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高墙,以道德立世

翻越“高墙”，以道德立世当康德让“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扎根内心时，也暗含了道德为一种美好信仰的态度。然而在愈发展愈复杂的社会中，道德，于很多人看来不甚美好。道德与良知在铺天盖地的德育宣传中更像越垒越高的城墙，人被唾沫左右，也被内心左右，让立世成为没有答案、充满挣扎的谈资。可惜的是，人们总记得星空很高，却忘了仰望星空的那份亲切感与触手可得的满足。道德亦是如此。面对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人们忘记道德并不高大，作为人的初心，卑微而不卑贱。我们需要仰望和敬畏的是法律，道德则能成为安心立世之本。在渔人的故事里，“未知”是他们实施救援的最大阻碍。前两个渔民因日期和地点的未知却步，也因此受到所谓“良心的谴责”。第三个渔民则一语道出本质，一切未知的阻碍不过是因种种顾虑想要逃避的借口，道德的施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关键是人如何看待。他看见了社会的症结，他的不安既是内心的挣扎，也是对于社会的忧思。故事终究是故事，“这里”也仅仅是个喻体，象征着无处不在的道德抉择。我们每日面临的冲突，说到底不过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胡塞尔毕生论述“理性”与“非理性”，仍身处两者的旋涡中，难以逃脱。他以真理、定律定义理性，那么何为真理？行善助人是否又是亘古不变的绝对要求呢？因此道德藏身于两者之间，人们常常渴望有一个做与不做的标尺，轻松地左右自身的抉择。然而，这个标尺是无法存在的，立于现实，有的只是纯粹的行善、纯粹的行恶与纯粹的独善其身。小悦悦的事虽已时过境迁，也是国人不愿提起的伤疤，但作为透射世间百态亦具有普遍价值的例子，用于此以分析道德冲突的本质未尝不可。社会上众多行善反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例子，让人们面对求救者时的第一反应即保全自身。路人途经鲜血淋漓的马路，大抵是思索责任承担，思索医药费用，最终宽慰于周遭无人救援而漠然走开。马尔道洛尔如此评价人们的心态：“人们无法消除不公正，只好将公正淹没于普遍的不公正之中。”如此，人便孤立于极端的罪恶，以求“多数人”的内心平静。“多数人”是个假象，有“大家都这样”的暂时安心，却改变不了败于冷漠的本质。显然，社会评价中烂俗的“良知泯灭”已不再适用——对于阐述内心，绝对的否定过于单纯。人们不是不懂道德为何物，而是纠结于如何使用道德。熊培云多次强调的社会道德底线问题，也正是人们尚未解决的形而上学的命题。“底线”虽基础，于人心也是一道“高墙”。我们有道德观，却更倾向于随意的个人行为。随心所欲、模棱两可、模糊不清，是许多人现有的摇摇欲坠的道德观的弊病。没有底线的道德观必然是脆弱的，我们因此能够容忍利用善心行恶的罪状，也无法踏出施以援手的一步。在道德面前，人人都应画出一条明确的界线，有执着于心的原则，以此反抗黑暗。与道德相对的是法律。在社会法治完善的路上，人们习惯于仰望法律，仰望那些白纸黑字、奖罚分明的文件，生怕触犯“天条”。此时人们安于“被统治”，便缺乏忠诚的道德判断。将最基础的社会要求看作让人崇高的戒律，无疑是危险的。单纯的法律统治之下，社会只能在人性的底层徘徊。所以不要忘记，在法律之上的是更具权威的道德。道德，其实最终指向成“人”的问题。这一在现世作为较高要求的名词存在于人的初心。人之初，无论善恶，必然是道德先行的，只是社会带来了遗忘。如何为人？不必有多么高尚的节操，但必有纯粹的道德理念。究竟是被世俗同化、被顾虑左右，还是弃绝社会的复杂，为“成人”而忠于内心，在人存在于世的最初便有定夺。“角色错觉”的概念最初有曾德雄提出，四个简明扼要的字足以折射众多忙碌于现实世界的人的心态。我们记得自己是教师，是公务员，是丈夫妻子，却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个人。只有重拾人的本真，在为人中多一份义无反顾，才能最终放弃困于现实的“非我”。常常羡慕尼采的出世复入世，能够透看世俗，懂得如何立足世间。但对于道德抉择，我们可以不必成为尼采那样透彻的大师，顺应社会的复杂，明辨自身的处境，又不失“出世”的警觉，很多两难的选择也许便不再纠结。正如康德所言，道德是一种信仰，优于信奉神佛，因为道德在给人为人的慰藉之余，更指导人立世。而总是求神拜佛，望神慈悲保佑，而无法对人慈悲的人，永远只是无神论者。文章的开头提到道德为安心立世之本，其实“安心”更多地指向自我，在社会为人，不妨以“安世”自勉，拥有一份低调不浮夸的使命感，不需要伟大的论调或口号，仅仅是让人更圆满的方式。道德之所以为“高墙”，不过是因为我们的视线被世俗蒙蔽，若是忠于内心，也许会发现翻越“高墙”不过是四两拨千斤。我们追求的普世价值先从守住道德开始，以此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