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浅析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的原因及影响》1412387历史学院历史学专业王铂瑶摘要：本文通过对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华兴办高等教育过程的梳理，探究西方传教士办学的背景和原因，以此进一步分析西方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西方传教士来华历经了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罗马天主教及清代的基督教新教四个时期，长达1000多年的漫长历程。在清末之前，传教士的活动因受政治干预，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的影响历经挫折，传教活动收效甚微。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传教士借助中外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传播基督教。他们把创办学校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重要辅助手段，从小学、中学开始，一直办到高等教育。他们通过高等教育来接触中国上层人士，再由这些上层人士去影响其他人，这一途径成为最佳选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19世纪末期，已出现了5所基督教大学，除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到20世纪初期，教会大学蓬勃发展，达到了16所之多，其中基督教大学13所，天主教大学3所。当时的中国国内面临着中西文化冲突、社会改革潮流此起彼伏，这对于传教士来说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随着社会改革的发展，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也为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提供了客观条件。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西方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的背景和原因。传教士在华兴办高等教育的主观原因，是基于传教策略的转变。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以传播基督教为目标，目的是为了让中国人皈依上帝。在使用教育这种“间接布道”方式后，中国还是没有实现“一夜之间皈依基督”的愿望，同时，“教案”接连不断出现的严峻的局面让传教士意识到，只有得到中国士大夫的同情和理解，他们的传教事业才可以更顺利进行，同时也深刻的了解到，要想接触中国的士大夫和其他上层人士，兴办高等教育是一种不错的途径。而且他们可以通过高等教育来培养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然后让这些领悟能力高并同时具有了一定知识层次的对基督教认可的人，再去影响中国的其他民众，要想彻底的使中国民众的反洋排外情绪消失，就必须提高传教的成效，相应地就必须把传教的目标转向中国的上层人士，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基于这样的认识，传教士认为在中国创办教会学校是很有必要的，于是高等教育作为提高传教士形象，和提高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士大夫们)影响力的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在1890年的第二次基督教传教士代表大会上，美国的狄考文发言，“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影响的人”[1]，经过这次传教士大会之后，传教士在办学问题上统一了认识，教会应该创办学校，尤其要重点创办教会大学，由此中国的教会大学应运而生。另外，传教士来华传教之前，大多数在国内都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学历和教育方面的素养，为其在中国兴办和发展高等教育提供了前提和保证。在美国，一般只有具备了大学的文凭后才有资格继续攻读神学，而要被授予神职还得等到神学院毕业以后。可以说，来华的“大部分美国传教士毕业于自己教派的大学或神学院”[2]，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基督教与高等教育的关系非常密切……近代以后，传教士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也往往高于其他人”[3]。有的传教士在来中国之前，在他们国内就有过教学的经历，只是出于传教的需要才来中国，可以说“在中国做教师工作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很多传教士入华之前就是教师”[4]，而且“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的主体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由此可以明显的看出，大部分来华传教士的在学历和素养上，完全可以胜任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管理工作的。总之，西方传教士来中国的主观原因是传播宗教，兴办高等教育是他们传教方式中的上层路线政策，通过兴办高等教育，传教士可以接触和培养中国的上层人士，以便于更好的传播福音。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传教士在华兴办高等教育，的确是培养出了一些虔诚的神职人员和基督教徒，但同时也造就了很多在文化、教育等中国各个领域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转型社会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和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兴办高等教育的客观原因。中国社会自19世纪60年代中期起开始兴起洋务教育改革，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社会各界经过二十多年的争辩、探讨推动的一场洋务教育运动。它要求培养中西学兼通的人才，从而掌握“制器之法”，培养“制器之人”，在中国有了外语人才、工业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后，才可以与西方各国相对抗。19世纪中后期，官方选拔人才主要还是通过科举，但随着民用工商业的发展，社会对实用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大。另一方面，民族危机仍然时刻压迫着中国学子的心，因而在当时的社会出现学习实用技术的热情，而少数洋务学堂，包括随后维新变法运动中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因为数量较少，难以满足社会需要。在这时，教会学校作为一个替代品，成为中国学子的不二选择。教会学校里的课程除了宗教课程、英语课程，还有自然科学课程，数学、地理、历史、生物等科目都得到重视。“中国的科技教育不是从教会学校开始的，但科技知识在传统学校里决没有像在教会学校里这样受到重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使朝野对洋务运动的价值发生怀疑，而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日益频繁和猛烈，清王朝又总是屈辱求和、赔款自保，对民众加重赋税却毫无改革的意愿与能力。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希望能够维新变革，纷纷要求学习西学。传教士主办的学校，特别是大学，给中国人学习西学打开了一扇窗口，满足了中国学子迫切的学习需求。从洋务运动到维新时期，教会学校有了大发展，教会大学也在这个时期水到渠成地蓬勃兴盛起来。传教士的宗教使命和近代中国特殊国情构成当时的一个大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传教士开始审时度势，采取灵活的传教手段，兴办高等教育，自然就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故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兴办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西方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对近代中国的教育转型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传教士作为近代西方文化知识的持有者，把先进的西学知识引入到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传教士通过开设的诸如数理化、生物、天文、医学、测量学、航海、矿学等等自然科学和包括心理学、逻辑学、哲学、世界历史、政治经济学、国际法、外文及翻译等社会科学，培养出一批不同于封建士大夫、拥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并造就了一批中国社会的精英。这些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强烈要求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摆脱列强的蹂躏。许多人献身于科技、教育、实业等诸领域，还有许多人走向了革命的道路。如近代教育家、民主思想家容闳、著名的外科医生黄宽,还有郑观应、马相伯、马建忠、邹韬奋、冼星海、林语堂、宴阳初、闻一多、竺可桢、茅以升……他们都曾就学于教会学校，这些人可以说是近代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杰出代表。其次，传教士兴办教育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起步，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版。中国原有的教育，主要依靠“官学”、“私学”、“书院”三种,均是为科举考试而准备。传教士在中国创办起了“洋学堂”，将西方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管理体制传入中国。教会教育在逐步专业化、正规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直接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教会学堂的涌现，促进了清末新式学堂的产生，突破了中国封建势力对教育的垄断,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贫民办学的新局面。同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建了各级女子学校，冲击了中国原有的千百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愚昧思想，打开了中国女子教育的禁区，为中国妇女争取到受教育的权利，使她们能够学习新学问、接受新事物。在开放性教育理念的指导下，传教士开创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促使中国社会从此开始重视女子教育。官办、公立、私立中小女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随着女学的发展,束缚、禁锢妇女的封建意识、封建伦理纲常发生了动摇,很多教会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后来当上了教师、护士甚至校长，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及整体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另外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是以西方近代大学制度为蓝本，在当时具有先进性，为中国以后兴办高等教育提供样板。例如，1919年我国第一所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校（北京女子师范）的成立，在一定程度受到了传教士创办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并随之借鉴其教学经验和办学模式。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教会大学，参与中国新式大学堂的创立，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到中国。作为西方文化知识持有者的传教士，在中国创办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不仅发挥桥梁作用，传播西方知识到中国，为中国培养了大量新型人才，还开风气之先，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导向和示范。同时，传教士对英语的教授，解决了当时中国亟需的英语人才，知名教会大学的创办，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起到了传播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作用;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思想和制度，加快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我们应该肯定晚清西方传教士的这种客观作用。参考文献：[1]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5[2]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53.[3]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66-167.[4]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279-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