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规模不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1投稿第八届（2008年）中国经济学年会中国经济改革专场转型时期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规模不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解释钟宁桦①陈斌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00871内容概要：本文尝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改革以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高市场集中度、低盈利能力以及高不良资产率并存的事实。为了获取政治利益，政治家让国有企业承担了冗员以维持社会稳定，随着税制改革的推行，政府财政能力下降而银行拥有的金融资源增加，其结果是政府官员倾向于以银行提供低息贷款的方式向承担了冗员的企业提供支持。为了更容易地从银行获得金融资源，政治家对银行业实施管制，并控制其垄断利润。文章证明：在政治家主导的经济中，选择垄断性大银行是最优的；当政治家与银行家之间存在利益交换的途径时，政治家与银行家实现合谋，交换的金额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能力与合谋获得的租金；进一步，官员政绩考核方式的改变以及金融市场的开放都能削弱这种合谋的力量，并提高社会效率。关键字：国有商业银行合谋转移支付一、引言银行体系创造流动性，管理金融资产，并为市场提供金融中介服务。由于银行业的业务依赖于声誉与信用，该领域存在着显著的规模经济。表1列出了按银行拥有的核心资本量来排序的世界前十大银行。核心资本累计比率项（第5列）与税前利润累计比率项（第8列）显示，这10家银行控制了前百家银行核心资本总量的近30％，并拥有前百家银行总利润的1/3。相似的，前20家大银行掌控了超过45%的总核心资本以及超过50％的总利润。由此可见，银行的规模越大，盈利能力往往越强。然而，银行业存在规模经济这一特征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按拥有的核心资本量，“四大”国有银行排在世界前四十位，但是，与其他同等规模的大型银行相比，四大国有银行在盈利能力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譬如，中国银行的税前利润率为1.18%，与前一位的法国巴黎银行（2.83％）以及后一位的西班牙国际银行(1.80%)相比要低很多。这一差异在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上表现得更为显著。中国农业银行0.22％的利润率与其排名前一位的法国大众银行（0.76%）和后一位的华盛顿互助银行（1.23%）相差甚远。①钟宁桦，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陈斌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作者邮箱：[e-mail];[e-mail]。作者感谢两位导师林毅夫教授和姚洋教授的指点与评论，文责自负。2Rank排名BankName银行名称Country国家Tier1Capital%核心资本比率％Cumulative%累计比率％TotalAssets%总资产比率％Pre-taxprofit%税前利润率％Cumulative%累计比率％1Citigroup花旗银行USA4.15%4.15%3.41%6.42%6.42%2JPMorganChase&Co.摩根大通USA3.83%7.98%2.66%1.65%8.08%3HSBCHoldingsPLC汇丰银行HongKong3.75%11.73%2.93%4.68%12.75%4BankofAmericaCorp美国银行USA3.59%15.32%2.55%5.64%18.39%5CreditAgricole法国农业信贷银行France3.54%18.85%2.85%2.77%21.16%6RoyalBankofScotland苏格兰皇家银行UK2.44%21.30%2.57%3.55%24.71%7MitsubishiTokyoFinancialGroup日本三菱东京金融集团Japan2.23%23.53%2.25%1.62%26.33%8MizuhoFinancialGroup瑞穗金融集团Japan2.17%25.69%2.98%2.33%28.67%9HBOS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UK2.04%27.74%1.74%2.36%31.02%10BNPParibas法国巴黎银行France1.99%29.73%2.83%2.75%33.77%11BankofChina中国银行China1.94%31.67%1.18%1.11%34.88%12SantanderCentralHispano西班牙国际银行Spain1.86%33.53%1.80%1.60%36.48%19UBS瑞士联合银行Switzerland1.53%45.09%3.52%2.51%48.13%20ABNAMROBank荷兰银行Netherlands1.51%46.59%1.90%1.97%50.10%25ChinaConstructionBank中国建设银行China1.31%53.50%1.08%1.61%56.83%26LloydsTSBGroup英国劳合银行UK1.26%54.76%1.24%1.79%58.62%31Metlife中美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USA1.17%60.73%0.82%1.04%61.16%32Industrial&CommercialBankofChina中国工商银行China1.13%61.85%1.57%0.09%61.25%33BancoBilbaoVizcayaArgentaria西班牙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Spain1.12%62.97%0.97%1.50%62.75%36GroupeBanquesPopulaires法国大众银行France1.02%66.11%0.78%0.76%64.95%37AgriculturalBankofChina中国农业银行China0.93%67.04%0.97%0.22%65.17%38WashingtonMutual华盛顿互助银行USA0.91%67.95%0.71%1.23%66.40%41Dexia比利时德克夏银行Belgium0.84%70.53%1.22%0.80%69.31%表1数据来源:Timewell,Stephen(2005)TheTop1000WorldBanks,TheBanker,155,209-326与国内其他所有制的商业银行相比，国有商业银行同样没有显出规模经济。表2为2007年国内上市银行几项指标的比较。在存款总额方面，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显著高于除了交通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一个数量级。然而，它们的净资产收益率位列14家银行的中下游，而不良贷款比例显著地高于除了深发展以外的其他所有银行。Lin&Zhang(2008)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盈利能力、运营效率、资产质量方面都不及国内其他所有制的银行，包括国内股份制银行、合资银行以及外资银行。证券简称存款总额[单位]元净资产收益率ROE[单位]%不良贷款比例[单位]%工商银行6.90E+1216.15082.74建设银行5.34E+1218.38752.6中国银行4.40E+1213.84863.12交通银行1.56E+1218.90942.05招商银行9.44E+1124.75641.54中信银行7.87E+1114.29791.48浦发银行7.63E+1120.74291.46民生银行6.71E+1118.23171.22兴业银行5.05E+1131.16611.15华夏银行4.39E+1117.01482.253深发展A2.81E+1127.03555.62北京银行2.60E+1118.34212.06宁波银行5.55E+1016.95540.36南京银行5.09E+1014.48981.79表2数据来源：Wind资讯中国银行业表现出来的行业集中度和企业利润的不相关性，以及事实上的规模不经济性（谢平，2003）难以在标准的产业组织理论的框架下做出解释。标准理论标准理论认为，更高的市场集中度将带来更高的利润（DemsetzandLehn,1985）。该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市场集中度是企业行为的结果，而垄断来源于竞争与创新。然而，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垄断结构却源自于政治家的偏好和政策。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使得过去二十多年间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行政干预与市场运作并存。在不同时期，政府对银行的不同干预方式以及干预程度决定了银行业的集中度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绩效。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阐释政治家行为作用于银行业结构与绩效的机制，以解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高市场集中度、低盈利能力以及高不良资产贷款率并存的事实。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就业、以及由就业带来的社会稳定都是考察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方面。Shleifer&Vishny(1994)将科尔纳著名的“预算软约束”的概念内生于政治家能够从就业中获得的政治利益——政治家为了赢得选举而迫使企业雇佣多余的人员，作为回报，政治家通过财政部给予企业补贴。双方博弈确定冗员以及补贴的数额，而企业人事任命权与财权的不同配置将影响最终博弈的结果。在他们的模型中，掌握着国有企业人事权以及财权的政治家的行为是企业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且正是来自政治家的压力导致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现实中，当政治家迫使国有企业承担了冗员之后，动用财政收入给予直接的补贴并不是支持企业的唯一方式。在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选择通过银行向承担冗员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特别是在联邦制与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更有激励通过银行而不是财政来补贴国有企业（钱颖一，1998）。随着企业自主权的下放以及税制改革的推行，以税收为支撑的政府财政相对集中能力下降，而与此同时，以民间储蓄为支撑的银行金融能力却迅速加强。从1978年至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从31.2%下降到19.3%，而银行存款余额与GDP的比例却由78年31.3％逐年提高至2004年176.4％②，由此出现了“弱财政，强金融”的格局，此格局出现的直接结果是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其他超经济的手段对“产权不清”的银行金融资源进行争夺，力图将银行作为支撑政府运行的“第二财政”（巴曙松，2005）。林毅夫（1997，1999，2003）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这一机制做了描述：政治家迫使企业承担了诸如冗员等的政策性负担，之后，政治家通过银行向这些企业提供廉价资金，由此，政策性负担扩展到了金融体系，而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地位和低盈利能力均内生于企业的政策性负担。②数据来源：《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司，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4图1中国真实贷款利率（1987年1月－2006年7月）数据来源：CEIC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及其变化可以从图1中国真实贷款利率中粗略看出。1995年5月，中国颁布了《商业银行法》，其中明确了商业银行经营的市场化方针，规定商业银行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求平衡”。以此为分界点，真实贷款利率在前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此之前，真实贷款利率在零上下波动，且长期为负③。从87年1月到95年11月，平均真实贷款利率为-2.34。96年之后，真实贷款利率保持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从96年1月到06年7月的平均值约为5.10。基于以上事实与洞见，本文试图将Sheifer&Vishny(1994)阐释的机制进行扩展，将政治家谋求政治利益行为的影响从企业延伸到银行体系。我们描绘政治家、银行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博弈。政治家劝说大银行向承担了冗员的国有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作为回报，他们对银行业实施管制以维系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国有银行的垄断利润越高、政治家动员其拥有的金融资源的能力就越强。这一途径将国有银行的绩效与国有企业的绩效相联。冗员导致了国有企业的低效，而国企的低效造成了国有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政治家的管制行为导致了银行业的垄断格局，而政治家争夺金融资源方式决定了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以及不良贷款比例。文章以此出发来解释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市场集中度高但利润低下、不良资产率高的现实。文章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首先给出一个政治家和银行家相互作用的基础模型；第三部分刻画了政治家主导下的博弈均衡；第四部分构建了政治家与银行家之间的联盟，并刻画纳什讨价还价博弈；第五部分做了比较静态分析；第六部分从社会效率的角度，分析了冗员对整体经济绩效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第七部分对文章结果进行讨论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