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务实与务虚的关系

说到务实与务虚的关系，按理说首先要解释他们的概念，但我由于没有查阅有关资料，本身文化不高，也就没有在这个方面动大的心思。这两者的辩证性、统一性是共知的，任何时候，虚虚实实，虚实结合。但先虚是先实，或者先实后虚，大概是没有一定之规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完成一件事情，先要思考一番，然后再去做，思考的成熟与否决定事情完成的好坏。务虚中过程中就要做好大量的分析，制定方案。把事情做好了，怎么再来一次虚功，成为经验借鉴，加以推广。古时有句话“实干兴邦”，做人务实的多了也不好，太实了，低头做事，不求名利欲望。别人就会趁虚而入，得了好处。同样还是古代的一句话“清谈误国”。做人务虚的多了，就有假、大、空的东西出现。不着实际，不从实践中来，思想太宏观了，信念太伟大了，让人有点模不着边际。虚实本来是相辅相成，但对立起来就有问题，人有问题和一定的年龄，虚实不一致，做人做事就不协调，会产生毛病。作为众多的人群组织的社会，虚实对立起来，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一种怪现象，这就是毛病。科学发展观中有两个重要的词素，一个是“全面协调”，另一个就是“统筹兼顾”，我个人认为对“虚”和“实”是很好的调解关系，全面协调就是要我们时时协调，而统筹兼顾就是要我们事事兼顾，虚实中庸，社会和谐，全面发展了。务虚与务实，简单理解，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务实解决实际问题，创造现实的效益、成果。务虚，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理顺情绪，端正认识，鼓舞干劲。我在宣传部工作，主要做的是务虚的工作。宣传方针政策，引导舆论，面向党员和社会公众引导他们端正认识，理顺情绪，激发热情。很多朋友都说我在讲大道理，其实，大道理一定要讲。大道理是方向，应该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人生观导向，应该管住小道理。就像国家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吃够了文革中各种乌烟瘴气人人自危的苦头。就像国家确定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非常重要。你不要总争论姓社姓资，一锤定音——有利于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提高，有利于综合国力提升的事物，就应当允许，就要鼓励发展，这就是硬道理。就像现在提倡科学发展观。也是一种务虚的大道理。意义重大。你不能总是粗放型地大量消耗能源资源、而且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来谋求发展，必须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否则，个人富起来了，一个家庭富起来了，一个企业富起来了，一个区域富起来了，但是，全国人民的公众利益受到了巨大损害，很多生态资源不可再生、不可恢复，使得子孙后代，没有地可耕，没有新鲜空气可呼吸，没有干净的水可吃，也没有石油作动力了。那肯定不行。西方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之路的多种、严重弊端，也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必须科学发展。这种大道理，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就非常直接、非常重大。其实人们生活中、思维中存在更多的，都是思想认识问题、观念问题。不端正认识、不理顺情绪，心气不顺，会生病，也许会多走弯路，也许会铤而走险，也许会意气用事，也许处理不好各方面的关系，处于孤立、孤独，等等，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所以，务虚的、开启智慧、平和心态、端正认识的工作，也很有实际意义。我的200多个网友，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知心的朋友，并成为现实中的好朋友，关键就是务虚的情感的、观点的交流，发挥了作用。他们的信息、见解影响着我，我的见解，也影响着他们。当然现在人们越来越务实，强调求真务实，实实在在。其实作为务虚工作者，我们也讲求务实。比如，讲大道理，是不是真的深入人心了，端正了党员和公众的认识了，和社会公众沟通思想，是不是他们真的解开思想上的疙瘩了，走出思想的误区了？振作起来了，明确发展方向了，等等，这都是要较真的，都是检验我们所开展的务虚的工作是否收到了务实的效果的标准。和我交往的很多朋友工作、生活中的难题、误区，都在我客观全面地分析后，得到了缓解、解决，他们思想认识通畅了，心态调整好了，与周边环境和谐融洽了，工作生活质量就顺理成章地好了。这就是务虚工作的务实效果。我们平时也有大量务实的举动。比如为地震灾区捐款，为我国南方冰雪冻雨地区的群众捐衣物，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实地到基层慰问群众，等等。从我内心来说，我也感觉尽可能多做一些务实的工作，有利于防止过于务虚的倾向。就像今天，我在没有指导、没有经验的情况下，独自完成了一个新打印机的安装、调试，就非常高兴，很有成就感。以前总是请人帮忙了，也缺乏自信，通过这件事，现在我的自信心增强了。就像我刚开始说的，务虚与务实的关系，就像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与实践是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脱离实际的理论，没有意义，不能适应和指导与时俱进的实践的理论，没有意义。但是，不以科学理论、客观规律为指导的实践，同样是不可取的。务虚与务实也是同样的。缺乏针对性、时效性、科学性的务虚活动，没有意义，同样，我们开展各项务实的工作、活动，也需要科学、深入的务虚工作的支撑。人们既需要物质生活，也需要精神生活。往往，精神生活的地位更重要。物质生活越富足，越需要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来相适应，这两方面需要协调发展，齐头并进。我们务虚与务实的工作，也是这样，哪一条腿都不能短，哪一方面也不要忽视、轻视、漠视。收藏分享评分什么是科学的怀疑精神？什么是科学精神？科学普及时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更要普及科学精神，这已成了中国科普界的一项共识。甚至连伪科学的鼓吹者也跟着嚷嚷要发扬科学精神，把伪科学人士打扮成富有科学精神的斗士，哥白尼、伽利略再世，而批判伪科学者倒成了违背科学精神的暴君教主了。显然，伪科学斗士与反伪科学斗士所理解的科学精神并不完全相同。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多方面的。最容易获得赞同的一点，是探索精神。永远要对新鲜的事物敞开心灵，准备接受新的知识，容纳新的观念，探讨新的奥秘，追求新的结果。这是科学得以发展的基础。科学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事实上，许多动物都具有好奇心，这是对环境的一种适应，可以说是进化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健康的儿童都是科学家。儿童热衷于探究新事物，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也轻信荒唐的解释，接受无理的答案。他们所缺乏的，是科学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怀疑。怀疑意味着科学绝不相信权威，也绝不无条件地宽容。显然，愤世嫉俗似的怀疑一切是不智的，将因为心灵闭塞而失去了探索的能力。但是如果不具有怀疑精神，就失去了分辨是非的基础，所有的观念，不管是合理还是荒唐，都可以被全盘接收，科学将成为垃圾场。但是伪科学人士也可以争辩说，他们富有怀疑精神。的确，他们很有怀疑科学主流的勇气：“科学神创论”者怀疑进化论，研究“特异功能”者怀疑物理定律，诸如此类。而我们则怀疑他们的怀疑。这两样的怀疑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又如何避免心灵闭塞、怀疑一切呢？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为科学精神增添新的内涵：实证和理性。实证不只是要求有支持的证据。伪科学者往往声称他们有证据，也会在其论著中列举种种证据。但是那些全都是轶事、流言、类比、某位权威（往往是其他领域的权威或断章取义）的说法、捏造的事实、巧合等等，都不是能被科学界接受的证据。实证要求有确凿的证据：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用严密的方法，重复、独立得到的观察和实验结果。控制条件、重复性、独立性和概率统计，乃是实证的特征，更是伪科学的死敌。实证离不开理性，亦即用严密的逻辑对证据进行分析和推导，在各种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最合理、最可能的一种。在缺乏证据时，也能够排除那些不合理、不可能的解释。休谟曾经提出一条判断原则，他称之为公理：“没有任何证言足以确定一个神迹，除非该证言属于这样的情形，其虚假比它力图确立的事实更为神奇。”这就是一条理性的原则。此外，象非常不平常的声称要有非常确凿的证据、从个案得不出普遍结论、相关的事件不等于有因果关系、无法证明不存在不等于必定存在、使用科学术语不等于科学理论、取证的责任在反主流的声称者一方、看上去无法解释的现象不等于不能解释等等，也都是理性的原则，是反伪科学的有力武器。每一个健康的人都能够掌握严密的逻辑思维，但是每一个健康的人也都必须经过恰当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才能掌握严密的逻辑思维。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也未必时时刻刻都在坚持理性的原则。实证和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中最为重要、然而也是最难掌握的方面，应该成为发扬科学精神的重点。探索、怀疑、实证、理性，是科学精神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孤立地强调某一方面，都是在为伪科学大开方便之门，或者有阻碍科学发展的危险。正是在这四面旗帜之下，科学研究不断地观察、检验，抛弃错误的观念，增添新的知识，从而持续地进步。在人类形形色色的活动中，我们很难再找到另一种能够持续地进步。文学、艺术并不进步，而是风格的改变。人文、宗教并不进步，只有流派的演变。但是与伪科学者所宣扬的相反，科学的进步并不是推翻一切重来的大革命，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演化。科学的进步是连贯的进步。被视为现代科学最大的两场革命也是如此：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推翻了博物学、地质学的一切成果，而是保留了其中绝大部分数据和理论，做了重新解释。爱因斯坦相对论并没有推翻牛顿力学，而是它的扩展、深化。爱因斯坦在总结他的成果时曾经说过：“创造一个新理论并不象是摧毁一个旧谷仓，然后在原地建一座摩天大厦。它倒象是在攀登一座山，获得了新的、更宽阔的视野，在我们的起点和它的丰富环境中发现意料之外的联系。但是我们的出发点还在那里并能被看到，虽然它显得较小，并成了我们在探险攀登中克服障碍后所获得的广阔视野中的一个微小的部分。”妄图一举创建全新的科学，只存在于伪科学者的白日梦中，而事实上伪科学也从没能有任何的进步，因为他们不敢承认更不必说纠正错误。持续、连贯的进步，是科学的特征，也是科学工作者的自豪与慰藉。2000.12.9.“科学精神”不是中国专利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科学传播中心主任吴国盛8月20日在《大众科技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精神与自觉意志》的文章，质问现在国内大讲“弘扬科学精神”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因为据他说“科学精神”属中国特色：“科学精神这个词不太容易译成英文。像scientificspirit这种词组似乎在英文里也不常使用的。我想起称一个人有哲学头脑往往使用‘philosophic-minded’，比如‘philosophic-mindedscientist’，就是一个科学家有哲学头脑。我们似乎也可以把有科学头脑、科学精神的人称为‘scientific-mindedperson’。当然还有其它的译法，比如mindofscience。但这些词组在英文里似乎都不是有特定含义的高频词组，科学精神这个词中国味更足一些。我们中国人喜欢使用‘精神’这两个字，什么批判精神、怀疑精神，什么宽容精神、创新精神，一大堆。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是用了‘精神’两个字，就比较来劲，比较有神，比较有‘精神’，因为精神就是活力嘛。这是使用精神一词的‘修辞’动机。”去年1月12日吴国盛的同事刘华杰在北京一个讨论“科学精神”的会议上做题为《“科学精神”语义分析》的发言，也声称“据说，英文好像根本没有与中文相对应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叫法”。我读其发言稿后，写去一信，提供资料指出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科学精神”（scientificspirit或spiritofscience）和“人文精神”（humanisticspirit或spiritofhumanism）这两个词在西方用得非常多，哲学、历史（特别是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中也常见。刘华杰后来在文中补充了一句：“方舟子的调查表明，英文中经常使用scientificspirit和spiritofscience。”并在文后附上我提供的证据。吴国盛想必读过这篇发言稿，却到现在仍然把“科学精神”当成中国特色，质问提倡者的动机，倒真要让人质问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了。我查了一下，吴国盛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以前一篇题为《谈科学精神》的文章缩写，在后者就很明确地说：“我有一种感觉：许多人讲弘扬科学精神，其实也就是鼓吹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摆出一副科学导师的派头，标榜自己“爱护科学的纯洁性，防止别有用心者利用科学，制造科学的‘僭越’”。他也想提倡科学精神，但是动机特别，“为的是解决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