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文化志

契丹族自九一六年建立辽朝，到一二一八年西辽灭亡，前后经历了三百零二年的历史进程。在这期间，主要是在辽朝，契丹族为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今天保存和出土的辽代文物来看，辽代在文化上的成就，在长城以北诸民族中，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辽代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契丹族、汉族和其他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交流、文化上相互吸收的结果。其中由于汉族的封建文化处于较高的阶段，因此在契丹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不少汉文化，同时也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这种具有时代特色的辽代文化，是各族人民尤其是契丹族和汉族人民智慧的共同结晶，在祖国的文化宝库中放出异彩。礼仪风俗：潢河与土河交汇处的木叶山是契丹族的发源地，木叶山在契丹人的心目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每年都要进行祭祀，这就是辽朝的祭山仪。“辽国以祭山为大礼”（《辽史·仪卫志二》），是契丹君臣的重要礼仪。其礼于木叶山向东设天神、地袛位，“中立君树，前置群树，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树，以为神门”（《辽史·礼志一》）。又宰杀白马、玄牛、赤白羊，悬挂于君树上，皇帝、皇后致奠于天神、地之位，群臣依次致奠君树和群树。皇帝率皇族三父房，在乐曲声中绕神门树三周，众人绕七周。然后礼拜上香，萨满致辞，酒食东向抛撒。太宗时，山上建庙供奉白衣观音像，并且尊为家神。此后，辽历代帝王均尊奉此仪。契丹祭山仪中，还有一种“祭黑山仪”，黑山在庆州之北。契丹人认为死后其魂魄皆归此山，每年冬至，杀白羊、白马、白雁，用其生血和酒，祭奠黑山。契丹人十分敬畏黑山神，“其礼甚严，非祭不敢近山”（张舜民：《使北记》）。《辽史·礼志》一说：“兴宗先有事于菩萨堂及木叶山辽河神，然后行拜山仪”。问题在于，这里实际上并没有山，所以我以为这个“山”字应当另求别解。我注意到，《辽史·礼志》首列“祭山仪”，就是所谓木叶山祭祀，然而其中根本看不到山的影子。据《礼志》，祭山仪的主要活动有四项：祭奠天神、地袛牌位，绕行通过神门树，祭东，再奠于天神、地袛牌位。整个祭祀活动以天神、地袛为起止，可以肯定完全是一次祭天活动，根本与山无关，也不是在山上进行的。考虑到传统礼典都是以吉礼祭天开始的这一特点，所谓“祭山仪”就是契丹特色的祭天仪，而且所谓“山”就是汉语“天”字的音讹；木叶山就是木叶天，即在两河口祭天；契丹国初文物寡少，很多制度称谓都借自汉语而音讹，祭山仪的名称也是这样产生的，木叶山更是以讹传讹。发现与木叶山有关的文字没有一处描写过它的山势，可见它根本就不是一座山，把它说成是山不过是后世文人由字面产生的联想而已。进一步怀疑木叶山的所谓祭山仪其实是一种整合了契丹祭天旧俗的摩尼教宗教仪式。如仪式中要“偶植二树，以为神门”，而“摩尼亦常以两种树来表达二宗的概念，一曰光明活树，二曰黑暗死树。……根据（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发现的一幅摩尼教壁画，我们得知摩尼所说的生命树的形状，其花果繁盛，有三根树干，象征着光明王国所占的三个方向（即北方、东方和西方）有，从《辽史·礼志》的记载可以看出，祭山仪始终贯穿着敬日崇东的强烈意识，这很可能是摩尼教有关灵魂最终经由日宫回归光明天国教义的反映。那么所祭天神很可能就如“木叶山”这一名称所指示的——水之天神，喻指摩尼教五大神中的第四位——妙水，这里的地理特征最适合于显示对水的崇拜。这位尊神也就是阿保机费尽心机迁来此处加以神话的始祖——奇首可汗。婚姻与丧葬。“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辽史·营卫志》）不同氏族或部落住在不同地区，同一个氏族生活居住在一起。契丹人的姓氏也与他们居住的地方有关，如阿保机姓耶律，源于其所居地名叫世里。早期其婚姻制度，“同姓可结交，异性可结婚”（《辽史·后妃传》），即实行氏族外婚制。契丹建国后，耶律、萧氏分别为皇族、后族。其他本没有姓氏的人纷纷附姓耶律、萧氏。这样，辽代契丹姓氏便只有耶律与萧两姓，耶律与萧氏通婚，其中皇族唯与后族通婚。但随着契丹氏族部落组织由于战争等原因，迁徙辗转，分和变动，使契丹传统的通婚习俗逐渐受到破坏。随着大批汉人、渤海人及北方其他民族与契丹杂处，也使契丹旧的婚姻制度难以维持。会同三年（940年）太宗“诏契丹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辽史·太宗纪》）。到兴宗时，各族间的通婚也得到允许。在中原地区婚姻观念的影响下，契丹人也逐渐废除了某些旧的落后的婚姻习俗。如“姊亡妹续之法”、“妻后母”等旧时婚俗。但在契丹上层中，仍存在着一夫多妻现象，这是原始群婚制残存形式的反映。契丹早期的葬俗，比较简朴，父母去世后，将其尸体置于山中树上，三年之后，收拣尸骨焚化。辽朝建立以后，契丹贵族统治阶级接受了中原汉人的死后仍然能显示其身份地位的丧葬方式。辽朝诸帝、亲王、大臣等，都实行土葬，建陵墓立坟冢。但契丹人入葬，较少用棺椁，墓中放置尸床，尸体直接放在尸床之上，尸床板下放木炭。尸床为砖砌或石砌。辽代早期墓葬，形制较单一，多为圆形、方形或长方形的小型砖、石墓，多用石棺。随葬品往往是与契丹人游牧生活关系密切的车马具、陶器及铁器。到了辽代中期，契丹与汉族的交往接触增多，契丹葬俗进一步受到汉人葬俗的影响，出现了许多多角形、实木或砖木结构墓。语言文字契丹语为与乌桓、鲜卑一脉相承的东胡语的一个分支，属阿尔泰语系。与古蒙古语同源，关系密切，某些契丹语词汇与古蒙古语相同或相近。辽建国前，契丹无文字。神册五年（920年），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创制文字。他们在汉人的协助下，以汉字隶书减少笔划，或直接借用汉字创制了契丹大字，即所谓“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契丹大字笔画较汉字为简，但字数仍有3000之多，不便掌握。并且用以记录多音节词汇较多、语法中有粘着词尾的契丹语时，效果也不理想。后来，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对大字加以改造，创制了契丹小字。小字为拼音文字，拼音方法受了回鹘字的启发和汉字反切注音的影响，有300多个表音符号，称原字。将若干原字拼在一起以记录契丹语，“数少而该贯”，使用起来比大字更为方便。辽朝境内，契丹语和汉语都是官方和民间的通用语言。两种契丹字和汉字也同样被官民使用并在境内外通行。契丹字创制后，用于书写官方文书、碑碣、牌符、书状、印信等，同时也用契丹字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和文学、史学、医学著作。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经验，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辽朝的皇帝和契丹上层人物多仰慕汉文化，很多人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汉人上层也多通晓契丹语，连出使辽朝的宋朝人有些也能用契丹语作诗，对沟通契丹人与汉人的思想感情，加强辽宋间的兄弟友好关系起了重要作用。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教萨满教。他们所尊的天神和地祇的形象是骑白马的男子和驾青牛的女子；他们把黑山看成是人死后灵魂的归宿地；木叶山（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附近的白音他拉）是传说中契丹始祖奇首可汗的发祥地。这些都与契丹人的起源、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契丹人对它们极其崇拜和敬畏，每年皆有时祭。狩猎曾是他们的主要活动，狩猎前也祭麃鹿神，祈求多获。这种多神信仰形成了契丹人生活中的若干禁忌和习俗。辽政权建立前，佛教已经传入。902年，在龙化州建开教寺，为佛教传入契丹的标志。神册三年（918年），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天显元年（926年）灭渤海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圣宗以后，兴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贵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儿女为僧尼，向寺庙施舍钱财、田地、人户，建寺修塔，造像刻经，更为普遍。寺庙势力急剧增长，自景宗以来，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兴宗时觉华岛海云寺僧人海山（郎思孝）被授予荣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道宗授予惠聚寺僧法均（法钧）崇禄大夫、守司空，奉福寺僧非浊崇禄大夫、检校太尉等。僧人有的甚至与皇帝诗文唱合或被赐与御制诗篇。统治者的信仰与提倡，使佛教在辽朝境内发展更快，道宗时甚至出现“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视发三千”的情况。此外，中原的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如上京有天长观，中京有通天观，一些州城也多有道士和道观。某些契丹上层和契丹部民也信仰道教。道教信仰的普遍性及其对契丹人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可从某些契丹墓葬石棺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刻有四神图，绘有道教内容的壁画和随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内容的实物中得到印证。5绘画与雕塑契丹人善画草原风光和骑射人物，辽朝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绘画作品。今天所能见到的辽代绘画作品，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当属辽墓中保存的大量壁画，有的艺术水平相当高。期被毁的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墓内和墓道两侧均绘有丰富的彩画，有建筑装饰、人物像、四季山水和牡丹、卷草、飞凤、双龙、彩蝶、祥云等饰纹。其中有人物71个，大小略与真人相等，包括蕃汉官僚、侍卫和奴仆。中室四壁所绘《四季山水图》，分春、夏、秋、冬四幅，描绘了北方草原的四季风光，以象征皇帝四时捺钵之义。景色与庆陵所在的山林景色相近，当是写实之作。艺术形制虽显生拙幼稚，内容却生动活泼，富有草原生活气息。近年来，辽代壁画墓已发现了数十处，壁画内容有草原风光、蕃汉人物、飞禽走兽、祥云花草、穹庐车帐等，真实记录辽朝社会情况，为研究契丹人的冠服、发式、车帐穹庐形制、生产生活状况、蕃汉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腐化生活和辽代社会习俗提供了真实的形象资料。辽朝的雕刻艺术有其自身特色。作品以宣扬佛教信仰为多，辽代的石雕艺术在继承契丹人固有文化和中原雕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佛教文化，“把三者融会、消化，故能冲破宗教艺术的牢笼，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民族艺术成品，充溢着写实的生活气息”。石雕之外，辽朝尚有砖雕和泥塑作品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