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口述回忆录《白色恐怖秘密档案》

谷正文口述回忆录《白色恐怖秘密档案》谷正文其人公开的史料说，郭同震于1931年考上北大，本要立志做学问，但“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亡，时局艰难，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于是，像千万爱国青年学生一样，谷正文无心学习，转而投身学生爱国运动，成为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的书记，后又转到八路军115师担任某大队的大队长，他在抗战前夕，一次执行任务时失手被擒，被囚于国民党的牢房中，这才投效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局，成为军统局华北区的特工。谷正文自己说，1935年在北大读中文系就加入了军统局，戴笠每个月还会派一个人与他联系，“七·七”事变后，他与北平二十多个流亡学生来到济南，组成“山东政府教育厅演剧队”，受中共北方局领导。后又投入敌后游击工作，被日军俘虏，抗战胜利后再次回到军统局。1946年，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死于空难后，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在清点其遗物时，注意到戴笠的日记中提到的一句话：“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自此开始对这个郭同震另眼相看，常常委以重任，后来这个更名为谷正文的郭同震居然成为继戴笠、毛人凤之后的国民党高级特务头子。据2005年10期《凤凰周刊》介绍，谷在台湾，“有一段时间直接受蒋介石领导”，曾任“马祖岛‘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就是蒋介石本人”；还曾任“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特勤处主任”，“少将主任审查官”，退休后仍任“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顾问”。谷在台湾的主要活动，除破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侦办的匪谍案共牵连2000多人”，还训练“特工敢死队袭扰大陆”，自称“蒋老先生晚年最不甘心的事，他的千百将领，星光熠熠，只有我和反攻死去的六百壮士，使他稍稍安心。”；他更主谋“暗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使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外记者11人空难殉职。《剿灭中共在台武装基地始末》节选自谷正文口述回忆录《白色恐怖秘密档案》（许俊荣、黄志明、公小颖整理）「中国有共产党，都是日本惹的祸!」正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弹。当然，它并不十分客观，也不绝对正确，所以我讲这话时，多半带着开玩笑的意味，不过，这句话却是我长期参与肃谍工作后的深刻体会。光就名称上来讲，日本便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共产党」这个名辞即是日本人叫起来的。此外，后来成为共产主义宣扬者的多数高级知识分子，也多系自日留学归来，鲁迅便是一例，郭沫若更是个中翘楚，他不但早在民国十六年便加入共产党，还亲自参与所谓的南昌革命，后来更当上了中共第二、三、五届的政协副主席。台共方面，更与日本脱不了关系。这样说并不能代表日本资助共产党成长，在客观事实上，日方于当时亦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但也正因此提供了日据时代的台共人员一个实习的机会，所以蔡孝干、张志忠等人在潜回台湾之后，对中共中央的秘密工作指示，才可以得心应手地彻底执行。而此二人返台后所吸收的党员，更与日据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蔡孝干方面，主要吸纳了多数老台共，再次则为富商、地主。按理讲，这些富商、地主并非「质量优良」的共产党员，他们本身对共产主义的认同亦有待商榷。不过，这些人普遍目睹了日军统治台湾时，那些趁机配合的「先知者」是如何藉之成为富商地主、权倾一时的要人，因此，他们便急着要下定决心，在中共解放台湾之前，抢先一步搭上这班飞黄腾达的特快车。至于张志忠所吸收的人选，就镇定在台籍退伍老兵上。这一批被迫向日本効忠的战士，就如同越战归来的美国大兵一般，生活适应上普遍有问题；此外，也一样偷偷带了不少配备精良的日军装备做为纪念，这些装备包括了机枪、长枪、子弹、手榴弹等等，这些特点，让张志忠成立武装组织的梦想迅速成真。计划原来很顺利，可惜中共中央解放台湾并不如预期迅速，加上岛内组织迭遭破坏，部分漏网之鱼，一时之间又难能觅得栖身处所，于是武装基地便成了「难民」收容所。事态至此，武装基地也只得来个顺手接招，「顺便」把这些难民好好训练一番。这一个应变方法不能说不好，只是经费上便要大费周章一番。俗话说：「穷则变，变则通。」既然原来就是干地下颠覆工作，不如顺便来趟拐、骗、偷、抢外带暗杀，一来可筹募经费，其次可闹得社会动荡不安，外带打击特务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保密局破获了台湾第一个武装基地。这个基地成立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间，成立的原因除了准备迎接共军攻台外，重点其实在台中县工委会书记施部生因身分暴露，不得不往山区躲藏，于是施某便在张志忠的简单训练后，偕吕焕章、李汉堂，由吕首先于台中县鸭潭山成立武装基地，管制权则属「省工委」中部负责人洪幼樵。稍后，白毛山、竹子坑、石岗等武装基地更陆续在附近建立。同年十一月间，由于基地扩充太快，致使经费筹措不及，上级就给了施部生一道指示，说是要以经济斗争维持生存。施部生得到指示之后，明快地将行动日订在该月十八日，目标是台中市仓库利用合作社，可惜守卫森严，并未得逞。十一月三十日，「解放军」便打定主意要好好干一次拦路虎。首先遭殃，而且屡次遭殃的便是台中通往各地的公交车。当时的路况较差，车子性能也没现在好，车行速度缓慢，加上拦路抢劫的事并不多见，所以开风气之先的行动，执行起来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容易得多。施部生等人在食髓知味后，下手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闹到后来，甚至把公交车给吓得停驶了。事情闹大了，连警方也遭到不少动作。民国三十九年一月十七日，李汉堂发动白毛山基地的同伙，在雾峯街上的一家皮鞋店内，伏击台中大屯分局刑事组队员黄金坤致死。同月二十六日，施部生也策画了一起暗杀国民党特务的行动。他们发现台中商职教导主任汪朝新系国民党人，且活动十分积极，遂计划于深夜潜入宿舍将其暗杀，结果因为月黑风高，加上行动紧张又不敢点灯，把同校的教员毕克钧当成汪朝新给杀了。正当这一切行动极度嚣张地进行时，保密局也承受了蒋介石很大的压力，他复行视事后心里总认为「匪谍就在你身边」——而且是带着枪在你身边。原来，我满心认为，中共在台地下组织固然十分活跃，但要谈到武装，实在有先天上的条件限制，毕竟这么小一个地方，哪来的地方可躲?因此就算有，规模必然也十分可笑。但在此刻，我实在是无法把「不要理他们胡搞」这句话说出口，再怎么说警察总是被杀了，公交车总是停驶了，连国民党员都差一点被暗杀。而这种种迹象也显示出台共确有「暴力行动」组织，于是我搜集了许多情报，经过拼凑之后，发现竹子坑、白毛山这两个地点，极有可能是武装基地所在。民国三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我带着三十个保密局人员，由台北南下台中，当晚便在洪幼樵的台中住所落脚。这屋子主人被捕后，便被当地人视为「鬼屋」，根本没有人喜欢靠近，把它当做是秘密行动的基地，再好不过了。隔天，我随身带着一个同僚驾车抵达车笼埔，依着地图上的标示往竹子坑方向步行上山，走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好不容易才碰上一个路人。这个庄稼汉打扮的小伙子，把斗笠压得几乎要盖住脸，肩上还担着一担箩筐，看那扁担被绷得老紧的模样，想必箩筐里的东西应该不轻才是。我那懂台语的伙伴还同他聊了好久，我只约略听懂这地名叫「水长流」（后来我发现这样的名称在每个山区都有），要往竹子坑，如果脚力好的话，还得走个一、两小时。捧起溪水抹了抹脸之后，我们又往上走了一会儿，才猛然觉得那人可疑，我便要求即刻赶回洪幼樵故居，紧急召集所有同仁立刻上山。出发时，大约已过午夜，赶到车笼埔时，才发现这个地方真是什么都小，连派出所都只有一个警员在。「我们是国防部技术总队，我们单位里有些逃兵，听说在这附近山上，你有没在山区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我对技术总队这个单位似乎有些「偏爱」。「有！有！有！有一批人说是垦山，每天鬼鬼祟祟的，我带你们上去。」说完他把一柄长枪扛在肩上，便要领我们上山。花了三个小时左右，我们才抵达最靠近基地的村落，那名领路的警员，指着山头上一个五十坪左右大的草寮说：「就在那里!」队伍低达后，我将人分成三组，我守在正面，另两组则分别由两侧包围成一个半圆，「千万别行动，等天亮依我的指示动作!」我三令五申地要每个人到定点后，立刻就地掩蔽休息。一切就绪时，我心里老浮着一个念头，此情此景与我当年在共产党里打游击相比，感觉着实矛盾得令人觉得有趣，就在一阵沉思中，我不知不觉恍惚地睡着了。坐在泥土上，把梯田当成是张太师椅靠着，的确是舒服极了，尤其是头顶上那一阶便是敌人基地的感觉，更教人兴奋。我在期待日出，睡梦中也是如此！突然，一阵温热由我头顶上淋下，尿骚味让我乍地醒来，抬头一看，竟然是个年轻人大剌剌地站在顶上，撇着裤裆朝我头上尿。身旁的同僚一见我忽然坐正，紧张地起身站定，把这位睡眼惺忪的老哥给吓得拔腿就跑，不过一瞬间，弟兄们早就拔枪上膛了。「你不要跑，大伙儿别开枪！」话没说完，那人已快步冲进屋里，双方也已经你来我往地打了起来，我仍大叫着：「别开枪！」最后还是汤姆笙冲锋枪发生威力，让基地内停了枪响。不久，草寮里走出来四、五个人，我边快步上前要这些人缴械，边向在屋后埋伏的人叫道：「别开枪！」结果枪声又响了，草寮里仍有部分人不肯投降，企图来个杀出重围。我迅即伏在地上，眼角望见了保密局里出了名的神射手韩克昌，他那神情冷静得叫人心寒，一片枪响对他彷佛只是背景音乐般地充耳不闻，这种充满肃杀的神情，牵动着双手，枪口像是喷出了两道火花，两个慌乱的台共应声倒地。接着又是一阵汤姆笙枪震耳欲聋的声音，屋里的反击渐渐零落，终至完全平息，是清理战果的时候了。当天，我们在竹子坑武装基地一共击毙四人，搜出长短枪十余支，其余近十名基地人员也大多负伤。鹿窟武装基地案当时的社会状况还是乱得很，保密局内部也被蒋介石全力肃清武装基地的指示给弄得焦头烂额。不过，据我个人的看法，这些武装基地，实在是毫无武装规模可言；事实上，整个环境也跟这状况相去不远。只是在破获竹子坑基地之后，行动就不得不持续下去，而保密局也陆续掌握了一些线索。状况较为明朗的，要属由孙古乎所领导的太平山武装基地与萧道应主持之旗山武装基地。直到民国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事情才有了转机，当天保密局循线破获「台北市委会」电器工人支部案，并在该部书记温万金家里，找到了一本日记，这分数据详细记载了他在当年四月至六月间的受训情形与见闻。根据他的描述，保密局内部认为，这是一个极具规模的武装基地。我清楚地向毛人凤分析，台共的发展在「省工委」遭到破坏后，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整个秩序大乱不说，连经费来源、支配都有严重缺陷。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温万金的笔记，他是个电器工程商，经济状况颇佳，对共产主义的了解及如何当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人员，并无正确认识，否则他就不会如此详细地记录基地设备和个人见闻，这一点严重犯了地下工作的禁忌，因此我打心底认为温万金只是个冤大头。而现在如何破获这个基地便成了保密局最重要的工作。所谓「解铃还需系钤人」，一切侦察行动，仍得回到温万金身上。温的家属证实，温万金确实在四月起失踪了两个月，返家后即行踪飘忽，与他同时失踪的另有许希宽等人。我们很快地找到许希宽的母亲，由这位老太太的邻居口中得知许希宽大概半个月左右回家一趟，每次回家都在下午四点左右就赶着回山上。上次回家时，还要老太太帮他准备锯子、斧头之类的工具，说是等下次回家要一起带走。「听说是在山上锯相思木下山来卖钱。人」邻居们说。我暗自判断，四点钟离家返回基地，以当时风声鹤唳的状况，许希宽根本不敢搭车，大概也搭不起车。四点距离天黑大约只剩两个多小时，而两个钟头的步行距离十分有限。因此，再细推的话，许家位于汐止，由汐止步行两个小时可抵达的山区，大约要属石碇、九芎、十分寮一带最为可能。半个月后，许希宽果然回家取走工具，并遭保密局人员逮捕。他是个一问三不知的人，只简单地透露另一个叫汪枝的人也常常下山。据许希宽的描述，我认为汪枝是一个重要的联系人员，便决定放走许希宽这条长线来钓鱼。十二月二十三日，汪枝在延平北路靠近台北桥附近被捕，从他们口中，我们得到不少线索。据线索显示，这是一个在民国三十八年间由蔡孝干授意成立的武装基地，与吕赫若等人有密切的关系。吕赫若则是一个在音乐界颇有声望的亲共文学作家，外界对他与辜濂松之寡母亦多有揣测，保密局一度大费周章地想逮捕他，却让他由院深宅高的辜家给逃了。蒋介石听完毛人凤的报告，即刻要求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台北卫戊司令部及警方配合保密局统一行动。当时的卫戍司令张柏亭估计，由石碇至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