须做一些转换。在此，我们简要讨论四个层次的基本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立的时空条件是否改变了，这个改变是否大到了这样一个境地，使马克思成为了古董。在西方学术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表述，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时空条件的产物，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19世纪有着至关重要的差别，这个差别大到足以使我们认为19世纪形成的西方知识和思想基本上都走到了终结点，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例如，福柯就多次提到，马克思像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李嘉图那样是19世纪的人，他们的话语是属于古典知识型的[3]。沃勒斯坦也主张对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进行“否思”，只是他认为马克思和布罗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