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术发明时间争论

1雕版印刷术发明时间争论一、汉代发明说持此说者有元人王幼学、明人朱厚烨、清人郑机、今人李致忠等。1.《后汉书•张俭传》云：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请为东部督邮。时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所为不轨。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结仇。乡人朱并，素性佞邪，为俭所弃，并怀怨恚，遂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捕俭”。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后流转东莱，而亡李笃家。……笃因缘送俭出塞，以故得免。2.《后汉书•侯览传》云：建宁二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督邮张俭举奏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及诸罪衅，请诛之。而览伺侯遮截，章竟不上。俭遂破览冢宅，藉没资财，具言罪状。又奏览母生时交通宾客，干乱郡国，复不得御。览遂诬俭为钩党，及故长乐少府李膺、太仆杜密等，皆夷灭之。3.《后汉书》列传第五十七云：又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俭及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干为“八俊”，……刻石立墠，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灵帝诏“刊章捕俭”等。4.《后汉书•孔融传》云：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俭与融兄褒有旧，亡抵于褒，不遇。时融年十六，俭少之而不告。融见其有窘色，谓曰:“兄虽在外，吾独不能为君主邪”？因留舍之。后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遂并收褒融送狱。以上四例所载，皆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因党锢之祸而“刊章捕俭”一事。对印刷史研究而言，关键是“刊章”二字。元朝号称慈湖先生的王幼学在其《纲目集览》中释“刊章”为“刊章，印行之文，如今板榜”。清朝郑机在其《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卷十二中说:“汉刊章捕张俭等，《集览》:‘刊章，印行之文，如今板榜’。是印板不始于五代”。显见，王幼学和郑机都认为雕版印刷始于东汉，依据是《后汉书》多处记载的“刊章捕俭”四字。有不少学者对“刊章捕俭”持怀疑态度，理由是东汉刊章捕俭的建宁二年，离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公元105年相去未远，纸张尚不适宜印刷。也有个别学者引经据典，对“刊章捕俭”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与考证，颇下了一番功夫，得出了“‘刊章捕俭’的‘刊’字似非刻印之意，或系‘刑’字之误。据此，东汉发明雕版印刷似不可能”的结论。然观其全文，深感证据不足。好在其结论是“似不可能”，亦未定论。相比之下，还是李致忠先生的论断来2的客观、精辟。他说：总之，有汉灵帝要火速讨捕张俭等人的政治需要；有造纸术在此以前的发明改进和纸的进一步应用；有墨的广泛使用；又有玺印镌刻技术的直接启示；有“刊章捕俭”的证明，因此，说雕版印刷术发明在我国历史上的东汉后期，即二世纪的中叶，是有可能的。对于“刊章”一事古人今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今人都循古人之意.唐章怀太子李贤认为“刊，削.不欲宣露并名，故削除之，而直捕俭等”.李贤的意思是灵帝为了隐匿张俭被告之人朱并，除去了朱并的命字，而去逮捕张俭.李贤认为“刊章”不是“印文”而是削改之意.‘刊”字在《说文解字》中有“削”的意思，但在汉代也有“刻’的意思。如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的《祀三公碑》中有“长史鲁国颜校，……等刊石记焉”的记载.《晋书·孙绰传》中有“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这两处的记载证明“刊”是“刻’的意思，李贤是取了“削”而丢了“刻”。此外，主张、或与汉朝已有印刷术之说相关的记述还有二处：一为汉人王充着《论衡•须颂篇》文中有“人争刻写”四字，似与印刷有关。原文是：今方板之书在竹帛无主名所从生出，见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题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验尝试，人争刻写，以为珍密，上书于国，记奏于郡。日本人后藤末雄着《中国四千年史》中说：中国早在汉代已创木板印刷术，唐代非常发达，唐中叶印刷佛典，唐末僖宗时木板印刷版本流布，书籍变为册子。二、东晋发明说清人李元复在其《常谈丛录》卷一中说：书籍自雕镌版印之法行，而流布始广，亦藉以永传。然创之者初不必甚难，以自古有符玺可司其意，正无待奇想巧思也。窃意汉蔡伦造纸之后，当魏晋六朝宜有继起而为之者矣，但未盛行耳。清初仁和陈芳生在其《先忧集•济饥辟谷丹》中说：晋惠帝永宁二年（302年），黄门侍郎刘景先表奏:“臣遇太白山隐士传济饥辟谷仙方。臣家大小七十余口，更不食别物，请将真方镂版，广传天下。若不如斯，臣一家甘受刑戮。法国人拉古伯里根据《蜀志》和《周书》提出来的。以为晋成帝咸和年间(326一334年)四川成都始用雕版印书口但查遍二书,没有发现这样的记载。于是后人对于这种无中生有的观点遂不予理睬。三、北齐发明说日本岛田翰认为雕板印刷图书北齐以前就已经有了。他说:“予以为墨板,盖防于六朝,何以知之?《颜氏家训》提到: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夫书本之为言,乃对墨板而言之也。颜之推北齐人,则北齐时既知雕板矣。”(见《古文旧书考》卷二“雕板渊源考,’)3（当代有很多将东晋和北齐两种说法并为一种“六朝说”）四、隋代发明说明陆深、胡应麟、方以智,清高士奇、阮葵生、陆凤藻、魏裕、王士祯、顾安、王仁俊、顾槐三,今人孙毓修、柳治微、傅乐焕、张志哲、播猛补等。主张始于隋朝的,第一人是明朝的陆深,他在《河汾燕闲录》中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卜二月八日,救废像遗经,悉令雕造,此印书之始,又在冯赢王先矣。”有人说这是印书始于隋代的明证，不用做任何解释一目了然。可是又有许多学者研究指示，“雕”即“塑”的含义，“撰”即‘作”的意思，这条记载是不准确的，至少是陆深的误解.可是唐末冯蛰的《云仙杂录》称“玄奖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这就使人产生疑间.无独有偶，双方记载都是关于佛教物品的印刷，而且两件事又相距只有几十年的时光;更值得注意的是冯蛰是唐末人，其记载是可靠的.继其说的又有明朝的胡应麟,清代的方以智,近人孙毓修等。方以智在《通雅》卷三十一说:“雕板印书,隋唐有其法,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今则极矣。……废像遗经,悉令雕板……”近人孙毓修在《中国雕板源流考》里,除沿袭了胡应麟的说法外，又说：“按费长房《历代三包记》谓隋代已有雕本,是我国雕板托始于隋。”同时又引罗振玉的《鸣沙石室秘录》说:有宋太平兴国五年,翻雕隋刻《大隋求陀罗尼》为据。1．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中说：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隋皇帝佛弟子姓名敬曰:……作民父母，思拯黎元，重显尊容，再崇神化，颓基毁迹，更事在严，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虽诚心恳到，犹恐未周。2．张志哲文《印刷术发明于隋朝的新证》中说：唐初道宣的《续高僧传》卷三《慧净传》说，慧净本姓房，是隋朝国子博士房徽运之子，在贞观年间，为纪国寺上座，……他开皇末年（600年）到长安，……下文中又提到有位太子中舍辛谞，“学该文史，傲延自矜，题章着翰，莫敢当拟。预有杀青，谞必裂之于地，谓僧中之无人也”。……由于辛谞狂妄骄傲，慧净愤恨他轻侮僧人，写了一篇长文，驳斥说:“……然则我净受于重修，慧定成于缮刻”。“美恶更代，非缮刻而难功”。“无缮无刻，美恶之功就着”？是说明了写文章和刻书的重要性，如果不写文章，不刻印书，“美恶之功”怎么能显示著录下来呢？可见隋末佛教僧徒中刻书已经很盛行。3．《隋书•艺术传》中说：卢太翼，字协昭，河间人也……。博综群书，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及太子废，坐法当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为官奴。久之，乃释。其后目盲，以手模书，而知其字。4．《中国木版水印概说》中说：历史文物，向世人证实我国隋代已有印刷术。1983年11月30日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所出版的《中国书画目录》第363号《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图16）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这幅木刻加彩佛像约长32厘米、宽32厘米，似麻纸，画面呈旧米黄色，……此幅下部，有蓝地、墨栏，书写九行，中间一行书“南无最胜佛”，另八行为:“大业三年四月大庄严寺4沙门智果敬为敦煌守御令孤押衙敬画二百佛普劝众生供养受持。观此画，边框、墨栏线条齐直，蓝地匀净，显为雕版刷印，而人物着色有红、蓝、赭石、朱砂及紫色，显为以笔敷填，……。依图细观，下部的题字有勾填墨的迹象，即字体先印出墨线，而后填墨。这大抵是印刷术尚未成熟阶段的一种印刷方法。5,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说:“《敦煌石室书录·大隋永(曹案:当作“大隋求”)陀罗尼本经》上面左有`施主李和顺’一行,右有`王文治雕板’一行,宋太平兴国五年翻雕隋本。”说明隋本在前,宋本在后。第六,吐鲁番所出“家的恶狗,行人镇之”的揭帖。傅乐焕《一件最早的中国印刷品》(((历史教学》1951年第4期)说:英人斯坦因从我国吐鲁番盗去了一件“家有恶狗,行人慎之”的揭帖,不列颠博物院的专家(辛特来)认为原件是公元594年的“印刷揭帖”,“是现在所知最早的印刷品之一,它大概是一个用作避邪用的揭帖,当贴在大门上”。另一个根据是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一页残片上有“官私……延昌甲寅……家有恶犬，行人慎亡，·，·…”的不完整的语句。据考证该印刷品是隋开皇十四年，“延昌甲寅”即为此年.陆深的记载是开皇十三年，二者似可互证，这就有必要重新考虑“雕撰”二字的真实含义.而且大英博物馆的残片确为印刷品，英人无伪造此残片的必要，.这块残片很可能是出自英人斯坦所盗去的敦煌文物之中.不承认此残片的人，是由于该残片与自己的观点发生矛盾，只好说此残片是假的或不是印刷品，这是可以理解的。否定陆深记载的人都是以隋代之后发明说为基础进行思索的，因而得出了“雕”即“塑”的结论。本人认为印刷术如同一只隐在云雾中的游龙，虽未显露其全貌，只露出了只爪数鳞，但是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线索。遗憾的是由于距今年代久远，无法找出更多的实物。五、唐代发明说（一）1、张秀民,他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中首次提出了“唐初贞观说”,第一,明邵经邦《弘简录》卷四十六云:“(长孙皇后死)上为之愉,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张秀民以为,此之“梓行”即刻印发行之意。第二,唐冯蛰《云仙杂记》卷五云:“玄奖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张秀民认为这是最早的佛像雕版。第三,唐太宗时出现印刷的叶子格(纸牌)。张秀民说:“此种玩具,不会在请客吃酒时临时自己赶制,需要量大,疑当时即有印刷品。”2、《旧唐书·文宗本纪》载:“太和九年(827年)十二月,救诸道府,不得私置日历板。”唐梆砒在《柳氏家训》序中说:“中和三年(883年)癸卯夏,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见《旧五代史》卷四十三《唐书·明宗纪》小注引)3、孙毓修在《中国雕板源流考》里介绍了《开元杂报》是唐人雕本。孙氏曾说:“湖北江陵有个杨姓,家中藏有七张《开元杂报》,叶十三行,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墨印漫德,不甚可辨。”这份杂报不但刻印得早,而且是中国和全世界最早的印刷报纸。英国的学者在《大英百科全书》里也承认《开元杂报》为世界第一份报纸。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资料室藏有仿制的原件。54、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说:“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耳。《柳砒家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5、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三,引宋《国史志》说:“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学小书。”6、清王士慎《居易录》卷三十四说:“刻书始于五代,昔人率以为然。予按司空表圣《一鸣集》,有为东都敬爱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口口,乃焚印本,渐虞失散,欲更雕搜”云云。则唐已刻书,此其昭昭可据者。7、近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一说:“书有刻本,世皆以为始于五代冯道,其实唐禧宗中和年间已有之……吾以为雕本始于唐。……唐元微之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有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之语。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也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