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十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学分层透析

近六十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学分层透析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政府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和识别的轨迹和路径，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经过识别和归并，确认包括蒙古、回、藏等38个少数民族；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经过调查研究和识别，又确定了15个少数民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确立了2个少数民族，至此我国已经确立了55个少数民族。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及习俗，按照费孝通的观点，我国56个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折射出了中华民族具有文化识别特征，这与西方国家呈现出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范畴“民族识别”具有质的区别性。民族识别是一个艰难的文化发展历程，被赋予了科学与人文的诸多标识，以及政治的艺术性和学术的学理性。我国的民族识别首先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民族概念的三要素（民族地域、经济生活和语言），其次依据列宁民族概念的三要素（语言、文化和地域），但是，起决定意义的是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2005年中央召开民族工作会议，阐述了我国民族六要素：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通过以上对我国民族识别和民族概念要素的认识，结合传统视野对我国民族的界定，可认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识别”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具有民族文化限定范畴的文化符号和标识，该提法是在文化层面便于工作性质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历史承传性和文化永恒性。民族传统体育从专业术科（中华武术）到学科（体育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其两大标志是1990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的出版和1997年民族传统体育学被确定为一级学科体育学下属的4个二级学科之一。从民族发展的视野和学术发展的前景来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外延和内涵得到了拓展及丰富，文化符号标识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二、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文化符号学的剖析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1832-1917）曾经给文化下过一个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规、习俗以及所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1884-1942）在发展泰勒文化定义的基础上，于20世纪30年代在所著的《文化论》中将文化分为四个层次（物质设备、精神方面的文化、语言、社会组织），其弟子费孝通得到极大启示，从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框架中分列出三类文化层次的需要：基本（生物）需要、派生（社会）需要、整合（精神）需要。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本质特征来看，马林诺夫斯基和费孝通对文化的功能和价值的分层诠释给了我们极大的启迪，即“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文化层次上，其本质是满足特殊地域空间范畴内人民生产（生活）需要、群体（个体）需要，工具（玩具）需要。“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赋予这三层面的需要伴随着时代功能的特征动态发展，形成一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智慧之树”，这棵“智慧之树”包括文化要素其“根”是永扎掩藏的民族传统文化；其“茎”是文化传播路径，具有文化交融性、涵盖性和整合性需求；其“叶”的茂盛程度代表着受“现代体育发展”影响的程度，茁壮和枯萎清晰可见；其“花”是依附于诸多节日庆典、婚葬嫁娶和生产劳动之余的原生动态文化符号，其艳丽程度演绎着这一动态文化符号的发展历程。若进一步探求“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本质特征上的功能及价值，美籍华人余英时构建的文化四层次系统（物质层次、制度层次、风俗习惯层次、思想与价值层次）；我国台湾学者李亦园构建的文化三层次系统（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社群文化或伦理文化、精神文化或表达文化）；我国大陆学者冯天瑜构建的文化四层面系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或称意识心态）颇具有参考性和借鉴价值，无论从何种角度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进行分析与剖析，“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所扮演的特殊文化内涵的功能价值均可从冯天瑜先生的文化四个层次来进行文化符号学认识，并将这一文化符号“符号化”，实现人类对其功能价值的权衡取舍，满足人类对传统体育文化的整合性需求，以使传统体育文化可以丰富人类文化，促进与人类现代体育文明的和谐包容。三、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学分层透析的文化皈依符号学代表人物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生活的典型特征，就在于人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同时，马克思﹒本泽、伊丽莎白﹒瓦尔特认为，人的意识过程就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思维是对符号的一种组合、转换和再生的操作过程，这使成为人类认识事物的媒介。依托“符号”和“符号化”这一经典理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就是人们借用“传统体育”这一文化符号认识其功能价值，利用“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满足人类对“传统体育”的动态功能需求。依托文化的功能（整合功能、适应功能、目标获取功能、创造功能、享受发展功能、社会化功能）和性质（继承性、时代性、民族性、世界性），“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不是一个实体性的概念，其本质上是文化的，我们可以试从文化的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观念层面来审视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这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剖析“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涵及外延。（一）器物层面——地域人文特质浓郁的977项民族传统体育，彰显着具有“文化定义”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外延，凸显“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物质文化生产之总和，是整个“民族体育文化”大厦的物质基石1990年出版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共收录“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977项，从器物层面上来看，收录整理的这些具有民族地域文化地理特征的运动项目在浓缩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娱乐休闲因子的基础上，凸显出的是具有“文化民族识别”民族文化符号。其文化符号识别标识和地域特征浓郁、民族体育文化传播路径清晰、民族文化交融整合性特征突出、民族文化的聚集辐射效应明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本质是经济活动，977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折射出了历史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含摄、碰撞衍生的动态文化符号元素在和谐民族关系构建和民族融合上倍显其特质。众所周知，历史上农耕区养育出了以农业为基石、礼制法规齐备、文物昌盛的农耕文化；游牧区繁衍出了无城郭、以游牧为生、全民善战的游牧文化；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后，传统体育扮演的冲突功能在现代和谐民族关系和现代和谐文明中被淹没，以一种全新的民族和谐发展和包容展示民族文化特质折射出新的时代功能价值。用文化功能主义和文化传播学派的观点来认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可见其产生符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器物层面上透视剖析“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发展的纵向维度上（社会化）其本质特征是发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在发展的横向维度上（现代化）其本质特征是促进与现代体育的和谐包容发展。“和而不同”纵横交相辉映，促进体育的一元化和体育文化的多元化。（二）制度层面——各领导人对民族体育的关心和关注，国家民族体育政策的制定、颁布及施行，体育学科的发展路径拓展从政治管理的艺术性和学术发展的学理性折射出“中华民传统体育”发展脉络国家对具体事务的支持力度，可以从国家领导人的发言，从国家元政策到基本政策至具体政策的制定、颁布和施行来体现。从国家领导人的发言来看，朱德、周恩来、江泽民、胡锦涛等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对民族体育发展的关注。从国家元政策来看，我国《宪法》第119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和体育事业。”据此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2001-2010年体育改革和发展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修订版）、《国务院关于嘉庆保护文化遗产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等相关文件精神从公共事业管理的刚性和柔性方面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制度层面做出了质和量的规定性。在学术的理性思考上，任何学科的设置、专业的开设、方向的修订若能迎合人们的需要、符合社会的需求、推动社会的发展，必将经久不衰，否则，必将步入历史的轨迹，仅留下人们参照的镜子，这是人们对文化进行理性思考和权衡取舍的标识。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学术理性，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设立了民族传统学这一学科，作为体育学下属的4个二级学科之一。1996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作为本科专业之一。这一文化制度层面的增设标志着体育科学的完善与健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从此步入科学规范的发展快车道，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科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三）行为层面——定期举办的各类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各民族民间竞技游艺活动表达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竞技规范性”和“原生态常态”多元一体发展格局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共举办了九届少数民族运动会。自第二届民族运动会起，此后形成了每四年一届的传统。民族运动会的举办在办赛理念——弘扬民族体育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赛事规模——扩大化和多样性，运作机制——规范化与制度化，社会影响——由国内走向国际四大特征和属性的基础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作为国家级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竞赛规模和效应已成定势；同时，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也会定期举办少数民族运动会，尤以“西部省份”颇具代表性，云南、四川、西藏民族运动会的定期举办也展示出表演竞赛规范性特征，突显竞赛规模效应。西部旅游业发展较好的省份，将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作为旅游产业产品升级换代的重要元素也进入了旅游策划和规划专家的视野。各少数民族民间竞技游艺活动在节日庆典、婚葬嫁娶、生产劳动之余举办的各类型活动，突显出传统体育开展“原生常态性”特征。若以竞赛的规模和效应来看，我国具有“举国体制”特征的全运会采纳的是用现代体育的方法和手段奠定我国的“竞技体育强国”之文化符号，而我国各类型民族运动会的定期举办和“原生常态性”的竞技游艺活动却凸显出中华民族“民族识别的文化性”符号特征。中华民族特色的民运会是“符号化”标识的写真，其派生价值是各民族借助民运会这一前台大舞台展示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符号”，整合性展示出前台、幕后以民运会为契机的“现代体育发展”层、“民族文化产业”开发层、“原生常态培育”层三个层次的动态发展过程。（四）观念层面——“民族传统体育”所扮演的从群体生产、工具需要到处理和谐民族关系及处理人身心平衡的休闲方式蕴化出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凝聚为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神内核“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在观念层面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诠释：一是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民族和谐为标志，包容性发展，走“和而不同”的道路。二是健康竞技意识的增强，健康竞技意识所体现的公平与公正是体育文化的本质，是人类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民族传统体育所展示的时代功能价值清晰、明了地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仁”的韵味。在以维护人类道德规范和完善社会规则体系为终极目标的大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核心理念应得到升华，尤其是诸多少数民族需要不断完善的健康竞技意识精神特质需要内化和升华。三是促进人类进化，人类在追求中进化，进化不等于“同化”，在文化兼容并蓄的基础上，人们在发展中理性艺术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民族传统体育”应扮演从群体生产、工具需要到处理和谐民族关系和处理人身心平衡的休闲方式上转型和转轨，并传承民族传统体育孕育出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民族传统体育折射出能增强整个国家和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文化社会效益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神内核。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健身娱乐、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