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边际收益是经济增长的灵魂

资本的边际收益是经济增长的灵魂——日本经济“三阶”发展轨迹探究索罗经济增长模型提示我们，在人均资本增加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人均产出的增长率是下降的，这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力量。当人均资本增加时，技术进步是改变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趋势的唯一方式。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就像一部主题清晰的纪实电影，无比连贯地演绎了上述经济规律。从二战后至今，日本经济的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前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又分别完成了三个不同的经济使命：战后至七十年代初完成了第一个使命，即经济积累。这期间，日本不仅从废墟中崛起，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第一次石油危机到1985年的广场协议期间完成了第二个使命，即产业升级。日本从此成为真正的制造业大国，品质优良的日本造产品受到全球的欢迎，同时企业对能源的依赖程度也显著降低；90年代初至2003年前后完成了第三个使命，即产业转型。第三产业在此期间逐渐成为主导产业，增强了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这个从零到整的过程中，对日本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方向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其资本的边际收益。一阶：经济积累（1950-1971）第一阶段也是高速发展阶段。二战后，尤其从1955年到70年代初，这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长9.8％，国民生产总值（GN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1966年追超英国，1967年追超法国，1968年追超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洲经济的“排头雁”（亚洲雁型经济）。这一阶段，日本经济的增长方式以粗旷式增长为主，高消耗高产能，出口产品中重化工产品占79%。这种粗旷的生产方式到60年代末出现了问题，表现为产能过剩，经济过热，国内有效需求相对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得不将产品推向国外以保持资本的高回报率，使得日本的对外依存度逐渐提高。70年代初，“尼克松冲击”（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日本企业内部面临突发的成本危机，外部面临出口下降的压力，加上内需不足，日本也就此结束了高增长时代，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在第一阶段，日本完成了经济积累的使命，构筑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二阶：技术创新（1974-1985）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经济进入了低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增长率只有2.71%。然而，在这一阶段，日本成功地完成了工业体系的升级。1971年之前，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私人的设备投资和国内需求，60年代中，当国内需求不能满足供给的增长时企业出现产能过剩现象，产品被迫推向国外，使得外依存度不断提高。60年代中开始的日本对美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导致日美贸易摩擦不断，迫于美国的压力，日元于1971年被迫升值，由原来的1美元兑换360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换306日元，并从此进入浮动汇率时代，而此前，日元已经维持了22年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政策。日元升值对产品出口形成了巨大的阻力，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则更是让日本经济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此外，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日本的城市化速度非常快，到60年代末时城市化过程已经接近尾声，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70%，且前期的高速增长使日本基本达到了充分就业，这表明日本已经进入劳动高成本时代。内需相对不足，劳动成本上升，以及“尼克松冲击”使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显著下降。为了应对“尼克松冲击”，日本政府首先采取了名为“列岛改造计划”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列岛改造热”的刺激下，股价和地价飞涨，CPI短期内冲到124.5，“列岛改造计划”因而被迫叫停。随后，政府开始着手工业体系升级，以减少企业的能源消耗。产业调整的方向就是降低重化学工业和高耗能产业的比重（如轻纺工业和钢铁工业），发展能耗低技术含量高的的电子、家电、汽车等高附加值产业，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日本分别于1974年6月和1978年4月提出了“日光计划”和“月光计划”。前者是太阳能、煤能、地热和氢能等新能源开发计划。后者强化对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回收和利用尚未被利用的能源。事实证明，产业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70年代，技术比较密集的电子机械类产品的出口比重从原来的不足30%上升到74.7%，1970-1980年间对出口的贡献度为74.0%，80年后达到130%。其节能战略一直影响到现在，2004年，日本的GDP占世界的16%，而一次能源消费仅占世界的5.3%。这一阶段，日本经济保持了2.71%的增长率，成功调整了工业体系的内部结构，解决了经济过热的矛盾，完成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使命，扭转了资本边际收益下降的趋势。使今后的日本经济更具可持续性发展能力。三阶：产业转型这一阶段的表象是衰退，但日本在这期间完成了产业转型，第三产业至今已占绝对主导地位。虽然日元从1971年已经开始实施浮动汇率，但是日本仍然保持了巨额的贸易顺差。1985年9月22日，5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达成“广场协议”，同意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方式促使美元贬值。协议使美元兑日元汇价由1美元兑240日元在三个月后走低到1美元兑200日元以下。从此，日元完全自由浮动，进入快速升值阶段，1994年达到1美元兑80日元的最高水平。日元快速升值使正在享受技术进步红利的日本企业顿受重挫，出口在短期内急剧下降，资本再次失去方向，并第一次与实业严重剥离，对外大量流向西方国家的金融资产，对内大量流向股票和房地产，造成股票和房地产泡沫。当政府针对性地采取快速收缩的货币政策时，股票市场率先崩溃，随后是房价一泻千里，泡沫破灭，接下来是大批中小企业倒闭，日本经济从此不可避免地步入衰退。在这个阶段，日本经济曾两度陷入通货紧缩，GDP两度负增长。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多次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这些政策只能激起短暂的浪花，对经济长期走势作用甚微，财政、货币政策“回天无力”。日元已陷入严重的“流动性陷阱”，无论利率低至何种程度，市场投资始终疲软无力，导致90年代的日本经济被世界称为“日本病”。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低资本回报率下的资本活动力不足，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增长在1992、1993、1994、1998和1999年度分别为-9．2％、-11．1％、-4．5％、-5．2％和-1.0％，而在1986-1990年度则平均高达12．4％。日元急剧升值使资本在国内的收益率下降，资本转而向国外进行直接投资，造成了国内产业空心化，使失业率上升。此时，日本经济唯一的出路就是进行产业转型，产业转型迫在眉睫。首先，日本具备了产业转型的条件，其产业转型的步伐已经慢于经济发展的步伐。日本早在70年代就完成了工业化，人均收入水平按当时的物价计算已经高于目前中国一线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根据克拉克-配弟和钱纳里等产业理论可以判断，日本的产业转型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其次，日本在第二阶段已经非常有效地完成了生产方式的转变，成本再次上升剥夺了技术进步的利润空间，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强产品的竞争力是仅剩的方式。此外，当企业转向海外投资后，国内需继续保留并加强研发、营销、财务等部门。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在第三阶段日本的经济萎靡不振，但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却“暗度陈仓”，逐渐成为日本的支柱产业。也正是因为第三产业的崛起，资本重新找到了出路，各项经济指标从2003开始向好，日本进入了知识型经济时代。服务业、运输通讯、金融保险等行业作为重要服务产业，具有持续增长的潜力，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并带动整个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到占GDP超过7成的水平。索罗增长模型认为改变经济增长路径的唯一方法就是技术进步，这一点对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而言毫无疑问会得到验证。对于开放的经济体，我们发现，改变经济增长路径的方法还有国际分工和产业转型。回顾日本经济，我们发现，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轨迹不过是“资本的边际收益是经济增长的灵魂”的演绎长卷。日本经济带给我们的思考房地产跟经济的关系向来就是如此这般：经验证明，房地产的波动是围绕着GDP进行的，它或许领先，或许滞后，但GDP是房地产的根宗，背离暂时的，回归是必然的。之前，学界不断有声音表示我们应该汲取日本经济的教训，而目前，我们则更应该在回顾日本经济的时候得出自己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因为汲取教训是困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我们已经步入了日本经济曾经走过的轨道。回顾日本经济就像照镜子，原型是日本，反射回来的却是中国，这两个经济体的相似程度足以使宿命论受到推崇。追赶型经济体，投资推动和出口依赖，巨额的贸易顺差，落后的汇率政策导致落后的产业政策，石油危机，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企业倒闭……,今日的中国经济好像是70年代初日本经济的孪生兄弟，不同的是，中国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人均GDP与当年的日本相差甚远，贫富差距问题严重，还有，世界性能源短缺问题正前所未有地突出。我们感受到中国经济放缓了，读日本经济，或许能明白放缓的原因，以及，时间的长短。注：本文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