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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系实际谈谈你对李鸿章外交思想的认识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主持清廷外交30余年,成为晚清外交的灵魂人物。他的外交思想和奉行的对外方针对晚清外交具有主导性的影响,誉者赞其为“老成谋国的元老重臣”、“推进中国近代化的代表人物”,毁者则贬之为“汉奸”、“卖国贼”、“误国能臣”,可谓“盖棺”而“论者犹未定也”。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年代,大清帝国内部危机四伏,主权迅速沦丧,综合国力与西方列强差距甚大,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认为,中国要想转危为安,转弱为强,必须“忍小忿”而力保和局,然后学习西方,取法自强,从而形成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外交思想。另外,儒家思想和曾国藩对他的影响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所谓“和好”局面,使他认为“洋人可以信义笼络”,发挥其长为我所用,也为他“外须和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又一重要依据。李鸿章主张通过“和戎”争取“和局”,是迫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险恶形势,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因盲目、毫无把握的对抗而导致中国进一步丧权辱国;是为了争取创造一个和平无祸的稳定环境,赢得自强的时间;是立足于“备战”,必要时起而应战,稍挫敌锋,以战止战。李鸿章争取“和局”并非一味屈膝投降,在与洋人的交涉中,他利用国际法、条约及其他外交手段据理力争,尽量地减少中国的损失。“以夷制夷”是李鸿章实现“和戎”争取“和局”,并进而实现“变法”自强的重要外交策略。在其外交实践中,又可以分为有联有拒、以夷制夷、连纵结盟三个相互交织而又依次深化的组成部分。纵观李鸿章的一生,可圈可点之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他缺少的是天时,是清政府对他的支持!!八联系实际谈谈你对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表现过去都认为说顾维钧这个1919年1月28号下午在和会的发言很精彩,但是过去都把他的发言内容的重点放在他讲了山东就是中国的耶路撒冷的一句话,他真正精彩的部分事实上是他用国际法理为中国辩护,他基本上有好多的层次讲得非常精彩。他一开始就说,日本代表也说要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将来要还给中国,那既然要还为什么不直接还,还要分两步还,法理上面最主要的立足点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个,当初中国跟日本在二十一条谈判之后签署的《民四条约》里面,同意接受日本与德国谈判的结果。当时中国尚未对德宣战,但是后来中国参加欧战,用国际法上的情势变迁原则,因为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迁,所以原来答应日本的应该不算数了,所以中国用情势变迁原则主张中国不受《民四条约》约束。顾维钧又指出日本当时逼着中国签署《民四条约》的时候是用最后通牒武力胁迫的,这在《国际法》上也是有问题的。又说到,如果日本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在《国际法》上,中国对德宣战时宣称废除所有中国跟德国的条约,所以租借胶州条约已经失效了,所以日本不能够继承什么。甚至顾维钧还指出,在1898年中国跟德国签署胶州湾租借条约的时候,条文规范得很清楚,所有胶州湾德国取得的权益不得转让给第三国,所以依据以上种种《国际法》的理由,把日本的主张全部驳倒。所以我认为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不算失败10.简述广东国民政府联苏外交的背景及发展过程。为了抵抗日本侵略,国民政府在国内外形势的推动下,制定了以苏制日、联苏抗日的基本政策,并对苏展开了比较积极与务实的外交活动.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在七@七事变后不久,争取到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持.然而,由于中苏的合作抗日没有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存在不少矛盾与冲突,故在追求合作过程中历经曲折,并在合作形成后国民政府联苏政策与外交中也含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从而使双方关系难以继续深入与发展11简述中东路事件爆发的原因及发展过程1929年7月,在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氛围中,国民政府委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17日,苏联政府宣布从中国召回所有官方代表,要求中国外交官迅速撤离,断绝外交关系。9月至11月,“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进攻中国东北边防军,东北军战败。12月22日,东北地方当局代表蔡运升受张学良委派,与苏联代表谈判,达成《伯力协定》。[1]在本次事件中,东北地方当局虽损兵折将,实力大为削弱。但张学良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本文标题:近代史选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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