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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邓小平钦点的企业:你们现在还好吗?文/杨大侠大雪那天,一份“除夕要不要放假”的调查,让这个冬天的严寒,在广大网友的议论纷纷中,骤然升温。这样的热情,与30年前的第12次大阅兵大抵相去不远吧。当年(1984年)深秋,负手人声鼎沸的天安门广场,邓小平除了对我国先进军工设备表示首肯,也寄予了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厚望与担忧:从现在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是邓小平自1977年平反后的夙愿。推到“以钢为纲”、鼓励青年创业、引外资、开特区……到1984年,这些夙愿都一一得偿。在深圳南巡期间,邓小平说:我希望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那时候中国的小康生活。遗憾的是,小平同志最终未能完成这个心愿,甚至没来得及等到香港的回归。邓小平的“不破不立”,让众多企业在这7年里纷纷崛起。它们或是餐饮、金融,或是食品加工。30年犹如弹指一瞬,眨眼过去。到现在,它们是随着小平的离去而礼崩乐坏,还是凭着小平的精神乘风破浪?让我们抹去历史的尘埃,回头翻看一下吧。荣毅仁:中国国际信托提起荣毅仁,人们多半会冠以他人大常委、政协委员、政协常委等职务。其实身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真正的发家,是从委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信)的董事长开始。荣毅仁当属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代表人物。1979年,高考恢复,知青返乡,中华大地一片萧条,经济面貌百废待兴。饱受十年文革逆境洗礼的荣毅仁,在邓小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后,立马投入到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洪流中。在文革之前,荣氏家族曾任20多个家族企业的代表,并将家族产业全副交给国家,以振兴中国工业。荣毅仁的再次出山,立马受到邓小平的关注。邓小平亲自会晤了这位红色资本家。从荣毅仁的诚恳言谈中,邓小平亦是赞同与国际接轨,势在必行。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一家名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的国务院投资机构于1979年在北京成立。荣毅仁亲自设计了中国中信的LOGO,邓小平深为赞许,说:这就是两面打开的窗户,中国封闭太久,是该打开了。中国中信是中国第一个经济改革试验点。在荣毅仁的掌舵下,它坚持对外开放,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成功开辟出一条通过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创新发展之路,在国内外树立了良好信誉与形象,取得了显著的经营业绩。现状如今的中国中信,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其中,金融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资产管理等行业和领域;实业囊括房地产、工程承包、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机械制造、信息产业等行业和领域,具有很强的综合优势和良好发展势头。30年过去,中国中信已换了好几批领导班子,但中国中信一如改革开放初期时候,任凭风沉浪叠,它始终以领导者与开路者的姿态,一往无前,越走越远。包玉刚:兆龙饭店位于北京东三环的兆龙饭店,名字有些土气,实则大有来头。“兆龙饭店”四个大字,是由邓小平亲自题写。时间回到1981年,当时的包兆龙已有76岁高龄。定居在香港的包兆龙,一直热心于公益事业,设立了香港包兆龙助学金机构,以自助青年人入学和深造。这一年,在改革春风的沐浴中,包兆龙的脚步,辗转来到中国大陆,并以实名制为一家新建旅游酒店捐款。这一举动,深深触动了邓小平。当时的中国,实为满目疮痍,放眼平民百姓,尽是食不果腹。与邓小平的第一次亲切会晤,包兆龙带来了他的儿子——华人世界船王包玉刚。祖籍浙江、却常年摆渡于香江彼岸的包玉刚,日夜思念的,其实是大陆的一草一木,风水人情;而这次会见邓小平,更是他多年的夙愿。此时的父亲,已是风烛残年,他想在父亲在世的时候,于大陆这片热土,尽一点自己的孝道。面对以“兆龙饭店”命名的恳求,邓小平欣然应允。一则尽孝为人之常情,二则包氏家族对饭店的投资,将会给中国大陆的餐饮行业带来巨大推动力。两年后,制衡了各种政治舆论,国家领导人对外来人士的投资都达成了共识,兆龙饭店进入正式筹备。又过了两年,挂有邓小平提名的“兆龙饭店”正式开业,邓小平亲率近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兆龙饭店开业典礼,并合影留念。遗憾的是,包兆龙老先生未能等到这一天。现状到现在,兆龙饭店所处之地,成为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而兆龙饭店本身,也一跃成为五星级豪华饭店。兆龙饭店涵盖了中餐厅、咖啡厅、印度餐厅、酒吧、多功能厅、商务中心、康乐中心等服务设施,为各界客人提供餐饮、娱乐、会议等活动场所,为莅临来宾提供舒适、快捷和私密性的保障服务。除了兆龙饭店,在上海交通大学,还有包兆龙图书馆。在香港,还有香港大学包兆龙楼、包氏画廊、东华三院包兆龙护理安老院等等,这一切,皆由包玉刚投资建设。包玉刚用行动告诉我们:无论身在何处,滚烫的血,和赤诚之心,都能渗透中华大地。罗桂祥:光明华侨农场说到罗桂祥,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乘坐飞机的时候,空姐提供的食品点心,就是罗桂祥的贡献。罗桂祥是广东人,后定居香港。与包氏家族一样,他也是受改革春风洗礼,来到中国——当深圳被立为特区,他准备到特区的蛇口工业区开疆扩域。1979年,坐在香港到深圳的飞机里(那时候还没有国航),嚼着干冷的面包,罗桂祥难以下咽。为什么大陆飞机提供的食物只有面包,而且还边吃边掉渣?为什么饮用品除了水便没了其它?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促使罗桂祥决定,一旦自己的食品加工厂在蛇口落成,他要“承包”航空食用品的生产,改善航空饮食质量。到大陆后,罗桂祥多方走访,实在难以恭维当时大陆的饮食,遂起草一份名为《中国城市(商业)改革大纲》的材料,提交中央。这份材料,深受邓小平重视,亲自接见了罗桂祥,并同意罗桂祥放手改造航空饮食的加工手段。这年,光明华侨农场在深圳西北部落成(政治因素,罗桂祥最终没能在蛇口建厂)。通过早期对世界各国“绿色食品”的学习,罗桂祥首先解决了面包掉渣、干硬的问题。继而,他利用可口可乐公司的生产经验,研制出保鲜纸盒柠檬茶、果汁、菊花茶和一批保鲜汽水饮品,并首次引进无菌包装的理念。随着技术不断的修缮,光明华侨农场衍伸出饼干、甜品、盒饭等食品,大大丰富了航空饮食。现状发展至今,光明华侨农场已不再是个单一生产航空饮食的加工区,而成为拥有上万亩地的果园。这片果园,森林覆盖率达70%,7个水库和众多的鱼塘明珠般洒落其中,到处青山绿水,恍若世外桃源。到1995年去世,罗桂祥向家乡梅州学校、医院、道路等设施总计捐赠1000多人民币。他在为祖国饮食事业树立振兴丰碑的同时,也为自己树立了一座道德的丰碑。结语自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钦点”的企业家不计其数,文中所述,实为挂一漏万。诸如王石的万科、李嘉诚的和记黄埔等,他们的传奇故事,也颇为耐人寻味。但后者的成功与名气,可算是家喻户晓,因此不必赘述;而那些为经济改革做出突出贡献却籍籍无名的企业与企业家,才是需要我们了解和铭记的。列举的三家企业,30年来,任凭风雨桎梏,它们始终昂扬时代浪尖,蓬勃发展。这离不开邓小平的独到眼光,同时也为现代人影射了一条启示:做企业,无论到了怎样的高度,都别忘了你的民族;除夕,应该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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