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对中国航海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航海的影响一：郑和下西洋简介郑和下西洋是指明朝初期郑和奉命出使7次下西洋的航海活动。郑和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它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太监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的庞大船队远航，拜访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大明帝国和南海（今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史称郑和下西洋。每次都由苏州浏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一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世。明代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和明代杂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也是唯一的东方人。他更早狄亚士57年远赴非洲。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美洲和新西兰。郑和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下西洋是当代航海事业的顶峰，后世几百年中，几无人能及。“西洋”即今文莱以西的海域，包括中国南海及印度洋。与“西洋”相对的是“东洋”，即日本。二：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的谢幕演出中国古代航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很兴盛，当时中国人往西天取经，多是从西域内陆到达印度，而从印度乘船经东南亚回国（比如著名的法显）。唐宋时期，中国航海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日益繁荣，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渠道，许多外国人由海路来华，广州、泉州成为国际知名的贸易城市。这些来华的外国人久居中国，渐慕华风，其后裔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分（即回族的来源之一）。中国的许多重要商品也由此路输出海外，比如唐朝发明的火药，在宋时以“中国雪”的名义输出到波斯、阿拉伯地区，影响了世界的文明进程。元时，中国的航海事业达到了高峰，不仅外国人来华众多，中国人也广泛走出国门，远游世界各地。比如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远游来华，中国人汪大渊也旅行至北非摩洛哥一带，中国与亚、非、欧各国存在着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而泉州也以刺桐的名义享誉世界。明朝建立，朱元璋驱逐来华外国人，又禁止国人下海远游，中外交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泉州也遭到了废弃，失去世界贸易城市的地位，而中国沿海地带的外国人多是倭寇。朱棣时，为了重振中国航海事业，郑和在永乐至宣德年间七下西洋，发展了明朝独创的朝贡贸易，却未能恢复中国航海大国的地位，明朝财政因下西洋受到了重大损失，不得不停止远游，重新禁海。郑和的事迹被编成神怪小说《三宝太监下西洋记》，下西洋的资料被毁。此后在世界航海的大舞台上，西方人扮演了主要角色，而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古代航海的谢幕演出。三：对于航海的意义航海技术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体现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天文航海技术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2、地文航海技术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3、《郑和航海图》《郑和航海图》得以传世，多亏明代晚期作者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以郑和等命名南海诸岛礁，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该图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郑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国先进航海科技光辉，表现了中国古代人的伟大智慧，从而创造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程。郑和发现美洲澳洲论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前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所谓的大航海时代之前便已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2006年1月16日，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中国航海地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以及绘画美洲、欧洲、非洲的的轮廓。除此以外，该图更附有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以及澳洲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述。唯一缺憾是该航海地图中没有不列颠岛的记载。根据该地图的收藏家中国律师刘刚称，他是在2001年以500美元从一个上海商人处购得该地图，并且因为读过上文提到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而得知该航海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及意义。郑和七次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华哥达·伽马的海上活动，都比郑和晚得多，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三、四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在航程、规模、组织等方面，郑和都超过这几个欧洲航海家。英国前海军军官、海洋历史学家孟席斯（GavinMenzies）出版了《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2002年在云南大学开幕的“第二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上，英国人孟席斯（GavinMenzies）作了题为《郑和是环球航海第一伟人》的主题报告[5]，提出“郑和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澳洲等地”等观点孟席斯在报告中从4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首先，美洲大陆不是欧洲人发现的。郑和船队的世界地图的精确绘制时间是1423年，早于欧洲人的航海发现。欧洲探险者启航前，地图上已经有了他们前往的国家和地区，绘制精确并且标明了航程，哥伦布、D．C达伽马、麦哲伦库克等人的日记能证明这一点。欧洲探险者使用的地图，如“皮里·雷斯”地图，早在他们到达南极洲400年前就问世了，上面绘出了南谢特克岛及南三明治岛等。其次，郑和从1405——1433年间7次远航，1430年出版的《异域图志》中画有各大洲特有的动物，如印度的狮子和大象、非洲的斑马和长颈鹿、南美的犰狳、美洲豹和磨齿兽；郑和南下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留下了刻有经度和纬度的石碑。孟席斯指出，当时中国已有了600年航海史，只有中国有实力派出规模庞大的船队对世界地理进行探测，精确探测经纬度，为“皮里·雷斯”、“康提诺”等著名地图的绘制者们提供了必需的资料。未遭破坏的中国地图、航海图如“康尼多图”标识了东非、南非和西非，“台湾瓷器图”标识了澳大利亚等；1420－1430年间中国的航海指南和星象图如《吴裴志》绘制的星象，也证明了中国人曾到达过南美、澳大利亚、爪哇等地。第三，远东、印度洋、非洲、北美和大西洋海岸、南澳大利亚等地，第一批欧洲探险者发现有中国人或亚洲人，而上述地区的土著人对欧洲人到来之前，就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亚洲人有大量描述，这些区域发现了有中国特征的沉船遗骸、瓷器、陶器，以及人工制品、石头建筑等等。第一批到达美洲的欧洲人发现了提取染料、制铜、采矿等中国常见、而当时世界领先的技术，并且发现了亚洲特有的动植物。第四，DNA分析发现加利福尼亚、巴西、澳大利亚等地的土著人中有可能含有中国人的DNA，而美洲各民族中都发现只有中国和东南亚才有的病症。孟席斯说，上述证据表明，1421年3月－1423年10月，四支中国大型船队进行了环球航行，这些船队上的水手及其家眷定居在马来西亚、南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他太平洋岛屿，中国人（郑和船队）最先发现并定居美洲新大陆，并绘制了世界地图。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中国造船术、航海技术等中华文明，不可否认的成为人类历史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孟席斯是2000年3月15日在英国皇家地理协会演讲时首次提出这一观点的，此后掀起了全球郑和研究的热潮。这一学说发表后，来自世界各地支持他论点的证据大批寄到他的研究室。孟席斯今天在云南大学的报告持续了1个半小时，他播放了幻灯片，所列证据多达28页，比3月在伦敦公开了更多的证据。并向一些参会代表赠送了他的新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部分与会的中国学者如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特约研究员刘达材、云南师范大学马超群教授开始认可孟席斯的观点。四：与西方开辟新航路比较郑和下西洋，其船舶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影响之巨，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正如前文说指出的那样，他们的航海成就显然丝毫不比西方人逊色，甚至在航海时间，船队规模以及航海技术诸方面，均是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所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应当看到，郑和远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的结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了，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相反，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在中国，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欧洲人对美洲的新开发，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从而揭开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序幕。从这一点来看，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对于西欧乃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先前的郑和下西洋所无法比拟的。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已出现了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新趋向。然而，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终止，中国政府将自己与当时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隔绝开来。而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欧洲人在海外广阔的领域里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地，从而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欧洲，引起“价格革命”——金银贬价，使得物价上涨，而“价格革命”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应有恰如其分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