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

中图分类号：单位代号：10280密级：学号：10720258课程论文SHANGHAIUNIVERSITYMASTER’SCOURSEDISSERTATION题目试论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作者王传凯课程名称《历史学理论和方法》任课教师李福长完成日期2010-11-5试论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王传凯(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44）摘要：钱穆（1895-199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早年的考据巨作《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奠定了钱穆的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傅斯年引为座上宾，视为新考据派的“同志”。抗战后，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引论》的发表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治学方向，开始对新考据派的治学方法进行批评，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史学观。本文试就钱穆先生治史方式转变的背景进行阐述以分析民族文化史学观的内在含义。关键词：钱穆；民族文化；史学观一20世纪上半期，居于主流的史学派别是“新考据学派”也即是被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所称的“科学考订派”，改派是在胡适“科学整理国故”口号下创建的。改派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是顾颉刚和傅斯年。顾颉刚提出“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理论，对中国古史进行怀疑而且“只破不立”被称为“古史辨派”，而傅斯年原本也主张疑古甚至还早于顾颉刚。“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潮》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评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的文章，称该书独能疑所不当疑，具有疑古之精神，甚至提出了与其过而信之，毋宁过而疑之的极端主张”。1但是后来由于不满古史辩派只破不立的治史态度，由疑古转为重建，通过考订史料特别是发掘地下史料进行解决古史问题，被称为史料学派。钱穆先生虽然不属于这两个派别，但是钱穆先生明显是倾向于傅斯年的“史料学派”。因为钱穆先生在晚年自述中说：“余幼孤失学，年十八，即为乡村小学教师。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激过偏，按之旧籍，知其不然”。2可以看出钱穆对古史是持认可态度的，另一钱穆先生在1930年发表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否认了晚清今文学家认为刘歆伪造六经的说法，这对疑古派疑古过甚是一个冲击，因为这部著作毕竟证明了古史并不都是不足信的。钱穆先生虽然倾向于“史料学派”重建古史的态度，但是他一生不愿意加入任何派别，他一生也是在从事着破除门户之见的工作。“钱穆先生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中力攻今文经学之非，当时就有人批评他似未能离开古文经之立足点而批评康氏”实际上钱穆并没有要站在古文经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他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晚清以来学术界的今古门户之见。因为在钱穆看来，今文、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真相并不相符”。3钱穆在晚年拒绝署名由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四人联合发表的标志着海外新儒学形成的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钱穆先生一生时刻不忘中国文化，时刻以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始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但是钱穆先生却拒绝签署了，虽然个中原因复杂，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如钱穆先生所说“年前张君劢、唐君毅等四人联名做中国文化宣言书，要穆联署，穆即拒之。曾有一函致张君，穆向不喜此等做法，恐在学术界引起无谓之壁垒”。4成稿日期：2010-11-5作者简介：王传凯，男，上海大学历史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学号：107202631陈勇.《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50~51.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233陈勇.《国学宗师钱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04钱穆.《致徐复观书》,转引自陈勇.《国学宗师钱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76页二《刘向刘歆父子年谱》这本书体现了作者治史是游离于顾颉刚“疑古派”和傅斯年“重建派”之间的。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之后在燕京大学校园中完成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也是一部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考据名作。虽然钱穆并不主张加入任何派别以至造成学术壁垒，但是钱穆无疑是赞成考据这种治史方法的。如果没有抗战的爆发，钱穆会一直这样科学考订下去。随着抗战的爆发，空前的民族危机使中国文化遭到了灭顶之灾加上考据史学本身对传统文化造成的割裂，钱穆开始对新考据派进行批评，与新考据派分道扬镳了。钱穆由历史研究转入了文化研究即他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史学观。正如他在《纪念张晓峰吾友》中称：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以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其开始转机，则当自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是则余一人生平学问思想，先后转折一大要点所在。1《思想与时代》杂志是张其昀等人在1941创办的，以“发扬传统文化之精神，吸收西方科技之新知”为宗旨。从一个侧面也反应了钱穆此时的治史目的。钱穆先生生活在中国在西方强力文化冲击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剧烈转变的时代，这种时代环境是造成钱穆形成民族文化史观的社会历史条件。当代新儒家唐君毅说，钱穆的学问“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2可以说是民族危机的刺激促使钱穆的治学方向发生了转变即从历史研究转入文化研究。一从疑古到信古的转变。钱穆先生认为古史辩派对上古历史的怀疑会危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而历史文化传统在他看来是民族的生命所在，若民族文化丧尽，则民族本身亦无前途。故由疑古转向了信古。二由历史研究转向了文化研究。在他看来，历史学家的责任不仅仅是在于复原历史的结构，追求一个个真实的事实，更重要的在于追寻民族文化传承的血脉，从而肩负起为中国文化续命的责任。三那么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包含哪些内容呢？首先，以生命来解释历史文化，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历史文化不同，中国历史盛衰起落无碍于中国文化大系统的层出翻新，中国文化史劲气内转的，这能单独跳出了斯宾格勒文化悲观论的圈子外，而继续生长，欣欣向荣，相机不绝。然后钱穆极力反对西方历史文化中心论，把“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泛化为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唯一方向与最终目标，认为它具有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适性和终极意义。所以美国学者狄白瑞先生在论及钱先生的学术贡献是说：“钱穆最大的贡献就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以对付西方的影响”。3但是他对儒家思想也不是无条件的全盘赞扬，对西学进行全盘否定，钱穆先生也指出了儒家思想不可能处处与现代生活相适应。正如导师陈勇教授在《固守传统与融会中西》一文中所说的“钱先生主张学习西学但是吸纳和消融西学，必须应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必须应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更进一步说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点是以经过中西融合的新儒学去反对西学，坚守和捍卫中华文化尊严但是钱先生并不否认中国文化演进到近代衰退不振、病痛百出这一事实。面对着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它必须要进1田亮.《抗战时期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572唐端正《我所怀念的钱宾四先生》,转引自陈勇.《国学宗师钱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06.3狄白瑞著李弘棋译.《中国的自由传统》转引自陈勇.《国学宗师钱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83行一番彻底的调整与更新。但是调整和更新却不能自外生成，它必须体认和依凭中国文化内部自身的机制。因为“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可得”1在新文化运动中，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尤其是对礼制，谓“礼教吃人”而钱穆先生对东方的礼与西方的法进行了比较，对礼制大加赞赏，他说“比较而言，礼之外面像是等级的，其实却是平等的，法之外面像是平等的，其实是等级的。礼是导人走向自由的，而法则是束缚限制人的行为的。”“深一层言之，法的重要性，在保护人之权利。而礼之重要性，则在导达人之情感。权利是物质的，而情感则是性灵上的”。2个中偏好，不言不自明。梁漱溟提出著名的文化三路向即“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史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3梁漱溟认为东西方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对待问题的解决方式不同罢了，而且按照解决方式的不同，中国是文化发展的趋势。之所以现在中国文化出现了问题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早熟”缺乏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这就需要西方文化来弥补。我们可以看出钱穆和梁漱溟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是相似的，所以他们被时人称为是民族文化派的代表。四钱穆先生以考据闻名于史坛，早期作品都是考据的大作如《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纪年》，随着时代的变迁，钱穆从历史研究走向了文化研究领域，建立了自己的史学体系即民族文化史学体现了史家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他认为“历史研究诀不能停留在此一层面（考据层面：作者加），还应在求真的基础上致用于现实，治史不能与时代分疆划立，应从现时代找问题，从时代中找答案，使研究能合之于世”。4然而钱穆先生民族文化史学并不是无可厚非的，首先对“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批判乏力，同情有余，对民主史学创设却关怀鄙薄”。5第二反映了他浓厚的民族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因为这是一种意图取代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中国文化中心论与普遍认同文化是多元化的观点是相悖的。五初次接触钱穆先生的民族文化史学观点，感觉到的是他强烈的时代性和民族性。钱穆由历史研究转为文化，由赞成新考据派到与新考据派分道扬镳创立民族文化史学，个中缘由不是我这个初学者所能把握和概括的。所以文中借鉴了研究这方面学者前辈的观点，我深感认同和谢意。文中还有引用不当之处，我深表歉意。最后以陈勇教授在《国学宗师钱穆》里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钱穆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认同危机十分严重的时代。如何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又保留民族自身传统特征，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保护民族根基和元气，这是他毕生都在为之思索的大问题。钱穆对近现代中国产生的“文化迷失”深感痛心，认为除了挺身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无以挽狂澜于既倒，所以他毕生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对中华民族得以自立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元气大加阐扬和维护始终对中国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61陈勇.《国学宗师钱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72钱穆.《湖上闲思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1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34陈勇.《国学宗师钱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025盛邦和《中国现代史学三流派及形成的社会原因》[J].史学理论研究,2003.(4):6陈勇.《国学宗师钱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02参考文献[1]陈勇.《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2]盛邦和《中国现代史学三流派及形成的社会原因》[J].史学理论研究,2003.(4):[3]陈勇.《国学宗师钱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3[5]钱穆.《湖上闲思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7]田亮.《抗战时期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