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中的政治隐喻

毛泽东、姜文以及让子弹飞遍观姜文的作品，无论是如《鬼子来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国民性格，还是反映“火红”年代所特有的青春期的骚动——《阳光灿烂的日子》，抑或是满篇充满政治隐喻的《太阳照常升起》，他的每部作品都与中国近现代史分不开。不论你持何种态度，不可否认对于20世纪的中国——影响最大的人物无疑是毛泽东了，姜文的作品显然也是绕不开毛泽东的，姜文曾多次说过他一生最崇拜以及最想演绎的角色就是毛泽东，“我演的毛泽东可能是通不过的。我觉得他可以把几万人带着迁徙，又没有补助费，像摩西出埃及一样。这种东西是精神上的，但他也很矛盾，很有悲剧性......我很幸运曾经跟他（毛）生活过一段。他是中国这几千年来能够冒出头儿来的这么三、五人中的其中一个。他跟旁边的人没法比，什么蒋介石，个儿太矬了......现在太多的恩怨，对他，会扭曲了他的精神。”找准了全片思想落脚点，如果对中国近代史稍有常识，就可读懂片中很多怪异场景的象征意义：鹅城：象征“五四”之前的中国，在片中多次出现的“鹅”显然象征着受精英阶层愚弄摆布数千年的劳苦百姓，它的身上有很多中国劳动人民的特质——自私、麻木、愚昧最主要的是一盘散沙...马拉火车：火车是工业时代动力的象征，马匹是农业社会动力的象征，此处显然暗讽某国的精英阶层外表上虽然接受了西方工业文明，但骨子里的价值观、政治形态还是封建农业社会的那一套...上海、浦东：“老上海”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的缩影，也是权贵资本家的乐园，而“浦东”是邓爷爷改革开放下才有的产物，片尾张麻子的兄弟们坐着片头马邦德的“马拉火车”去了上海，尤其那句“浦东就是上海，上海就是浦东”露骨之极，其暗喻不言而喻...张麻子：一辈子致力于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社会公平的新世界的革命者（他来鹅城就为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TMD的公平”）。推翻现有的反动阶层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对旧中国维护精英阶层的“道统观”的全面反叛以此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才是张麻子的最大理想。在精英眼里一脸麻子的“张麻子”不但脸上没有麻子，而且浩然正气的他还有个非常“精英化”的名字——张牧之，牧之、润之，都是“泽披万民”之意，结合姜文演绎的张麻子的一生，显然张麻子就是姜文一直想演绎的毛泽东！张麻子的兄弟：和毛泽东打天下的兄弟们——很久以前和黄四郎一起为“辛亥革命”出过力，但革命成功后因为“惹不起”城里的官老爷们跟着毛上了山、当了匪（因为所代表阶层利益不同、国共分家），此后在毛的带领下经历千辛万苦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毛一道准备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公平社会，可惜在毛死后兄弟们却背叛了当初的誓言，坐着片头出现的马邦德的“马拉火车”去了“浦东”，从此中国又走了民国时代“权贵资本主义”的老路...六子：以毛岸英为代表的单纯的左派知识分子——众所周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的阵亡是毛失去的第六位亲人（墓碑上“六”的手势也暗示这一点），而且在片中张麻子和六子私下以“父子”相称，但在公众面前又是“兄弟”，很符合现实中的角色的定位——当年毛泽东和毛岸英在人伦面前是父子，在志向方面又是同志！毛岸英和很多如陈独秀、瞿秋白之类的知识分子一样，在中国积淀了几千年的政治厚黑学面前幼稚的跟婴孩一般，所以片中的六子为了一份不起眼凉粉被反动势力轻而易举“玩死了”，而且死后完全得不到人民大众的尊重（毛岸英也是如此）！同时，剧中张麻子也对这个群体给予很大期望——让他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感受西方如莫扎特音乐般的人文教育，远离中国几千年无比黑暗的政治。PS：很多人暗传毛送其长子去朝鲜是为了“镀金”，回来好接班，谁知道为了一碗“蛋炒饭”送了命——其实这些人口中的“蛋炒饭”何尝不是六子肚子里那碗“凉粉”呢？！汤师爷的所谓“杀人诛心”就是如此吧！马邦徳及其夫人：一个为钱（葛优扮演的财迷心窍师爷）、一个为权（只要能做“县长夫人”不在乎县长是谁的妓女），他夫妻俩基本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现在活跃在各个领域善于忽悠大众的“专家”，利用掌握先进知识的优越性，长期和官僚阶层媾和，采取各种高超手段愚昧民众以便“合法化”的去搜刮“穷鬼”的钱财，片中的“假麻子”就是长期搜刮民财常用的道具之一...黄四郎：中国历来反动势力的代表，是集“王权、绅权、族权”为一身的封建势力，比如蒋——从片中可知：他出生豪门、去日本留过学，曾经为辛亥革命做出很大贡献，是千千万万“精英阶层”的代表者，推翻满清后黄四郎没有为广大人民的利益去继续革命，进城后迅速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大老爷”（这些经历都与蒋极其相似），而且还是“铁打的老爷”，汤师爷之流仅仅是“流水的县长”，利用自身强大的武装政权和绝对的官僚权威经营着南中国全部的鸦片生意并且还贩卖人口去USA赚“dollar”，成了政治大老板刘都统“三条腿”中最粗的一条（“三条腿”暗指“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帝国主义）黄四郎的替身：暗指中国所特有“官僚主义权威”——无论是满清皇帝还是蒋政权，仅仅是官僚主义的替身罢了，近代的中国民众一次次的用“无量头颅无量血”换来的“共和”自以为是成功了，实质上却是赶下了一个旧的“官老爷”又迎来一个新的“官老爷”，民众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仍没有实质改变，每次改朝换代死去的仅仅是“替身”罢了，“官僚主义”依然在社会现实以及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这显然不仅仅是所谓西方先进政治体制就能完全解决的...有人说“最了解中国人的是鲁迅，最了解中国的是毛泽东”，张麻子可谓谙熟上层精英阶层和底层劳苦大众的活动心理，在底层人民眼里统治阶层永远都是那么强大、尤其黄府高耸铁门后的神秘感让人不寒而栗，但张麻子很清楚其实在团结起来的人民群众面前，再强大的反动阶层仅仅是“纸老虎”罢了，了解底层民众心里的张麻子用黄四郎“替身”的脑袋欺骗了人民大众，他表面上砍下的仅仅是一个替身的脑袋，但对民众来说却是摧毁了整个反动阶层的“官僚主义威权”，黄四郎让民众惧怕的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武举人、不是看似高耸的大铁门，而是劳苦大众长期以来对精英阶层顶礼膜拜的奴性罢了（鲁迅笔下反映的旧中国就道出了这一点），这就是中国实行科举制后长期存在于中国、并成为中国发展的社会毒瘤——“官僚主义权威”，可怜的黄四郎“替身”在群众的欢呼中被张麻子砍下了脑袋，同样也砍下了黄四郎平时鱼肉百姓、作威作福的“权威”，此时的鹅城百姓再无顾虑了，铁门后藏着的仅仅是一个纸老虎罢了！在攻下黄府前，张麻子在象征着反动势力权威的大门上打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其用意是表达一个旧时代将要结束了；而让自己兄弟打下了一个“问号”，显然张麻子对自己兄弟们在攻下黄府后会不会蜕变成下一个“黄四郎”是存在很大疑问的，片尾可以看出张麻子的这种疑问显然不是多余的……攻下黄府后，革命似乎成功了，民众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财富，而张麻子对财富、美色似乎没有什么兴趣，甚至连身后那把“交椅”也可以让于别人，但黄四郎显然没有张麻子的精神境界，他认为张麻子要么为了取得如他那般的权势地位、要么是为了他黄家五代人搜刮来的财富，而他却告诉黄四郎说：“你跟钱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原来，张麻子是要消灭一切剥削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啊——这正是毛主席建立新中国后所谓的“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的背后深意，他要摧毁的不是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他还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社会公平的新世界，打破中国自古改朝换代、“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周期律，这样远大的抱负显然是很多底层民众包括当是很多中共高层是无法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民众尤其老帅们很自然的认为“三反五反”、“反右派”甚至“文革”等一系列打击整个“官僚精英阶层”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是毛泽东为了自身争权夺利的需要——其实这种推测根本不值一驳，叶剑英承认在长征以后，毛在党内的地位根本无人能撼动了，何况建国后刘、邓等资历差一大截的小辈！本片的结尾很好的呼应了片头，张麻子的兄弟们坐着马邦德的“马拉火车”和花姐就准备去权贵资本家的乐园——上海，寻找新的生活了，此时新的革命者又走了旧的统治者的老路！片尾，攻打黄府时，张麻子曾在黄家大门上打的“问号”成为了现实——张麻子问众人：“不跟我回山里了？”兄弟们道：“你腿脚都不利落了，还回山里啊。”张又问花姐：“你不是要跟我当麻匪到处发钱吗？”花姐：“今天不是把钱全发光了吗，还有比这更过瘾的？”张不甘心有问到：“和我在一起不高心吗？”众人道：“高兴，但不轻松、不轻松……”张麻子的兄弟们在革命成功后，准备和麻子分道扬镳了，建国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们也是感同身受吧：经历了红军反围剿、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跟着毛主席打江山、创造历史当然是很刺激很高兴的了……但好不容易打败了蒋介石坐了江山，这时候正应该论功行赏、大块吃肉的时候，打江山不就为了坐江山嘛，不然兄弟们这么多年血风腥雨的革命为了啥啊？！但大哥却让我们再回到清苦的山里当“麻匪”、劫富济贫——再时时刻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心里、把为人民服务放在第一位，甚至要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办事情还得看群众脸色、弄不好还要遭群众批斗……这活的也太不轻松了（毛时代的干部就是这样的），还是搭上改革开放的春风去了上海快活啊！到了六十年代毛敏锐的察觉到，有些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开始特权享受，放松自己、膨胀了私欲，置人民的利益而不顾，党内特权思想、官僚主义盛行——正如毛所说的“一部分party员不想继续革命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难道革命了几十年牺牲那么多战友这么短时间官僚主义就“复辟”了？可是此时身边出生入死的战友们没有人再愿意继续革命了，这时他又想到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人民，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中国人民的整体国民素质是令人堪忧的，毛泽东深知中国人在思想上受到宋明伪儒家思想的毒害之深，深知中国的底层民众对自己的要求一直依然是鲁迅笔下的那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他觉得只有人民的思想觉悟实质提高了、人民接受了先进的平等理念，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官僚阶层”走向人民对立面甚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所以毛泽东接见群众时不断强调“要少一点奴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不然空有所谓“民主”制度的印度为何至今还不能摆脱奴隶社会种姓制度的桎酷？！在这种背景下，晚年的毛泽东决定孤注一掷，发动一场全民性的、自下而上的，以革新文化思想以及打击整个官僚精英阶层为初衷的“文化大革命”，熟读史书的毛泽东显然知道得罪掌握话语权的官僚阶层尤其知识分子，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恶名”（“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但我们从毛的诗词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他首先是一位理想主义至上的英雄，对于身后名是完全不在乎的，晚年的他又开始了生命里的“第二次长征”——只是这一次，他蓦然回首，再也看不到那支曾经追随他、为了民族的自由和光明而一往无前、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夕阳西下、漫漫征途中陪伴他的只有自己孤独的身影……毛死后，理想主义的红旗落地了，没有人再去追求什么所谓的“社会公平”，一切向钱看了，正如他预言的那般“老百姓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的。正如张麻子所说“死人有时比活人有用”，权贵们一边把毛泽东作为“无害神像”挂在城楼上、企图透支毛泽东所创造的丰功伟绩所带给他们的历史合法性，一边大搞黑毛和私有化运动、利用工农阶层的血汗来充实自己的腰包，“扛着红旗反红旗”不也是黄四郎的手段吗——在红军革命根据地时期，“朱毛”红军被蒋介石宣传成“共产共妻”、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在当下的“盛世中国”，毛泽东被权贵、精英们诅咒其为“暴君”、“屠夫”甚至是“20世纪人类的三大恶魔之一”。精英们恨不能对其挫骨扬灰，说明在受过毛时代不断的全民性政治运动启蒙后的中国人民面前，他们的内心是极度恐慌的，必定鲁迅笔下的中国人在渐渐减少！自古以来，黄四郎们都是先大肆诋毁真革命者为“麻匪”，然后把自己伤天害理的全部罪责推到“张麻子”身上，再以“剿匪”之名搜刮民脂民膏，这才是真正的“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