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国家权力的基本特征

那是最好的年月，也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也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也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也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非常相似，甚至当年有些大发议论的权威人士都坚持认为，无论说那一个时代好也罢，坏也罢，只有用最高比较级，才能接受。——狄更斯①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德·托克维尔②处于深刻转型期的中国，其一举一动、一笑一颦，无不牵动着外界的心弦，成为其重要的关注对象。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改革、社会的分化、文化的多元，甚至一个平民的多舛命运，都是学者们所孜孜一直所孜孜不倦探讨的永恒话题。有关这方面的著述也可谓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本文拟从权力角度，探讨转型期中国国家权力的基本特征，以深化对此间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所谓转型，就是一个社国家或地区由一种体制转向另外一种体制。当然，这种转变并非革命式的剧烈变化，而是一种渐进的变革。波拉尼（Polanyi）在其巨著《大转变》中第一次详细论述了转型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及其导致的“无管制市场”分裂效应。③许多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学者普遍认为，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一种明显不同于西方经验的转型时期。因此，多角度、全方位地认识和评判中国社会转型的性质和特点，并挖掘其内在机理，成为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学术工作。对于权力的定义，政治学界至今仍然充满歧见，对它进行详细考察也非本文的重点所在。而国家权力，在笔者看来就是人们常说的权力概念了，它“是一种迫使他人服从政治命令的政治力量”④。当然，这种影响力量必需符合团体的价值准则，具有相应的合法性基础。此外，国家权力大小还跟政府控制的资源数量（如财政、军事技术等）有关。对国家权力稍加界定后，我们就可以集中讨论转型期国家权力的基本特征了。笔者认为，笔者认为，同改革前的国家权力相比，转型期国家权力具有四个显著特征：（1）权力结构的科层化与权力运行的人格化并存；（2）整个社会呈现出党、国家和社会三元权力结构，中国共产党组织构成这一结构的核心部分；（3）权力与市场共同参与资源分配；（4）尽管整个政治体制开始由极权主义转向民主化，但这只是开始，当前中国政治结构更像一种“商议型权威主义”（Harding,1986）。首先，权力结构科层化程度较高，但其实际运行却充满个人因素。在世界系统的“经济话语”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强大压力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短时期内移植了大量的程序技术，以作为提高国家或民族竞争力的唯一手段。然而，文明的发展和现代性的成长是一种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交互并进的过程。在中国，理性化的移植变成了单纯移植程序技术，并且国家垄断着整个制度建设的过程。由于价值基础的缺席，这些技术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种“程序技术”。在这种背景下，尽管国家用正规的科层组织取代或者废弃了传统的组织形式，中国成为一个所有资源和社会生活几乎全部由新的、大规模的组织所垄断的社会（1978年后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但正式科层组织的各种理性化的形式规则、规范化程序被有意识地加以拒绝或不自觉地被忽视，因此在这些大规模的组织中通行的并非法理型权威，而是韦伯式的卡里斯玛型权威或传统型权威。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起符合其一元化领导的权力体系，并且有相应的制度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但在其实际运行中，这些制度规则并没有内化为官员的行为准则，相反人格因素似乎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领导人的地位、态度、亲疏远别、个人魅力往往型塑着政治的现实运作，制约着规则的选择、执行以及资源的分配。例如，在地方自主权扩大的改革时期，地方政府在制度运作过程中的“变通”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行为方式，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非制度化行为往往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容忍。①此外，类似“开口子”、“打开工作局面”等诸多政治词汇也是权力运行人格化的重要表现。总而言之，转型期国家权力结构的科层化和运行的人格化并存现象生动地反映出转型期中国制度建设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大量制度规则竞相出台，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往往被“悬置”起来，并没有内化为官员的行为准则。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潜规则”（吴思，2004）却在各级政府部门大行其道。第二，整个社会呈现出党、国家和社会三元权力结构，而中国共产党组织则成为这一结构的核心部分。改革前，中国社会的权力高度集中，党、国家和社会形成一体化格局。用邹谠先生的话来说，中国处于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制度安排中②。一方面，党通过对干部人事制度的控制和归口管理，甚至通过建立与政府部门相对口的部，实现对国家机构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城市中的单位制度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实现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支配。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基层政府和社会还是具有一定的利益空间和自主权，③并且中国的“参与式动员”（Bernstein，1970）也不同于苏联的命令式动员。但总体来说，用共产党控制下的“蜂窝状结构”④（Shue，1988）来形容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应该是较为贴切的。80年代以来，随着这种党政不分带来的诸多不良后果以及理论界对此的诟病，党政关系开始有所松动。并且国家权力（实际上是党权）开始上收，重新赋予社会一定的自主性。这样，党、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由原来的高度一体化变得各自相对自主。一方面，国家机构获得了制度和法律上相对独立的地位；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和深入，社会重新焕发出活力，并且出现公民社会的趋向。然而，在这种三元的权力结构中，中国共产党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这是因为，共产党不仅强调对国家政权的绝对领导，而且还继续保留着对社会生活的规范与制约。当然，有的学者认为，当前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并非最优。①由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是执政党，另一方面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锋队组织，因此它的合理定位应当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党在民中），并且处于国家之下，而非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并且，它也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成为连接政府与社会的桥梁（党在民外/上）。第三，权力与市场共同参与资源的分配。波拉尼曾将人类社会中的经济体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互惠经济（即一般我们所说的传统的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与发展都是从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与传统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开始的话，社会主义国家则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即再分配体制。与之相伴随的，是对资源的高度垄断。正因为如此，转型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不同的是，它在经济上的主题是从再分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就是说，要通过转型，实现由行政权力定价向市场定价的转变。尽管有学者乐观地认为，中国在由再分配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权力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调节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小。②然而，这一并不符合中国改革实际的说法遭致了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尽管市场经济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再分配权力仍然控制着诸多领域，如市场准入、银行贷款、公司上市等，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官商结合、权力腐败问题。事实上，后面的说法更契合转型期国家权力的特征。在现阶段，权力与市场共同起着资源配置的作用，中国经济更像一种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状态。这种现象的出现不难理解：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并不同于东欧，前者并没有伴随政权的更替，因而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没有受到削弱。其直接后果在于，即使是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市场机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的情况下，政治权力仍然继续保持着对其他类型资本的控制和操纵能力。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精英阶层（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并没有出现适当的分离，而是呈现出高度的重合，对一种资源（如权力）的占有也意味着其它资源（如金钱）的获得。这种“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精英的形成”是转型期中国的特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