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品与人品

早在词体初步形成的晚唐五代时期,词学批评也随之萌芽了。五代欧阳炯为赵崇柞所编(花间集》写的序文,是现存最早的论词专文,文中作者认为,词乃富豪权门享乐生活的佐料,是于歌筵酒席间供佳人歌唱而助其“妖烧之态”以资宴饮之欢的。这种论调,与当时弥漫词坛的绮丽香艳词风一致,客观上对“词为艳科”起到了认可与张扬的作用,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无论是词人还是评论者,都没有把词看作抒发个人情志的手段,也就很少有人把词品与作者的人品联系起来。这一时期的词人孙光宪所作笔记中有如下记载: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汁洛。泊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公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站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会”,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¹这段记载中认为填词如同做“恶事”,不可沾染,否则将会站污个人的品德,和凝即因染指艳词而被讥为“曲子相公”,这种论调已开始将人的“德”与词体相联系。北宋法秀道人指责黄庭坚好作艳词是在用笔墨劝淫º;还有人劝晏几道损才补德,认为他以填词为事,德行不高»;南宋刘克庄亦云:“雅人修士,相戒不为(词)。”¼在传统观念中,词是“德”的对立物,是“卑体”、“末技”,那么也就无所谓“词品”之高下。真正意义上的人品与词品论产生于北宋中期苏轼诗化词论的提出播下了人品与词品论的种子,他认为词为诗裔,同样是用来抒发性情的,从而开拓词域,改革词风,使词从专营儿女私情的狭窄“小道”走向了“虽嘻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的通衡大道。苏轼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给词坛以新的启示,原来词不仅可以用来应歌娱乐还能用来抒发性情。这样,就把词的创作与作者的人格因素联系起来了。自此,视词为主体抒情的产物,运用知人论世以评的论者就出现了。苏门弟子黄庭坚云:“缺月挂琉桐,……”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此论着眼于东坡丰厚的学养与高超的人格素养,可见黄庭坚已开始注意把词品与作者的人格因素相联系了,他主张提高主体的学养人格以提高词的品位。苏门另一位学士张来也认为词与其它文体一样都是“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虽欲己焉而不得者”,只要作者真情充沛,词自然就可“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这是苏轼词学观念影响下的理论成果,把词的优劣与人的性情结合起来了。紧承北宋而来的南宋词学批评,同样注重人格因素与词学创作的关系。曾丰认为词就是道德积蓄的产物:“胶于根而盎于华,不能不为词也。”很重视个人德行品节在创作中的决定作用。尹觉也认为:“吟咏情性,莫工于词”,其在为南宋词人赵师侠的词集所作序中说:“观者当自识其胸次,”意在让读者从作品中体会到词人的人格襟怀。可见这一时期的词学批评不但品评词作本身,也把词人人品因素列为必论之事。明代虽词学批评不太发达,理论建树不多,但在人品与词品这一问题上却比较重视。张蜒云:词体大略有二:一姚约,一牵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弘之谓耳。然亦在乎其人,如少游多婉约,东坡多牵放。”认为词的风格与作者的个性品质有关,论述虽不免简单笼统,但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毛晋在为南宋词人沈端节作词集跋文时,就因(花庵}(草堂》二集均不载沈端节的词而遗憾:“其品行亦无从考”,可见他已运用词作考察词人品行了。杨慎(词品)中更是经常提到词如其人,如卷四中说朱敦儒“天资旷远,有神仙风致”,通过读其词“亦可知其为人”,这就注意到了词作风格与作者人格性情的密切关系。因此说,明代标志着词品与人品论的正式产生,只是还未上升至理论高度,这一任务到清人手中得以完成。清初王士祯在《史邦卿词跋》中对史达祖的人品作了一番考察,说:“其人品又远在康与之下,今人但知其词之工尔。”他发现史达祖的词品和人品不一致,故拈出以告世人。清代中后期,批评者就开始对词品和人品的关系展开更加广泛和深人的思考:冯煦《篙庵论词》认为:“词为文章末技,固不以人品分升降。”王放则宣称:“论词必论其人,与诗同。”陈廷掉经过对众多词人词作的考察,得出“诗词不能尽定人品”的结论。这些是词学批评史上明确针对词品与人品的关系所作出的理论表述,标志着人品与词品论的渐趋成熟。在具体评论词人词作时,运用词如其人的论者就更不胜枚举了,如清中期的顾有孝《松陵绝妙词选序》云:“读其集,可以知其人矣。”晚清李恩缓(白香词谱笺叙》亦云:“且读其词即知其人,并及命意之所存。”晚清词学批评家况周颐在为元人刘因作词集跋文时也说:“真挚语见性情,和平语见学养。”。综观历代词论,引起人品与词品这一话题最多的是苏辛词。苏辛二人以渊博的学识和独立不移的人格素养,而深为后人推祟,他们表现主体性情的词作自然就成为后世词论者用来与其人品相互参照的典范。南宋陈撰云:东坡平日耿介直谅,故其为文似其为人。歌(赤壁)之词,使人抵掌激昂而有击样中流之心;歌《哨追》之词,使人甘心淡泊而有种菊东清之兴。这里明确指出,东坡“文如其人”,即人品与词品是一致的,所填的词中映现着作者的精神品格,使人阅读之中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南宋范开为辛弃疾写的《稼轩词序)中对其人品与词品也作出了高度评价: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知夫声与意之本原,则知歌词之所自出。一公一借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故其词)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知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现。认为稼轩“器大”、“志高”,故词作亦妙不可言,首首可观。清将词品与人品并论,以词具有进德的作用。苏辛成为他立论的依据: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率荤,悉出于沮柔软厚。世或以粗犷托苏、辛,固宜有视苏、辛为别调哉!”废“别调”之说,立“潇洒卓苹”之论,赞扬苏辛皆“温柔教厚”、“至情至性”之人,故词品人品均属上乘。王国维也强调说没有苏辛二人那样的“胸襟”而去学他们填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胸襟”一词是清代诗论家叶燮提出的,泛指创作主体的精神境界,是人品的重要因素。批评家强调词品与人品的统一,亦指人品词品皆差者。王叔认为:“晃端礼、万俊雅言、康顺之,其人在徘优戏弄之间,词亦庸俗不可耐。”在他看来,此三位南宋御用词人人品不高,词品亦不好。刘熙载则把史达祖、周邦彦作为立论的靶子,认为“周旨荡而史意贪”,故“未得为君子之词”。周济对一组(“谁道闲情抛弃久”、……)词的归属问题的论述颇耐人寻味,他说:“数词桩纬忠笃,其文甚明,非欧奋不能做。延已小人,纵欲,伪为君子,以惑其主,岂能有此至性语乎。”这明显是“词品出于人品”思想的表露。故认为冯延巳(五代词人)人品低劣,就不可能填出“缠绵忠笃”之词。在词学史上,词品与人品的关系并非整齐划一,而存在着许多不一致的现象:人品差而词品好或人品好而词品差。先看前者。词学批评史上能认识到词品与人品相互矛盾的论者不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到毛滂词时,云:“(滂)以寿词媚蔡京,得官,颇干清议,然其词实工”;论到曾觌dí词时也说:“虽与龙大渊并列名岳权传中,然才华富艳,实有可观”;以上所论均能正视人品与词品的悖离,不因人品简单否定词品。另清人杨希阂也持这种见解,在论到冯延巳词时云:冯仆射何减(沈花)(琼瑶》、周稚圭(十六家词)遗之不选,岂以其人品不端那。吾则扰词论词,不以人度言,仍选为一家。“就词论词,不以人废言”,在习惯于由人品定词品的词学批评实践上可谓弥足珍贵。再看人品好而词品差的。这种情况比较少见,论述就屈指可数了。张宗泰在(跋黄氏日抄读荆公涪翁文》中云:(山谷)在当时极为士人所推重。然好作淫词艳说,为法秀师所呵。看来是对黄庭坚良玉有瑕深表遗憾了。陈廷掉在谈到刘过词时说:“词中如刘改之辈,词本卑鄙,虽负一时重名,然观其词,即可知其人之不足取。”即看到了刘过人品虽好而词品却难如人意这一现象。但刘过的词并非都是下品,还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词史上自有其地位,陈廷掉未免以偏概全了。从总的倾向来看,词学批评史上的词品与人品论是传统意义上的人品与文品论在词学批评范围内的应用。具体到词学批评,还有它的特殊性可谈,下面试略作两点说明。第一,词的艳情与人品的关系。“诗言志”、“词言情”,言情可以说是词的主要功能。早期词坛上流行的基本都是艳情词,由此形成“诗庄词媚”的本色观念。对后世词坛影响很大,“淫艳猥亵”的批评亦随之而起。后世所出现的雅正观念与寄托说,即基于对这种淫艳词风的不满与矫正。雅正说倡导词的内容要纯正高雅,反对淫词艳说。寄托说则认为词中应“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即在词中寄离个人身世与家国之感。在批评家的观念中,情词可以写,但要合乎“雅正”,或有“寄托”寓焉。第二,再从词的代言体特点看,词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即从代言体到自言体的转变。自言体又有自言一己之私情与兼言家国之感之别。从整个词史来看,早期文人词多为代言体,活跃在晚唐五代时期的以温庭绮为代表的花间词派即是范例。整部(花间集》作者均为男性,而词作当中的抒情主人公则大多都表现为女性,内容墓本上都是女性在倾诉自我的恋情别思。这种情况发展到北宋初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晏殊、欧阳修等宋初大臣的词作中已融入了个人的生命体验,而柳永更将自我行迹写入词中,创作出大量的羁旅行役词,这样,词就逐步成为抒写士大夫本人生活体验的工具。到北宋中期以后,词人开始以词抒情言志,从而逐渐取代代言形式。代言体词作乃词人代他人立言,以他人的口吻所作,适合歌者的身份和心情,不免具有类型化色彩,缺乏个性。这种词作也就很难探得作者本人的人格性情,“人品”也就不可能在词中得到表现,这一点与“诗言志”—诗歌和情志的密切关系—有普明显的不同。词学批评史上的人品与词品论的生成发展轨迹,首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词学理论界逐步推薄词体的倾向,把词品与人品相联系,其前提即视词为抒写主体性情的手段,而不再认为小道、薄技。其次,所谓“有德者有必有言’,,由词学批评越来越关注人品,强调词品与人品的联系与统一,正是受儒学传统观念影响的结果。词学批评强调词品与人品的统一,有其积极意义,理论上的倡导,促使作家注重个人修养,追求人格完美,在创作上自然能创作出更有品位的作品。但由于受历史局限,大多古代词论者不可能对人品与词品有一个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也缺乏深人分析,这些都是我们分析词作时应当注意的。从总的倾向上来看，词品确与人品有关，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由人品决定。上述两则词话也印证了这样的观念，但是，在词学史上，人品与词品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对应关系。人品好而词品差，或者词品好而人品差的现象也存在着，只是能认识到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并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论者并不多。清人杨希闵在论及冯延巳词时云：“冯仆射何减《浣花》《琼瑶》、周稚圭《十六家词》遗之不选，岂以其人品不端耶。吾则就词论词，不以人废言，仍选为一家。”“就词论词，不以人废言”，这在习惯于由人品定词品的词学批评史上可谓弥足珍贵。而人品好词品差的现象因其比较少见，在词学批评史上则更是屈指可数。陈廷焯在谈及刘过词时曾说：“词中如刘改之辈，词本卑鄙，虽负一时重名，然观其词，即可知其人之不足取。”刘过的词并非都是下品，此论虽有偏颇，但是能看到刘过人品虽好而词品不好这一现象确实难能可贵。“诗词原可观人品，而亦不尽然。”词品与人品的对等是词学中的一般现象，但是词品与人品的不对等却比较特殊，笔者试图对这一现象的成因做一番探讨，以期能更好地理解词这一文学体裁的发展。一言情题材的词作创作，是形成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词本是歌筵酒席间供佳人歌唱而助其“妖娆之态”的助兴之物，五代欧阳炯为《花间集》所写的序文便是这样的看法。既然要歌唱助兴，题材上当然不能选择表现个人情感的诸如国仇家恨、思乡怀人等的作品，配合当时的环境，言情题材的作品大行其道。词开始流行的五代时期，言情题材便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词在形成之初，便因其带有一种表演的性质，而不能成为作家表达内心真实情感的手段。无论是专作歌筵之词的填词人，抑或是，有一定才学的文人偶尔填词，都离不开对男女情感的展现，当然，这是词形成初期的特征，但是可能正因这样的“出身”，作家写词也仅仅当作闲暇或愁闷时的文字游戏，或许当不得真。这一时期的词人孙光宪所作笔记中有如下记载：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