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问题思考与措施

1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问题思考与措施张双（甘肃政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兰州730070）[摘要]我国西部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而其中大部分贫困人口又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的重合是我国贫困问题的突出特点。结合我国的扶贫战略的转变，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问题，提出我国反贫困问题的突出情况，并对此作出一定的对策思考，对于中国反贫困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反贫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反贫困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贫困人口数量迅速减少，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开发式的扶贫手段也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与赞扬。但是，也出现了很多突出的问题。本文主要以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思考的。一、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一）贫困理论世界上对于贫困问题研究的理论有很多，1899年英国人朗特利第一次系统的提出了贫困的定义，他提出贫困是指总收入不能满足自身生存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包括食物、房屋等。贫困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贫困不仅与经济相联系，而且与一定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条件相联系，而且与社会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人口素质等紧密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困定义发展到多方面的层次考虑。一种观点认为，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获得和其他的合法收入而不能满足其基本的生存需求（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1994年）。这一观点主要从经济角度，以人均收入作为衡量标准，这个标准既能综合反映一个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的程度，也可以反映个人贫富状况，国际上通常惯用人均国民收入这个指标来划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再一种观点认为，贫困是指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人们在长时期内无法获得足够的合法收入来维持一种生理上要求的、社会文化可接受的和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准的状态（朱凤歧、高大虹等，1996年）。这一观点从时空角度认为“贫困”既是长期性的（时间特征），而且又与生存环境有关（空间特征），又从经济学角度认为“贫困”与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低下有关，当这两种水平低到不能维系“基本生活水准”时就属贫困；同时还从社会角度，把社会文化和生理的因素纳入了“贫困”定义之中。（二）反贫困理论“反贫困”一词是由瓦岗.萨尔达尔提出的，目前，在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证明中反贫困定义有很多种解释，概括为以下几点：(1)povertyreduction，其含义是减少贫困，强调反贫困的过程性。(2)povertyalleviation，其含义为减轻、缓和贫困的手段。(3)supportpoverty，其含义是扶持贫困，简称扶贫，主要是从政策实践的角度研究和落实政府或民间的反贫困计划与项目。这在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工作中得到广泛运用。(4)Povertyeradication，其含义为根除、消灭贫困，强调反贫困的目的性。由于贫困问题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消除贫困是一个长期性的系统的工作，所以，在谈到反贫困问题上，国内外研究学者会更多地使用“缓解贫苦”一词，而不是“消除贫困”这一概念。以上几种概念不仅表达了人们对反贫困的不同理解，还表达了反贫困的阶段性和过程性。缓解致贫因素、减低贫困程度直至最终消除贫困，正好反映了人类社会贫困人口脱贫的逻辑顺序和渐进过程。2二、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发展历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对于反贫困的战略思想就是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地区的经济能力，想当然的将地区经济发展成果顺利转移给广大贫困人口，使他们顺利脱贫。在扶贫的方式上主要有三种方式：制度式扶贫，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针对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我国政府部门的扶贫方式上对这三种方式使用都有一定的使用，效果也很明显。但最多使用的方式就是开发式扶贫。我国政府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1)体制改革拉动扶贫时期（1978--1982）1978年我国开始了划时代的改革，首先改革的是农村的土地制度，由原先的土地集体所有转变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时期，举国上下生产大发展，这一制度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农民脱贫的步伐，加上之后的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农产品价格改革等制度的变化，我国贫困人口的数量的锐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使我国贫困人口的数量由先前的2.5亿降低到1.25亿。其次就是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国经济体制由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极大地调动了市场活力，商品经济得到较大发展。这一时期主要是制度的改革成为我国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的主要原因。(2)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开发扶贫时期（1983—1993）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初见端倪，尤其是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明显。这一时候，政府开始有计划地，有针对性的对西部地区进行扶贫。政府成立专门的扶贫工作组，开展对全国贫困地区的考察。这一时期，我国扶贫开始进入新的阶段，成立专门的机构，开始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开发式的扶贫战略，制定了专门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策略，确定了扶贫县的标准。扶贫手段由原先的政府主导转变到政府引导，资金，科技，人才的引进，使得贫困问题进一步减缓。《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及其有关决定、方案的发布,标志着我国扶贫攻坚战役的打响(3)扶贫攻坚时期（1994—2000）随着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异逐渐拉大。整体贫困人口的减少，贫困类型和成因也开始有了变化。这一时候，由于前期我国的扶贫战略的效果发挥，绝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但还是有一部分人仍处于贫困之中。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自然环境的恶劣，很差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发展落后造成了积贫的局面。这时我国主要就是以开发式的方式对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进行扶贫，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由此拉开序幕。(4)新世纪的扶贫时期（2000年至今）新世纪以来，我国在扶贫方式上有了很大的改变。扶贫的主要战略就是以促进贫苦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能力提升和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来实现减轻贫困这一目标的。方式上有原先的“输血”转变成“造血”，竭力的增强贫困主体自我发展的能力，改变平均的发散使用资金到集中使用扶贫款项，改变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靠”、“等”、“拿”的思想，提高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自我生存能力等等。三、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影响因素1978年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极大成绩，然而在扶贫的各个时期我国的反贫困问题各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问题，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发贫困问题更加突出，与东部地区比较，西部地区脱贫进度比较缓慢，资金使用效益低，资金投入力度不够，农民收入缓慢，返贫问题和民工贫困问题严重这些都表明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中出现亟待解决的问题。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以下几个：（1）教育程度。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落后的基础设施等，严重影3响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和广大人民受教育的程度。在实证研究中表明，越是受教育的程度高，反贫困几率就越大。文盲或半文盲就越不容易进行反贫困。（2）性别差异。由于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受教育的年限普遍少于男性，女性的家庭地位不高，女性就业容易受到歧视等等都造成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的陷阱，也就是说女性的反贫困就越不容易。（3）家庭人口状况。由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主要要男性劳动力，地区耕地无法机械化生产且耕地少，所以家中的劳动力越多，就越不容易反贫困。当然人口过少，也无法完成农业生产，也是不容易反贫困。（4）技能培训情况。参加过技能培训的贫困人口更容易反贫困，他们通过培训，加强了自身的动手能力，提高了自我生存能力，有了安生立命的一技之长。而那些没有经过培训，家庭经济来源依靠单一的农业收入的农户，更容易陷入贫困中。（5）扶贫对象的反贫困更不容易。在国家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的时期中，国家为了更加直接的进行扶贫，将全国的贫困地区进行了细致的划分，确定了贫困县，贫困对象。而这些贫困对象在选择本就是那些极端贫困人口，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差，或者没有生存能力，国家对这些扶贫对象进行反贫困是极其困难的。当然，也说明我国扶贫策略出现了问题。（6）地理环境。西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大多数集中在地貌复杂，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生存环境条件恶劣的大山、高原、沙漠、戈壁、裸岩、冰川等地区，西北贫困人口的80%集中在这些地区，地区开发非常困难，限制了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少数民族并不必然会贫穷，虽然少数民族贫困面更高，更多是由于居住环境更偏僻，更恶劣等造成的。四、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对策思考（1）促进贫困人口的观念更新。我国西北地区的贫困人口大部分集中在黄土高原地带，西藏高寒地带，这里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土地少，少数民族大多数聚集在这里，我国的贫困人口也主要是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这里的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极其落后，比如他们很少让女孩子读书，认为女孩子读书没有作用，这样就造成当地绝大多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低，思维受到很大的限制。还有就是少数民族的居民的动手能力差，思想中就有一种懒汉思维，一直等着国家的救济，从来没有想过要自己创业，自己发展。少数民族贫困人口非常不愿离开自己的生存土地，也不愿意出去打工等等。传统思想影响很深，对于新事物的排斥很强烈。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问题上要大力的促进当地民众的思想观念。加强当地的教育水平，打破传统思维，鼓励当地民众出门工作，计划生育工作也要重视。（2）提高对农民的人力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是投资的产物，是通过对人的投资形成和逐步积累起来的。它表现为劳动者所具有和运用的科学文化知识、专门的职业技术知识、专门的职业技能、健康以及劳动者的地理分布等等。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是教育投资，教育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所以，我国在西北地区的反贫困战略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加强西北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当地农民的教育水平。人力资本的扩充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一是教育，二是技术培训，三是作业指导，四是劳务输出。（3）转变扶贫战略，以参与式扶贫为主要反贫困模式。之前我国在西北地区的扶贫方式主要是以开发式的扶贫为主，但在近几十年的扶贫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最要的就是这种反贫困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缺乏贫困人口的主动参与，没有调动农民的自主提高自身生存能力的积极性。在参与式的反贫困模式中，这种非常强调农民参与的重要性，强调尊重贫困人口的参与权利，尊重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积极性，主动性及首创性。使广大贫困人口的生存能力得到提高，参与的权利得到拓展。（4）全面提升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身体素质。人口的身体素质状况直按关系着劳动力资源总量及其发展，提高人口的身体素质是提高人口的智力水平的基础。中央和地方政4府应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地区的医疗卫生和营养保健方面的事业发展。大力完善贫困地区的卫生设施建设，使广大贫困人口得到较好的医药保障。（5）加强宗教工作的引导作用。我们知道，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宗教信仰的缘故，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观念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新技术和新观念的引入，依靠强制或其他外力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观念的问题，但信仰在人们心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有时候其作用甚至要高于正式组织的作用。宗教人士或者从事扶贫帮教的工作人员从某种程度上起到精神领袖的作用，将他们纳入扶贫运作体系当中，发挥他们的领导和宣传作用，从而推动扶贫措施的实施。（6）要注重保护当地的环境。我国的开发式扶贫战略中只着眼于经济的短期增长，而忽视了环境的保护。当地政府为了短期的经济发展，对外引进的很多都是污染严重的生产企业，对当地的环境，资源的破坏极其严重。虽然短期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长期以来就会造成当地的自然资源的破坏，结果就是贫困人口短期脱贫，最后出现大量的返贫。所以在反贫困问题上，我们更应该注重环境的保护。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求我们不能因为眼前的解决了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就认为反贫困工作的结束。西部地区是中国贫困地区返贫率最高的，我们在反贫困战略上要时刻注意要因地制宜的去开展扶贫工作，注重保护广大贫困人口的权利与机会，逐步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