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司法公正与媒体自由不完美但有效

核心提示：本期节目请来了美籍华裔大律师张军为我们详细解读美国司法公正与媒体自由。张军认为，司法公正与媒体自由是民主社会的两大核心价值，司法公正帮助人民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改革不能成功，社会不可能和谐。媒体应交由市场去监督，最终媒体会在自由竞争中凭借自身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胜出。张军还谈到，司法公正和媒体监督在发育比较健全的西方宪政体制里也并非完美，它永远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凤凰卫视1月13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王鲁湘：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司法公正与媒体自由是民主社会最弥足珍贵的两大价值，尽管在理想的层面，从理论上讲，这两大价值是相互促进与统一的，但是在现实中间，不同的主体依据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冲突总是不可避免的，在将司法公正与媒体自由看作其核心价值与文化的美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协调和规范的呢？也有过激烈而漫长的争论，经历过艰难的抉择，《世纪大讲堂》今天非常容幸地邀请到了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美籍华裔大律师张军来做客，为我们详细解读美国的司法公正，与媒体自由，让我们欢迎张律师。张军：谢谢王老师。解说：张军，美国杨百翰大学法学博士，现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加州最高法院出庭律师，美国移民法院出庭律师，美国第九巡回法院的出庭律师，大洛杉矶郡警局华人顾问委员会主席，曾就读于南佛罗里达大学，从事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学习和研究，后考入世界著名的美国杨百翰大学法学院深造，对美国法律和国际法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2007年6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对一百多位出庭律师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在这一百多人中，张军作为唯一的黑发黄肤的华裔律师，创造了历史。王鲁湘：张律师您看，今天我们的背景墙上都贴了您的好几张照片。张军：是。王鲁湘：我来问一下，那一张照片，您背后的那一个建筑物那个白色的建筑物，是什么建筑？张军：那个就是我那次去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它有一个宣誓仪式。王鲁湘：就是一百位的这个出庭律师。张军：对，宣誓完了以后我们就在这个前面留了一张影，在里面九个大法官跟我们一块儿讲讲话，交流交流，帮我们做了一个宣誓仪式。王鲁湘：应该说这个建筑就是美国司法公正的一个象征。张军：对，不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美国的三权分立，如果你加媒体就是四权，都是在这个里面有很大的决定权了。王鲁湘：有决定权，好，那么这里是您和一位美国的一个老者一起合影，这位老人是谁？张军：他就是联邦最高法院里面最自由派的一个大法官，叫这个Breyer（布雷耶），他是一个做了很多年（的大法官），但是他这么多年始终就是站在了自由坚定地站在了自由派的这一边，也就是说如果要谈到言论自由，谈到媒体自由，那他是坚定地站在这一边。王鲁湘：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他身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却在这个位置上头坚定不移地为媒体自由进行辩护，是吧。张军：对，他这个确实还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一票，因为最高法院现在基本上是五个保守派，四个自由派，所以说如果自由派的这些朋友们如果不坚持的话，可能很多一些比较追求自由理念的这些这些法案就有可能被推翻。王鲁湘：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司法公正和媒体自由，是吧，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两大核心价值，但是它们实际上在实际的操作层面经常是有一些冲突的，是吧，那么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很多的发生一些事情中间，我们也会发现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有了这一个这个叫做自媒体呀，或者有了这个博客，有了这些东西以后的话，你会经常发现一些公共的一些刑事案件的出现，你比如说药家鑫案件，还有这个小悦悦事件，还有最近发生的虐童的这个事件，确实如果没有媒体自由，可能很多的真相得不到揭露，但是我们也会发现，这种媒体自由一旦掌控不好，或者是被某些人滥用的话，它又会形成对司法公正的绑架，是吧，那么这个事情在中国您是怎么来看待这几个公共事件？张军：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媒体，当然新媒体现在越来越变得相对地来说变得越来越自由，那么在新媒体的过程当中它就发生了就像您刚才讲的，好的时候它揭露了很多社会的弊端，不好的时候也有可能让很多无辜的人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因为他们这个误报或者报错了以后对他们也造成了这个很大的这个困扰，美国的历史上宪政的历史上以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一会儿我可以讲，但是呢它后来基本上它还是没有采取就是对媒体的进一步地控制和禁锢，相反地是要让媒体更加地自由和开放，也就是一个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讲过，他认为就是媒体的这些对、不对，最终应该由市场来评说，也就是让它放在自由的市场经济里面去竞争，最后大家都会知道是《国家问询者》杂志更有权威呢还是《纽约时报》更有权威，读者自然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所以说我觉得出现了这些问题其实不可怕，关键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应对出现的这些问题。王鲁湘：也就是说实际上媒体的充分的这种自由，包括不同媒体之间就同一个事件和同一个消息的不同层面或者来回反复甚至是这一个互相错位，甚至互相这一个对立的报道，其实是对一个事件真相的充分的揭露。张军：对，这个我相信观众经过一段时间，观众也是要有一个被引导和被教育的过程，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观众就会形成自己的判断，比如说我喜欢看福克斯新闻，还是你喜欢看CNN新闻，这个慢慢就会形成一个定式，最终我认为媒体真实的报道，媒体自身的这个权威性真实性可以胜出。王鲁湘：可以胜出，对，那么您是如何界定这一个司法公正和媒体自由这两个基本价值？张军：我觉得司法公正和媒体的监督就算在美国这种比较发育比较健全的西方宪政体制里面，其实它永远也是在寻找一个平衡点，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永远找到最，一会儿在我演讲当中会提到，就是没有100%的这个司法的公正，那么更没有100%的言论的自由，两者之间不停地在磨合当中，找到自己的一个平衡点，其实美国的社会我觉得在过去236年的宪政历史当中就是在不断地相互的磨合相互的平衡那个宪法里的三权，再加上媒体第四权，就是这几个权利不断地螺旋式的平衡，斗争平衡，最后来推动这个社会的前进。王鲁湘：那么这里头您说到的这个媒体是第四种力量，对吧，那么前面的三种力量我们知道它们互相有一个制约有一个平衡，那么现在媒体出来了以后的话，到底谁来监督媒体？张军：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么我的答案当然我是研究美国的宪政的，我可以明确地跟您讲，王老师我当然不希望政府来监督媒体，这个媒体最后要被监督的一定还是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大法官，就是由这个市场来监督这个媒体，就是这个媒体如果经常地报一些错误的东西，它最后没有办法生存，市场规律就会将它淘汰。王鲁湘：它就关门了。张军：是，如果你是一个公信力不断地有公信力的媒体出来，那你自然你就会有生命力了。王鲁湘：对，您这些年来除了在美国做一些这个案件以外的话，您更多地出现在一些政治评论中间，而且您经常的回国来，在这里呼吁着中国的一些司法改革，您认为中国司法改革当下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张军：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司法改革其实千头万绪，我也非常理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高速运转，机器运转到今天，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社会的冲突和社会的问题，那么这个司法的改革其实司法是帮人民守住最后的一道防线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坝或者一个防线，如果司法改革不能成功，其实最终这个社会我认为是不能和谐的，所以这个司法改革走到今天，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以前呼吁，就是司法的独立司法的透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会儿我也在我的演讲当中也提到就是司法人的地位要比较（高），要有很大的提高，提高了以后这些司法人当然他自身素质也非常需要提高，但是如果我们司法人不能得到这个独立的地位，那么很多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短视的行为，从而从长远来说，可能对整个一个司法体制的改革是不利的。解说：司法公正与媒体自由被看作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与文化，美国的司法公正有何特点，松散的联邦制怎样实现权利的制衡，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又是如何保障媒体自由的，《世纪大讲堂》《美国的司法公正与媒体自由》正在播出。王鲁湘：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军律师给我们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美国的司法公正与媒体自由》，大家欢迎。张军：非常感谢同学们今天百忙之中来听我演讲，美国的司法公正过去的230多年的历史，它也是在不断地这个磨合当中来推进的，但是它基本上美国的司法公正我来总结，它基本上是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要对这个行政权利的巨大的限制，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制的这样一个体系，所谓松散的联邦制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总统在海外是很牛的，但是他在自己的国内他的权利是被巨大地压缩的，就是美国总统他不仅要在联邦的层面跟这个国会来分享他的权力，跟司法的最高的法院来分享他的权力，他在州的层面他也受到了很大的节制，这就是我讲的，所谓的美国的联邦制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就是它的宪政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限制行政当局权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在这个联邦在中央的这个层级，行政权力他受到很多的限制，比如说奥巴马上台以后，他实现了民主党人在过去几十年以来不能实现的一个事情，这就是要让美国的老百姓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全民健保法案，通过了这样一个全民健保法案，它当然实现了民主党人在二战以后几十年不能实现的，这样一个理想，但是为此他也得罪了很多的这个保守派的人，尤其你比如说像在跟罗姆尼的这些选举过程当中罗姆尼就一再批评，就是奥巴马在把美国带向所谓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有很多很多的反对的力量，那么反对的力量在这个国会里面因为它现在缺乏足够的三分之二的多数来把奥巴马通过的这个法案把它否决掉，所以他们利用政府规定的另外一级，也就是联邦的法院的系统，利用联邦最高法院的系统就一路从这个州的法院系统，一直要告到这个联邦的最高法院，告到联邦最高法院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希望通过联邦最高法院来判奥巴马通过的这个由行政当局来推动全民健保法案是违宪的。大家知道在1803年的时候，有一个马布里诉美国政府的，通过那样的一个法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那个时候就已经判定了一个先例，这个先例是什么呢，就是从此以后联邦的最高法院可以来判总统的行政命令，或者是联邦的这个国会通过的法律是否符合美国的宪法，所以有一帮人就说我们虽然在国会里面我们通过不了这样推翻奥巴马全民健保的这样一个法案，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法院的系统来告，那么通过这个法院系统告了以后呢，在今年（2012）年的早些时候，当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决定要听个案子的时候，大家知道联邦最高法院听上来的案子不是那个上诉人的权力，他们可以申请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概挑其中的1%左右的案子，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大案来听。所以当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决定要听这个案子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在判断就是奥巴马这次的选举可能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原因是现在的联邦最高法院的构成是这个九个大法官里面有五票对四票，五个是保守派的，四个是这个自由派的，你想想看，如果这样的话奥巴马上任以后唯一的政治遗产就是推动一个全民的健保法案，如果这个最高法院把这个法案给推翻了，那请问奥巴马在这个两年以后拿什么东西来进行竞选，但是这个案子最后判了以后，就会发现说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戏剧性的变化，这个戏剧性的变化什么呢，就是最高法院的主审法官叫JohnRoberts，叫约翰·罗伯茨大法官，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一个被小布什总统任命提名经过参议院的认证，进入到这个最高法院当了主审法官的，那么这个人是一个思想比较倾向于保守的，而且他以前在做上诉法院法官的时候，他的判例基本上倾于保守，所以大家一看说这个法官怎么在最后的关头，他竟然站在了这个奥巴马的全民健保案的这一边。当时这个判决书写出来，写了两千多页，很多我们媒体的朋友因为急着要报新闻，他可能光看了第一页，第一页从开始的很多页都是在批评奥巴马的全民健保法案，很多的这些急着要抢头条的这些媒体的记者，就已经在说了奥巴马已经被已经被宣布违宪了，但是还有一些比较负责任的这些记者有机会读到最后一页的，才发现说最后他们判奥巴马的这个全民健保法案大部分是不违宪的，也就是说在关键的时候拯救了这个奥巴马，试想一下，如果被否决了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这个就凸显了我刚才讲的，三权分立对这个法律的公正司法程序的公正在最高层级上的一个对总统的限制，因为你想这个最高法院的主审法官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