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历史的比较

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历史的比较王晓秋我们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在这个时候回顾和比较一下近代中日两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历史（在日本一般叫作近代化，我们把它统称为现代化或者早期现代化），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借鉴和启发。为什么要比较近代中国和日本呢？因为两者之间有很强的可比性。我认为，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两个国家能够像中国和日本那样，交往的历史这么悠久，有２０００多年的交流史。我写过中日文化交流史，０互相的影响非常大。２０００多年有许多辉煌的事迹，中日两国关系可以说影响到两个国家历史的发展、民族的兴衰，这个大家都清楚。不管是友好，还是战争，影响都非常大。进入近代以后，中日两国的处境是这样的相似，可以说都是内忧外患，起点是差不多的，然而近代的改革和现代化的成效却又是那么不同、那么悬殊。我们常常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一衣带水的邻居，大家都是黑头发、黄皮肤。我们到了日本有时分不出来，哪个是日本人，哪个是中国人。吃饭都用筷子，都吃米饭。古代的日本人是处处学中国，写汉字、讲儒学。因为中国、日本都属于东亚文化圈，有的人也把它叫作儒教文化圈，都是讲儒学。也有的人把它叫作汉字文化圈，都用汉字。甚至还有的人叫作筷子文化圈，我们都用筷子吃饭。在１９世纪的中叶，中日两国都处在封建社会的晚期，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而且都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冲击。两个国家又都不约而同地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可是进入近代，仅仅不到半个世纪，也就是到１９世纪末，中国已经沦为丧失了独立主权的一个为列强所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而日本却不但保持了独立，而且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改革和近代化，成为亚洲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一切的差异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原因、根源究竟是什么？我们比较和分析中日两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差异及其原因，可以说是解一个历史之谜。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学者所关注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很多人纷纷作出自己的解释。下面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些观点，以及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他的一本叫作《激荡的百年史》的书里认为，日本近代化的成功是靠日本人的国民性和民族精神，即卓越的历史敏感、机智和勤奋而取得的。美国前驻日大使赖肖尔，后来在哈佛大学教书，他写的一本书叫《日本人》，也认为日本人具有岛国民族的特殊品质，而且认为日本是后开发国家现代化的一个楷模，后开发国家的现代化日本是最成功的。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有一本书叫《菊与刀》，是一本文化史的名著，着重分析日本人的“耻感文化”而西方人是一种。和有很大，“罪感文化”“耻感文化”“罪感文化”的区别。她的书名是形容日本国民性中的两重性，反映了爱美的情感，“菊与刀”“菊”“刀”则反映了他们的穷兵黩武。日本人尚礼，讲究礼貌，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好斗，所以她说这是两重性的国民性。总的来说，她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日本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有一本名著叫作《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着重剖析了日本的社会结构，认为日本社会是一种“纵向型社会结构”。这种纵向型社会具有集权性、等级性、依赖性等特点，而且会形成一种团队精神。我们常常讲日本人有一种团队精神，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单位也好，抱成一团，像一个家庭。而我们中国往往是一种家族式的社会结构。美国学者沃尔夫的一本书叫作《日本经济飞跃的秘诀》，他认为这个秘诀就是日本的“经济集权主义”或称“政企联合体制”，政治和企业紧密结合在一起。日本学者森岛通夫的一本书叫《日本为什么“成功”》，认为日本式的儒教跟中国的不一样，具有一种适合资本主义的工业精神。这就像马科斯·韦伯讲的英美的清教徒精神，比较适合资本主义一样。日本学者森谷正规写的一本书叫《日本的技术——以最少的耗费取得最好的成绩》，提出了日本是“以技术立国”的看法。另外一个日本学者永井道雄，做过文部大臣，他强调教育，他的一本书叫作《近代化与教育》，强调日本是以教育和人力开发为“立国之本”。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依田熹家在他的《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日中两国有很多差异，采用类型比较进行分析。比如说文化类型方面，日本的文化是并存型和全面摄取型，不同文化可以并存，而且对外来的文化加以全面的摄取；中国则是非并存型和部分摄取型，对外来文化不能全部吸收，只能一部分吸收。在社会类型方面，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它的团队是企业和单位，或者有的是养子，没有血缘关系；中国是亲族协作型，主要通过亲族、家族组成有血缘关系的团体。在教育类型方面，日本是普及提高能力型，比较注重普及和提高能力，所以日本很讲究教育普及和国民文化的普及，我们到日本看到，在地铁里日本人都拿着书在看，这也可以看出它的文化和教育水平，中国是选拔达到目的型，过去的科举制度、考试制度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是做官，选拔精英，而不是注重能力。这是依田熹家教授对中日社会类型、文化类型和教育类型的分析。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少分析和论述。上海的一位学者盛邦和有一本书叫《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他认为中国是属于“内核”文化，在东亚文化圈属于核心文化，而日本是“外缘文化”，是边缘的。所以日本很容易吸收外来文化，而中国却有一种中华文化的优越感。还有一位学者刘天纯在《日本现代化研究》这本书里提到，日本有一种“民族活力论”，日本就是靠着这种民族活力取得成功的。武汉有一位学者王承仁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这本书里，强调政权的决定作用，认为文化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权。还有一位日本研究所的学者高增杰，他写的《日本近代成功的启示》这本书从文化的角度，强调日本善于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有机的、不断的融合。我想，以上种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主要从某个角度去分析，对我们来说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也要避免几种倾向或者说是几种误区：第一是简单化，把日本的成功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种文化或者国民性的因素所决定。有人说就是因为日本的国民性，所以它就成功，这个恐怕很难说，国民性有时也是有两面的。所以有人写勤劳的日本人，也有人写丑陋的日本人。光讲一点，恐怕有片面性。第二是绝对化，对中日的比较不能绝对化，说这个问题上就是日本绝对地好，中国绝对地差，或者日本绝对地成功，中国绝对地失败。恐怕有很多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应该有辩证的眼光。第三是概念化，把中日两国近代历史的比较抽象成一种模式、一种概念，缺乏具体的事实、具体的分析，把它变得抽象了。我的看法是，近代中日两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历史实际上如同一个社会改造的、庞大的系统工程，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各种各样的子系统，有各种层面，有各种因素，所以说两国历史发展的差异是由中日两国国内外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合力所决定的，不是某一种力量、某一种因素单独决定的。有的人说因素很多，有的说八大因素，有的说十大因素，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思想、教育、技术，还包括人口、生态以及国际环境，这些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种种因素综合起来，最后形成一种合力。所以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去分析，而且要把它放在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用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历史事例，或者具体历史人物的思想行动来说明它，不能把它抽象出来变成一个概念。我今天就想本着这样一种方法、一种精神，来比较分析１９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改革和早期现代化，因为１９世纪中日的现代化还是最初的，一般书上也把它叫作近代化，我们现在都统一用现代化这个词比较好。现代化在历史学的概念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的工业社会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进程。由于时间关系，不可能作面面俱到的全面论述，今天主要是从我们吸收历史的营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角度，谈谈下面四个问题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供领导同志们做参考。一、在外力的冲击挑战下，能不能把压力变成动力，认清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机遇，把握历史选择的主动权，克服各种各样的阻力，坚持改革与开放，这是维护国家独立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这个题目说得长一点儿，这里包含了几层意思。东亚国家，比如中国、日本，都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我们讲中国有５０００年的文明，中国一度在经济、文化、科技，甚至航海这些方面都领先于世界，所以我们是不应该自卑的。郑和下西洋，率领的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舰队。最近，有个英国学者，他是业余的历史学家，他说郑和还发现了美洲大陆，是第一次环球航行，当然他这种说法恐怕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轻易下结论，但是他提出了重新认识郑和的问题，这是我们过去的辉煌。可是在１７世纪、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初，中日两国封建统治者采取了消极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日本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以及商品经济、航海事业、对外贸易的发展。在这个时期，西方国家正好是经过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逐渐地主导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时代潮流。可以说在古代中世纪的时候，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曾经主导了时代潮流，比如说在东亚地区。有些外国学者提出东亚曾有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经济贸易体系。最初１５、１６世纪西方殖民者来的时候，想挤到这个体系里来，但是还没有力量来改变。有人形容说他们从美洲拉了好多白银来，买一张三等车票上车。但是到了１７、１８世纪，特别是１９世纪，西方殖民者已经取得了主导权，这不是买张车票搭车的问题，而是已经掌握了时代潮流，充当火车头了。到了这个时候，西方列强通过海外的殖民扩张，逐步在全球建立起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用它的面貌来改变世界了。我看到马克思在１８５８年曾经有一段话讲“因为地球是圆的，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化，也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资本主义建立世界市场的进程看来已经完成”。他把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也作为一个标志，一方面是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化，一方面就是中国、日本的门户开放，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可以说１９世纪中叶是东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当时中日两国都处在封建社会晚期，内有严重的社会危机，外遭西方势力冲击，同样面临内忧外患。严重的民族危机成为中日两国统治者发动改革的一个契机，改革又成为两国现代化启动的先导。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往往用改革作为先导。可以说，我自己是这个看法，当时中日两国的起步基本上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有的学者认为近代开始前中国和日本已经拉开了差距，我不太同意，我认为基本上还在一条起跑线上，都还具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和可能，中国也有机会，也还有主动权。但是由于中日两国统治者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危机意识和改革的主动性、自觉性不同，决定了中日两国的改革和现代化从一启动就产生了差异。这里我简单分析一下。中国清朝皇帝和周围的权贵昧于世界大势，不了解世界形势，直到鸦片战争打响，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对入侵者英国有一句话叫“实不知其来历”，还不知道它的来历。所以道光皇帝急忙去打听，问那些大臣们，英国到底在哪里，有多大。他问的话现在大家一听就会笑，他问英国和我们的回疆有没有旱路可通，所谓回疆就是我们新疆。还有一句话问英国与俄罗斯是否接壤。从这些问话就可以看出，道光皇帝连英国是大西洋里的岛国这样一个最起码的世界地理知识都没有。当时有一个叫姚莹的人说英法等国离中国几万里路，他们不断地探听中国的情况已经几十年了，几乎对中国无所不晓，而中国却没有一个人留心海外的事情。所以他说用不着交战，胜负已经很清楚了。这个话当然说的比较夸张，但是确实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武器、情报都落后于英国。这说明了一个道理：愚昧必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对外国一点儿不了解，怎么跟人家斗争？而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的统治集团仍然不能吸取教训，打了败仗就应该亡羊补牢，改弦更张，及时地改革，但是清朝的统治者没有这样做，而是一味地迷信和议。比如说签订了《南京条约》，当时清朝的大官们把《南京条约》称作“万年和约”，说签了这个条约，我们就遵守这个条约，就可以保一万年的太平。清朝统治者以为有了一个条约，就可以太平了，所以他们照样是苟且偷安，照样是文恬武嬉、麻木不仁。当时大学者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则徐也提出类似的口号，要仿造西洋的船炮。但是当时谁要是主张“师夷长技”，皇帝就斥之为“靡费”。所谓“靡费”就是浪费钱。造枪炮不是要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