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

邓小平时代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苏绍智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所长、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思路从社会上出现民主化思潮到邓小平为政治改革设限邓小平的政治改革观念的局限性【注释】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屡进屡退，其中的教训值得深思。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曾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任务。八十年代中后期，赵紫阳也曾力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随着他的被黜，其政治改革意愿也付诸东流了。虽然邓小平被中共推崇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也被写进了中国宪法，但邓去世后，中共领导层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不但始终未能超越邓小平二十年前提出的论点，甚至还从邓的这些观点倒退了。近几年来，虽然民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在中共关于改革的主要文件中，再也看不到邓小平当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了。尽管邓的这些观点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他的这些观点似乎正在被故意地遗忘，这位“总设计师”的“金口玉言”居然被束之高阁起来。与此同时，邓关于改革的主张被缩小到经济改革方面，于是，年青的一代只知有个南巡的邓小平，却不知有过一个提出政治改革的邓小平。为什么邓小平当年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此后中共关于政治改革的观点有何发展变化，这些观点有那些积极意义和局限性，为什么在邓小平时代“总设计师”的政治改革主张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些都是关心中国今后政治变革的学者应当分析的问题。本文通过对邓小平时代中共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探讨这几个问题，希望能对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有所助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思路1978年12月的中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的任务。那时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在谈到改革时却包含了这层意思。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1]这里讲的上层建筑当然包括政治体制。所以，邓小平在1979年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改革”。[2]三中全会公报在讲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时，并未把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党政管理体制分割开来。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份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3]这里已涉及到邓小平以后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四个方面，即“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提高效率”。这个公报还提到，“会议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份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4]三中全会初步奠定了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虽然当时的认识还很肤浅，尚待进一步的讨论和发展。在形成三中全会的这些提法的过程中，邓小平起了主导作用。他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曾强调，“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要害问题，也是中共开始摆脱毛泽东时代的领袖个人独裁的极权政治制度的起点。从社会上出现民主化思潮到邓小平为政治改革设限正当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任务的时候，社会各界中都有不少人在认真思考如何避免中国再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如何进行改革、使中国进入民主化、现代化的国家之林。这种探索大体上包含两部份人士。一部份是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俗称体制外的改革派，即以知识青年和学生为主体的群众性民主运动。他们在街头或校园张贴大字报，散发油印小报，举办露天民主演讲会，上街游行请愿，是民运推展的主要方式。“西单墙”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以其首创精神和大无畏的勇气，为中国的改革和民主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而且其后续的活动至今不衰。另一部份是包括党内民主改革派的知识界的民主运动，俗称体制内的改革派。他们在党的会议、学术讨论会上，在报刊书册上发表思想解放和改革的言论。至于政治改革究竟是党外群众先提出的、还是党内知识分子先提出的，现在已难以考证。也许可以说，这两股力量提出了类似的认识，当然，原则和重点有所不同。这两部份力量的根本区别是，体制外的民主派没有任何禁忌，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而体制内的改革派则比较小心地提出有限政治变革的主张。在与中共上层的“凡是派”的斗争中，体制外的改革派与体制内的改革派的联盟起了决定性作用。二者在批判凡是派、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方面，在分析中共的政治经济制度性问题、封建专制主义等问题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思想。知识界民主运动对政治改革的诉求又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的改革派，他们虽也要求政治改革，但是随领导的指示而行动，难以有创造性的思想。另一类是知识界民主运动或称为民主改革派，他们在以往当权派反右时往往受到打击，但对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化的要求始终不渝，只要条件稍一宽松，他们就要顽强地呼吁政治改革和民主自由。实际上，在文革后期，民主改革派知识分子已着手串联，针对四人帮的谬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共建国以来的失误，收集资料、进行理论探讨、准备批判材料。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后，民主派知识分子率先开展了对“四人帮”谬论的批判。在1979年1月至3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民主派知识分子第一次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中共中央召开的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的研究理论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东风，敢于冲破一切禁区，批判了文革、毛泽东的错误和极左路线，还批判了中共建国以来的制度和运动。在批判中对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一定的诉求和意见。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点：否定文革及其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指出“通知”无视党纪国法、践踏民主，是文化专制；批判极左路线，进而批判毛泽东的错误，认为在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制度下，没有法治、只有人治，只有独裁、没有民主，并使个人崇拜恶性发展、毛泽东被神化；批判“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个人决定一切的专制主义等；建议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的产生和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实行真正的民主办法；建议司法独立，法院独立审判，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司法以无罪推定论代替有罪推定论；反对以言治罪，取消政治犯、思想犯、言论犯。那时，毛泽东的二十七年高压政治刚刚解除，学者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对海外的新思想也缺少理解，他们的这些意见虽然不很系统，在今天看来也不很深刻，但在当时仍然起了一定的震聋发睽的作用。有些意见中共直到今天也未接受。然而，西单民主墙和理论务虚会的大胆议论使党内元老们和保守派难以容忍。邓小平是一个看法和注意力很容易随着现实政治的需要而随意变化的实用主义者。当他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又遭到民间和党内一部份人对他的批评时，便从自己刚刚提出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立场退却，接受了党内保守派的反右主张，转换政治方向，在1979年3月30日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6]，给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划定了一条鸿沟，即不得影响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这样为政治改革及其他改革设限，是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前进、屡进屡退、以致于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而四项基本原则从此也成为顽固保守的左派阻挠改革的一件利器。于是，在理论务虚会上开始出现的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促进改革的热潮，一下子被冷却了，民主改革的呼声重又陷于沉寂。李洪林曾指出，“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中国思想界大体上就在这种‘批判──沉寂──活跃’和‘再批判──再沉寂──再活跃’的周期中渡过的”。[7]1980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维然而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还不能被看作是邓小平时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终结。邓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不断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改变方向。即使在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后，他对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某些认识，还是有所前进的。例如，1979年7月28日，他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中提出了改革干部制度问题，包括解决组织路线、选好接班人、干部退休制度、机关臃肿问题等问题。[8]1979年10月19日，“在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时的讲话”中，他又重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多党派的合作，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针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9]八十年代初，中共面临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批老干部恢复了工作、重新担任领导职务，但他们的年龄老化，难以承担现代化改革和建设工作的重任。因而中共当局先后提出了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新老干部交替和逐步更新班子的问题。为了解决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中共中央1980年8月18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篇讲话的另一个背景是，1980年夏，中国出现了一场“兴无灭资”还是“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争论。[10]在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的鼓舞下，1980年春中共党内军内的保守力量提出了“兴无灭资”的口号（即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借口反对自由主义思想来反对改革大潮。当时，李维汉则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党内有人搞特权、家长制，都是封建主义的影响；而中共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的党中央应该完成这个任务。邓小平接受了李维汉关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主张，对全局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一中国改革的要害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看法在这一讲话中也体现出来了。邓小平这篇讲话所涉及的范围和深度，远远超出了干部问题；他还从干部问题出发，追本溯源，涉及到了政治改革的某些根本问题。这篇讲话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从俄国的十月革命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所犯的重大错误的主要根源是政治制度问题，要避免重犯历史错误，就必须进行政治制度改革。他说，斯大林曾严重地破坏了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毛虽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由于未实际解决制度问题，结果仍然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不是说毛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解决制度问题是更根本性、全面性的任务；如果不坚决改革制度，过去出现的严重问题今后有可能重新出现。第二，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主要弊端来自封建主义传统和共产国际各国党的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他分析了中国党和国家制度中的主要弊端，如官僚主义、权力过份集中、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特权制等。认为其形成的历史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历史上长时期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二是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三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苏联搬来的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制度。他认为，如果不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第三，他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六项重大措施，如建议修改宪法、切实保证人民享有各项民主权利、不允许权力过份集中的原则在宪法中表现出来，认真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强有力的工作系统，认真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等。他的讲话也重申了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是近二十年前邓小平的政治新思维，在当时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其中的很多看法是以往和邓身后的中共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