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目前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谈谈你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针对中国目前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谈谈你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我国目前的城乡差距有多大？张正河：在我的学术活动和旅游中，接触过很多来自国外的专家和游客，第一种情况是初次来中国，看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他们的评价是，中国拥有现代化的城市、豪华的宾馆、完善的基础设施、较高的生活水平，是一个发达国家，旧金山、洛杉矶、东京、伦敦、巴黎也不过如此。第二种情况是看了河南、山西、陕西、新疆及东北，吃住在县城。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第三种情况是在中国工作时间较长，对农村有较深认识，去过诸如甘肃、贵州、青海、内蒙古等地的农村，在乡镇、村庄体验一段时间。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还很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评价差异？是因为他们所体验的地方不同。由此可见，中国城乡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需关注差距进一步扩大问：从理论上该如何看待我国的城乡差距问题呢？张正河：增长极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表明，在某一时段内，特别是工业化阶段，城乡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共同存在的现象。按照经济理论，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总是先逐步扩大，然后缩小的。但如果这种差距过大，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的矛盾。美国经历了70年的努力，工农收入才趋向平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经济基本处于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态势，这种不均衡为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加快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基础。目前，我国人均GDP接近2000美元，接近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情况下，城乡非均衡发展还继续惯性推进，城乡之间的差距以及农村内部的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就应该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并着手解决。中国城乡发展失衡、差距日趋扩大，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目前城乡差距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更有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应给予高度重视。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问：差距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张正河：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近年来，在国家采取多种惠农措施的情况下，城乡收入比例也还维持在3.21∶1，如果把城市居民收入中一些非货币因素，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考虑在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更高。二是城乡教育差距。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68.1倍。更重要的是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现象也比较严重。三是城乡医疗差距。目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只有10％多，8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近几年，由于公共卫生供给短缺，医疗价格大幅度攀升，农村不少地方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四是城乡消费差距。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高，生活资料的质量低，假冒伪劣横行。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五是就业差距。城市劳动人口的登记失业率为5％，农村劳动人口的失业率没有人计算得出，抛开进城务工的1.3亿劳动力不算，留在农村4亿劳动力的利用率也只有50％左右。六是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由于我国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内部在制度、市场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分割问题，在城市内被认定为的公共产品，可能在农村就不再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公共产品”具有了排他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将其看作是个人收入。我国城乡收入中对这部分个人收入都不同程度上存在低估计的问题，城市较农村的低估计更大。一般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除此以外，还要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如果扣除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更大。政策措施须有战略眼光问：该如何促使城乡协调发展？张正河：各种机会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收入不平等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以起点和过程不公平为标志的机会不平等，却折射出中国50多年来公共政策选择上的偏差。从2006年开始，国家用30—50年，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差距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会在一年两年内缩小。想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根本的成效，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发展必须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希望政策具有连续性，如改变城乡之间的逆向再分配，减免农业税和各项杂费，逐步取消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限制条件等，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同时，通过加强基础教育，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就业能力等，这些都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自１９７９年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２５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从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年均ＧＤＰ增长速度达到９．８％，１９９５年提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２００３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１１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人均经济总量超过１０００美元，标志着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经济增长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把单纯的经济增长，特别是ＧＤＰ增长作为发展的核心，客观上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重视不够的现象，出现了城乡差距加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脱节、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对于经济增长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高度重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中国政府又制定了快速、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方针，特别是制定并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注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协调问题，开始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的“十五”计划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在２００３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强调在发展中必须注意“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本报告主要阐述近年来中国在发展中所出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象，例如贫富差距、失业上升、教育发展、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以及城市社会矛盾等问题，并介绍中国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一）贫富差距问题改革二十多年来，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随着收入渠道多元化，收入格局多样化以及改革的过程中对利益格局重新调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从基尼系数反映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之前，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１９７８年城乡合计基尼系数为０．２强，从来没有超过０．３１的水平；从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８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０．３７６上升到０．４０３。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速度过快，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１９８８年为０．３８２，根据本课题组的数据，１９９４年为０．４３４，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为０．４５７７。到２００３年，本课题组根据多项抽样调查的数据，按照保守的估计，认为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不低于０．５的水平，这应该是不为过的，从趋势上看，还在进一步上升。而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１０个国家是塞拉利昂０．６２９，巴西０．６０１，危地马拉０．５９６，南非０．５９３，巴拉圭０．５９１，哥伦比亚０．５７２，巴拿马０．５７１，津巴布韦０．５６８，智利０．５６５，几内亚比绍０．５６２。从基尼系数看，2中国已经快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从财富分布的情况来看，高中低收入户的比例呈金字塔形，差距也有放大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从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８年，中国最低和最高的２０％居民的收入份额分别从６．２％和４３．９％变为５．９％和４６．６％。１９９８年，最低和最高的１０％居民的收入份额为２．４％和３０．４％，后者是前者的１２．７倍。从当前家庭财产总额的差距来看，最高的达到１５８．１万元以上，相当于户均财产２２．８万元的近７倍。而根据世界银行统计，２０００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的２％，中低收入户占１８％，低收入户占８０％。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世界上国内１０％最富人口占总收入比例最大的１０个国家是巴西４７．９％，哥伦比亚４６．９％，津巴布韦４６．９％危地马拉４６．６％，巴拉圭４６．６％智利４６．１％，南非４５．９％，巴拿马４３．８％，塞拉利昂４３．６％，莱索托４３．４％。而当时中国为３５．６８％，美国为２６．１％。（二）贫困阶层问题贫困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５亿人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３０００万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２００３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全球贫困大幅度减少在许多方面归因于中国经济神奇的增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１．５亿，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世界贫困人口反而会增加２０００多万人。但是，中国的贫困问题面临农村与城市的双重挑战。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亚洲发展银行组织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课题研究，全国城市贫困人口约１４８０万人。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公布全国农村贫困人口３０００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３％左右。首先，绝对贫困人口仍然庞大，相对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其次，贫困线标准相对较低，各地贫困线标准各异；再次，农村贫困仍然严重；最后，城市弱势群体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三）就业与失业问题从就业的角度看，中国的基本国情主要有两点：一是巨大的人口总量；二是巨大的农村人口数量及其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中国当前就业面临来自城乡的双重压力，即总量与结构的彼此困扰、新生劳力与失业人员的相互交织。到２００３年６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７９５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３５６万人，虽然“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４．２％，但加上其他企业、农民工和大学生中未登记的实际失业人员，“城镇调查失业率”超过了１０％。２００３年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只有５０％。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在６００万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压力８００万左右，下岗需要再就业的６００万左右，再加上上一年下岗和待业结转的，每年需要就业的人数在２５００万左右。3在就业总量矛盾尖锐的同时，就业结构性矛盾也十分突出。一是求职者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青年失业人员明显增加。二是县一级的就业问题突出。三是资源枯竭的城市就业形势严峻。目前我国的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就业的挑战加剧。这些挑战主要来源于几个方面：首先，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了大量企业富余人员。其次，历史因素导致的落后的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新技术革命的压力下，必须进行迅速的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和与之相关的技术进步在一定时期内也会产生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再者，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这对城市就业也会产生一定压力。最后，新生劳动力的增加。受到人口出生高峰的影响，“十五”（２００１－２００５）期间达到劳动年龄的新生劳动力较“九五”（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平均每年多２９０万人。（四）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目前，我国的教育发展中最严重的弊病在于不均衡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区域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区域内部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发展。从区域的角度看，我国的教育发展存在着东部强、中部中等水平、西部弱的由东向西的三级梯度差。在三大区域内部，教育发展也表现出显著的不均衡性，主要表现为教育资源集中在少数省份和大城市。另外，我国经济发展的城乡差异不断加大也导致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不均，农村与城市在教育发展方面严重不均衡。造成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宏观上说，是教育资源供给的总量性短缺的长期存在，不能充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主要表现为：满足基本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扩大和增加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接受高水平、高质量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微观上说，有的是历史原因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