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眼中的鲁迅

1郑振铎眼中的鲁迅李仁义(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历史系陕西咸阳712082)小序鲁迅一生平凡而伟大，他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队伍的一份子出现在中华民族，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最好一面，摒弃了传统的封建坏分子。但他保留着中华民族最可夸耀的精神——所谓浩然正气——还加上为人民服务的新道德。然而，鲁迅先生生活在中国黎明到来之前的最黑暗的时代，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统治和无情的压迫，让他在自己所热爱的和希望的土地上辗转流移，凄零破落；生活没有保障，工作只能在秘密中进行，连名字也不能透露，但他一丝不苟、勤恳不懈地坚持着文学、历史的研究，坚持着对青年人宽容有方、孜孜不倦的引导，坚持着对社会丑恶现象的针砭无遗、面面俱到抨击。鲁迅先生用文墨代替枪杵冲锋陷阵在第一线，解救民族危亡在最紧迫关头。就在中华民族最需要他的时候，病魔夺取了他的生命，历史让他成为“古人”，然而他的精神和民族气魄永远留存在中华儿女的心中。后代百世千世将在他的激励下，为他未曾看到胜利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战线上继续革命、探索、发展，——将以他不朽的精神和尊容为基底，将以他的呐喊为心灵动力，将以他正确的指示为标2的。这不仅是永远为祖国而召喊、而洒血的诗人战士做他们所要欲的奔驰不息，这更是我们的无限荣耀而任重道远的事业。我们要把它做好、做牢、做完。郑振铎先生也是一位有民族气节，有忧国之思，有爱憎喜恶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战士和讴歌者，为祖国的文学文化事业和革命政治事业做出了不朽的功绩的爱国主义志士。鲁迅先生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下午五点钟仙逝，葬于万国公墓。“文坛从此感彷徨，中国何人领呐喊”，举国同悲，皆世齐哀。中国之损失，世界之遗痛何深可测？郑振铎先生闻此恶讯，悲切余生。他与鲁迅先生素面淡谋、交涉浅乏，但谈涉的都是文学大计、救国大策，因而给郑振铎先生的印象极深、感触无穷。从鲁迅那里，郑振铎先生学到了许多，感于对鲁迅先生的敬戴，郑振铎先生先后写了许多回忆鲁迅、赞扬鲁迅、追悼鲁迅的散文、诗歌。从郑振铎先生追悼鲁迅的文章中，我更深一层的认识了两位名哲圣人。一、“中国的高尔基”“中国的高尔基”，说的当然是鲁迅先生。这一评论也当然不止郑振铎先生一人所赞可，几乎所有了解高尔基先生和鲁迅先生的人士都对此评议持以嘉许。为了弄清楚鲁迅先生是否名副其实，首先需要了解一下高尔基3先生。高尔基，全名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年生于俄国中部的尼日尼·洛夫戈罗德城。幼年丧父，勤劳善良的母亲因无法养活他，只好把他送到外祖父家度过童年，在乡村他看到了许多社会现象，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思想慢慢成熟，在那里上了三年学后，于十一岁那年走向社会，开始了自食其力、勤俭朴素的生活。他先后当过徒工、搬运工、守夜人、面包工等。十六岁时，他只身前往喀山，在那里他进入了“社会大学”。在与命运的斗争中，他深入俄国社会的最底层，和各个阶层、各种人物接触，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从而不断地丰富了他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高尔基酷爱学习，在艰苦的劳作之余仍坚持阅读和写作。他于1889年开始文学创作，1892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1898年他的两卷集《随笔和诗篇小说》出版，从而成为闻名欧洲的作家。他的早期作品像火一般热情的讴歌了自由和理想，号召革命行动，赞扬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也批判了腐朽的社会制度，揭露黑暗现实和自私愚昧的小市民习令。1905年至1907年，高尔基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1906年写成了长篇小说《母亲》。《母亲》真实的反映了20世纪初俄国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表现了俄国工人阶级从自发性走向自觉的斗争过程，被列宁称赞为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写出了著名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摘自：《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前言）4当然，高尔基的散文，诗歌同小说一样是有着深厚的造诣的，与小说成就相差无几的在俄国、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受着深广的影响，为20世纪的世界文坛乃至将来的文学艺术发展都无疑地发挥着领路和鼓舞的至关重任。而鲁迅先生的特点在郑振铎先生的评述中足可窥一斑而缄其全貌，说是“中国的高尔基”更是论证缜密，无可契击。鲁迅先生与高尔基的出生年月相差无几，只有十年来的间隔。当时中国是满清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落破的国家，《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领土、政权等主权受到严重的威胁。虽然清政府试图通过洋务运动来发展经济、军事，摆脱国内国际危机，但洋务运动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模式。本质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所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这种明显的矛盾是不可能允许洋务运动的成功，那么一切伟大的构思或自私的想法，明确一点就是摆脱军政危机不可能会实现的。外国资本、殖民的侵略在无所抑制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将加深再加深，一直到使清政府完全为其所用，为其所利。这种极度恶劣、极度窘迫的形势当然波及中国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组织机构。鲁迅的家庭和他本人自然是深受其害的。这就意味着他的童年是苦难的，又因为中国的形势一直坏下去，所以他的少年、中年也饱经风霜坎坷，这就塑造了他个人的本性，为他的文学创作和处世为人抽条了一根主动脉。而与之相似的，便是高尔基所在的俄国沙皇统治时代。十九世5纪七八十年代，俄国社会正在进行着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也是改革的全盛时期，但改革的结果到底还是保留着封建残余势力，而改革进程最缓、改革力度最浅的仍是俄国社会的最底层，这便使得最底层社会的经济在矛盾和无助下徘徊。而高尔基的家庭是属于最底层的，当然一直受到经济的胁迫，又加之幼年丧父，更是窘困不堪的生活着，就这样他在万般无奈中度过了童年、少年、中年乃至老年。这些种种决定着高尔基本性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走向，或多或少会是这样的。他们两位文学巨匠的事业勃发时期却正是整个社会最是混乱的年代，再由于过早的成熟和认识这个世界（至少他们生活的国度、时代），他们的情感对于社会现象、人情关系是雏形已现且日臻完善的。所以在评论社会现象和人情世故时，他们总是能够全面而犀利、深刻而庄重、发展而变化，在写文章做演讲时总是能够显得谨慎而细微、独到而精辟、恳切而鞭策。这一切又使得他们对于同一事物的看法和同一现象的爱憎也有所趋同。比如对文学的态度，他们都看好文学，并且竭力使文学得到发展，使文学在必要的时刻发挥它特有的功力；他们精神归宿的地方便是文学；他们在文学的创作中一直追求生动鲜活、情感丰沛的词藻、章句。他们对场合性词语的精挑细选、仔细琢磨、研究创造，更是高度重视而无微不至。他们共同是世界无产阶级战士和指引者，在世界观上几乎雷同——都无比地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虽然不是披坚执锐的6沙场猛士，但他们用手中的笔记载着沧桑月轮。时弊尽得以针砭、时事尽得以展露，用鲜活的文字激励为祖国和平与发展而奉献一生的志士青年。所以这两位先哲在一定程度上解救了自己的民族，解救了无数的迷茫青年，解救了文学。这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无疑是重要的一笔。高尔基的成就之卓越自当凡人所不能及。鲁迅先生被称作“中国的高尔基”，首先肯定了鲁迅是中国人民，然后肯定了他的文学和革命业绩。最后是把高尔基中国化。这三点也充分的说明了鲁迅作为文化学着对民族事业的贡献之大，因为凡是高尔基的贡献和伟岸之处，他或多或少的有相同之点，有所占之额。鲁迅先生被评为“中国的高尔基”，另一层面也道出了中国在鲁迅之前或者同期没有高尔基式的人物。这就成了一种隐形的号召，深邃的号召，不动声色的号召，呼吁中国人民、中国文坛要诞生出一些“高尔基式”的文化学者和民族英雄。这是中华民族每一个文人学者甚至每一个同胞应该尽力做到的。这对于具有十三万万人口的国度该许是件可能的事情，可能会出来十个、百个、万个高尔基式文化人；当然这不是在贬低高尔基的地位和功绩以达到能与之齐名的条件要求，只是中国人应该也将会强壮起来、用崭新的思维推论出具有创造意义的方法论来，以此完成这项绝非小可之任务。愿“中国的高尔基”永远存活于中华儿女的心中！7愿中国出现更多的“高尔基式”英雄人物！摘引以下片段充论“中国的高尔基”：有些批评者称鲁迅先生为中国的高尔基。这句话并不令人抗议——虽然在隔四个月之间相继逝去的他们，性格、工作未必完全相同。在鼓励、奖进青年作家这一方面，鲁迅先生和高尔基具有极相同的热忱。对于这一点，有许多的青年作家们，说起来便要流涕地追念着！在宽大正确的文艺见解上，鲁迅先生和高尔基尤为无殊。自从高尔基回到了俄国之后，俄国的文坛才一洗革命初期的排斥“非革命的”作品的态度。在高尔基指导下，俄国成立了世界文学研究会一类的组织，大规模的在介绍古典的和西欧的文学。被托尔斯泰所斥责的莎士比亚。居然也重新被认识了。俄国本土的旧作品也大量的重印着。许多重要的作家，像托尔斯泰的未发表的遗著，都陆续的由国家的力量替他们出版。鲁迅先生对于文艺，其趣味也是极广泛的。他以同样的喜爱的态度，来对待《死魂灵百图》、《凯绥·柯勒惠支版画》以及《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陈老莲画博古牌》，他以同样的热忱来介绍爱罗先诃的童话、阿志巴绥夫的小说；来整理中国的小说，来辑录唐传奇和古小说。他是收藏六朝造像最丰富的收藏家之一。——引自郑振铎：《鲁迅先生并不偏狭》。8二、鲁迅的爱憎郑振铎先生对鲁迅的评论，其中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鲁迅的爱憎。首先，鲁迅的爱憎是分明的。鲁迅致力于文学创作，最憎的便是无病呻吟、空头文章。也有一类人令他憎恶，他曾在一片杂文中写道，“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熟识人的丑闻，……其自私狭隘的内心世界暴露无遗。”由此可见，他也是比较反感这样的小市民的，也反感这样的所有人。鲁迅先生致力于心灵教育和时事评论、最憎浮华少年。那些流于形式、浮躁轻薄的少年总要误了事，使教育革新和革命事业进展无以顺利进行。鲁迅先生始终立于民族解救先端，当然不能容忍口若悬河、踏地虚空的行为，即使那些或许是革命行动，但那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一无所求的无谓牺牲。而鲁迅先生讲求的是时效和进步。鲁迅先生致力于文学思想革命并政治革命，最憎宣传“谬种”的人物，最憎鬼鬼祟祟的阴谋者。鲁迅先生少年立志学医、解救同胞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到了日本仙台后于外境旁观者的身份清楚地看到：中国之落后疾苦，不在于百姓身染疾病之苦，而在于国民心灵之麻木、思想之迂腐。在民族危亡之秋，他毅然弃医从文、致力于文学思想革新。他与早期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们齐心合力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篇《狂人日记》震惊中国文坛、9撼摇世界文林。他积极极力宣扬科学、民主，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于文学界。然而所有的一切并不能让所有人接受。那些文丑小人在背后却大肆传撒“谬种”论，蛊惑人心，为封建传统卖力拼命，这虽然无以成大气候，却多少维护着封建传统礼教，使得思想革命难以顺利、彻底。这自然是鲁迅先生极其憎恶的社会现象。与此同时，他对那些政治阴谋者憎恨之切齿。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数千学生、民众在天安门集会游行，反对八国列强的“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撤销大沽口炮台，撤退国民军严惩驻守大沽口军官，付给五万元的损失赔偿，由日本纠集背景八国公使共同发起。），其中，女师大的小鹿、刘和珍、杨德群、杨静淑等参加了请愿团，但遭到段祺瑞政府军警残酷镇压、无情屠杀，刘和珍、杨德群不幸身亡。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女师大为两位烈士在大礼堂召开追悼大会。鲁迅先生抱着对军阀的极度憎恨和对烈士的无限缅怀参加了大会并做了激情轩扬的讲演，会后写了大量的批段悼刘、杨的言辞犀利的文章以揭穿段祺瑞政府的阴谋，惊醒大众的心灵。鉴于此事，他与石评梅讨论了相关问题后仰面观天，深深地谈了口气：“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日子！我是不能沉默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惨象，已使我目不忍睹；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论调，使我觉得悲哀！”所以，鲁迅先生对于这样黑暗的社会现象的自然是毫不惜墨、入木三分的。这些都源自于先生的爱憎观。鲁迅先生致力于社会问题病源的剖析，最憎抱着一、二部自己10一知半解的古书，却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此”的可笑之人。那些浅陋的学究们自矜傲骨，对于社会问题的症结一知半解，却惘然鼓吹自己的“精深见解”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