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直接的积极成果,是批判了王明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军事教条主义路线,在实际上开始重新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革命问题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会议,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自从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第一,遵义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在王明等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张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由于“左”倾冒险主义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受到严重损失。至1935年，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破坏殆尽。在中央苏区，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诱敌深入”，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失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第二.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冒险主义在组织上取得了中央领导权,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不同意其错误主张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一九三三年初,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临时中央机构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其极“左”政策,给党的干部队伍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党的领导实质是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3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当时革命战争环境下党中央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3人军事指挥小组，承担起长征途中处于中心的军事任务的领导工作，也表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逐步确立。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自此，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逐步形成，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第三.遵义会议使党的路线转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迫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问题的开始，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这些指导有些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作用很大；一些则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确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的承担中国革命的重任。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就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综上所述,遵义会议在军事、组织、思想、政治政策等方面程度不同地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逐步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枚关的一个转折点。滇西战役，历时八个月零十六天，共歼日军二万二千六百多人，我军伤亡六万四千八百六十余人。滇西反攻，经过8个月的艰苦奋战，收复了腾冲、龙陵、松山、芒市、遮放、畹町，打通滇缅公路及由印度经缅北进入中国之国际交通路线，使大量载重汽车载运盟国大批物资，昼夜不息地经中印公路源源运入内地，同时由印度沿公路线安设油管，将汽油大量输入中国。故滇西反攻，是一次重大的胜利。滇西抗战，创全歼日军之范例，开收复国土之先声，国人深受鼓舞，盟国为之振奋。滇西人民功不可没。仅保山地区就出动支前民工二十多万人，修公路，建机场，筑工事，运军粮、送弹药、抬担架，牺牲民工二万四千六百多名。其中保山县就补充兵员二万多名，贡献民工一千五百四十二万多工日，死亡民工三千八百五十余人，出动骡马一百一十九万多工日，驮牛三十二万多工日。死亡牛马五千九百多头，供应军粮大米三千五百八十万公斤，马料四百四十五万公斤，猪牛肉二十三万二千多公斤，其它物资不计其数。海外侨胞爱国爱乡，出钱出力，共赴国难。南洋侨领陈嘉庚，组织华侨机工三千多人回国运送抗日军需，一千多名机工为国捐躯。保山旅缅侨领梁金山，动员华侨，捐资修建惠通桥，捐献汽车八十辆，抢运抗战物资。一、滇西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三大基本战场之一长期以来，抗战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即中国抗战是由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组成的。从政治上讲，这种划分反映了国共两党抗战分工的情况，也符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抗战军事格局。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抗战的军事格局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发生了全局性的重大变化，笼统坚持两个战场的观点，已不能反映变化后的新的军事态势。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并进功缅甸，在中国西南的滇缅方向制造了一个新的战场。中国被迫在已有的敌后和东战场（即抗战以来形成的既有战场）之外，向新的西南战场投入了大量的力量来应对危局，从而形成了敌后战场、东战场和西南战场三个基本的作战区域，或者说是三个基本的战略方向。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出于新的西南战场具有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应该具有的所有特征。在空间上，西南战场与此前已经存在的两个战场相互悬隔，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在敌军构成上，东部两个战场抗击着日军的中国派遣军，而西南战场面对的是日军南方总军所属的缅甸方面军；在面临威胁的程度上，由于日军陈兵怒江，中国大后方面临着比来自东战场更为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西南方向已经成为中国最感痛苦和威胁最大的方向；在战略任务区分上，敌后战场担负着扰乱日军战略后方，抑留和牵制日军的任务，东战场承担着阻止日军西进，从东正面保护大后方的任务，而西南战场承担的是保持和贯通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道，从西南方向直接拱卫大后方的战略任务。有鉴于此，我认为，虽然西南（包括滇西）战场的形成较晚，但自其形成之日起，即成为中国抗战的又一个基本的战略方向，而且是1942年以后中国抗战的一个主要战场，中国在这个新战场上的成败得失已经直接关系到抗战的全局。二、滇西是保持西南国际大动脉的必争之地众所周知，日军速战速决的图谋破产后，即将战略方针改为持久围困，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切断中国的国际通道，构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以便逐步扼杀中国抗战。为此，日军从1938年起，先后攻占了广州、汕头、海南岛，并进军印度支那，封闭了中国除滇缅公路之外的所有对外通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保持滇缅通道成为中国军队最重要的战略任务，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但遗憾的是，1942年5月，日军终于进占缅甸、陈兵滇西，切断了对中国抗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西南国际大动脉，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由于滇缅公路的丧失，来自北美、经大西洋和印度洋辗转而来的大量授华物资滞留印度，无法发挥为中国抗战输血的作用。为了解决中国抗战的燃眉之急，盟国只好开通驼峰航线运输物资。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毫无疑问，中国抗战被隔绝，西南国际通道被封闭的状况必须要打破。正是由于这种战略上的极端重要性，中美等盟国自滇缅公路被切断之日起，就重新贯通中国的西南大动脉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中国也才为此进行了最大的战争投入，中国两次组建的远征军和最精锐的美械新军均投放于此，后期中国抗战资源的使用首先满足的是这一战争的需要，中国战略反攻的矛头也首先指向这里。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包括滇西在内的西南战场，确为中国抗战的必争之地。三、滇缅反攻是中国正面战场战略反攻的开始中国抗战有无战略反攻，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它不仅事关战略反攻问题本身，而且涉及对中国抗战的地位作用的认识和评价。滇西抗战的地位、作用也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肯定滇西抗战存在反攻，而且是影响抗战全局的战略性反攻，那么，滇西抗战的历史地位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1943年，亚太对日战争出现了有利的形势。美军在太平洋上转入了全面反攻，日军顾此失彼，节节败退。为策应太平洋方向对日进攻，位于大陆的中国也在积极部署反攻，并将西南战场列为反攻的首选地区。之所以如此选择，一是要打破日军的战略包围，贯通对外通道并获取大量的援华物资，为最后阶段的对日作战准备物质力量；二是想借助此次反攻，根本解除中国大后方面临的直接威胁，为下一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于东战场的作战创造条件；三是从当时的态势看，东战场日军派遣军兵力强大，距离日军战略后方较近，容易得到关东军和日本本土的支援。若中国军队在西南战场的侧背威胁未解除之前，贸然把反攻矛头指向东战场，失败的风险极大。而西南战场位于亚洲大陆战场的最西端，距离日军战略后方十分遥远。日军的战略机动力量难于投入，物资补给等也十分困难，而且该战场日军的兵力亦相对有限，还要分别应对印度、缅北、滇西几个方向。因此，中国军队在该战场反攻的胜算把握较大。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中国与美英盟国决定，先由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继而中国远征军西出滇西，贯通中印大动脉，随后与盟军一道收复缅甸全境。为此，中国将最精锐的部队集中用于西南战场的反攻作战。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率先由印度进入缅北，次年5月，中国远征军横渡怒江。两路中国大军相对攻击，对盘踞在缅北、滇西的日军展开猛烈攻击。至1944年9月，中国的反攻大军攻克了孟拱、密支那、腾冲、松山等日军要点，奠定了西南战场大反攻的胜局。此后，两路大军东西对进，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了龙陵、芒市、遮放、畹町、八莫、南坎等地，并于1945年1月会师中缅边境的芒友。在中国战场首次大规模反攻中，中国共投入21个美械师的兵力（其中驻印军5个师，远征军16个师），连续进攻15个月，挺进2400余公里，彻底打垮了当面的日军第33集团军，全歼了日军第18、第56师团，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