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与探索

、贵州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与探索一为贵州生态博物馆创建十周年而作本尹国兰苍勿群建建立兰苍勿馆的基本豫发曩阶段以及建设中现的问题对于今后我萤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具确参考意义，贵州生态博物馆的诞生如果从1995年中挪文博专家到贵州考察算起的话，那么到2005年已经整整十年了。回顾十年来走过的历程，对于总结过去，开拓未来，是大有裨益的。一、生态博物馆的理念首先在贵州得以实践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在中国孕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1986年，(中国博物馆杂志发表了一些论文，是从环境科学、生态学的角度对博物馆进行“解读”，接着又发表了一批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的文献和信息。1986年11月，贵州省文物保护顾问苏东海先生在贵州文物考察座谈会上说，建立生态博物馆，目前在世界上是一种尖端。生态博物馆的名词第一次在贵州出现。1995年1月，笔者从美国夏威夷考察回到北京，找到了苏先生，希望他帮助贵州建立一种新型的博物馆，苏3胡朝相贵州省文化厅先生当时提出在贵州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建议，并邀请在国际上有名望的挪威生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先生作为生态博物馆的科学顾问。1995年4月，以苏东海为组长的中挪文博专家组成的课题组赴贵州进行生态博物馆选点的科学考察，通过论证，决定在六枝梭戛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至此，在中国从关注环境科学开始到提出建立生态博物馆，将近七八年的时间，1995年生态博物馆的理念首先在贵州付诸实践。二．确立了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生态博物馆本土化。1995年，课题组在贵州考察期间，苏东海提出了生态博物馆本土化的问题，他说，应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中，对挪威的经验只能借鉴，不能照抄维普资讯照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原。在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中，要克服两种倾向：一是不顾我国和挪成文化背景的差异，一味照抄照搬：二是为了本土化，而违背了国际生态博物馆的理论和原则，缺乏理论指导，自己想当然地搞一套。因此，我们在贵州建立的生态博物馆应该是既被国际博物馆界认可，同时又符合中国的国情和贵州的省情，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第二个原则是政府主导、专家指导、村民参与。首先，在中国建立生态博物离不开政府行为，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这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因为文化的主管和建设是通过政府的职能部门即文化部门来施行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涉及的各个方面都要通过政府部门来协调，如村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文化保护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土地问题、经费的投入问题、交通问题等，都离不开政府行为。其次是专家的指导，没有专家的指导是不可能建好一座生态博物馆的。生态博物馆的理念需要专家的传播。由于各国的文化背景不同，生态博物馆社区居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以及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性较大。就挪威生态博物馆社区的居民和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社区的居民而言，挪威生态博物馆社区的居民不但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高，而且受教育的程度也高；梭戛态博物馆社区的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低，还没有跨越温饱线．人均收入不到元，他们受教育的程度也很低。生态博物馆建立之前，陇戛寨一个近5oo人的村寨还不到4o个孩子上学。挪威的图顿生态博物馆社区已经4没有文盲。参加生态博物馆的志愿者有400多人，有搞管理的，有搞档案的，有讲故事的，有专为社区服务的。而梭戛生态博物馆却没有一个志愿者。对文化价值的认识大概也不一样，梭戛生态博物馆社区的村民对自己文化的认识尚处在不自觉的阶段，同样，对环境的认识也处于不自觉阶段。多年的砍伐和广种薄收，使山岭荒芜，这是村民为了生存所致。而一些古树和森林能保留至今，是村民的信仰所致。他们每年三月要祭树，由于这一传统的祭树活动，保留了古树和森林。我们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建设生态博物馆，没有专家长期的指导和理论的传播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一个活态的无围墙的博物馆，它不但要保护环境而且要保护文化；它不但要保护物质文化，更注重保护非物质文化。如果没有专家的指导，也有可能将生态博物馆建成村寨博物馆，或者建成露天博物馆，或者和传统博物馆对立起来，或者把生态博物馆理解成一成不变的社区，将其封冻起来，或者是照抄照搬外国生态博物馆的模式，没有搞本土化等等，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我们需要一批专家、一批志愿者走进生态博物馆，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当“传教士”，传生态博物馆理念之“教”，传文化遗产保护之“教”。其三，村民参与是生态博物馆的重要因素。因为生态博物馆是一个社区的糨无念，社区不是大草原，不是大沙漠，不是森林和湿地，而是一个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的社群，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生活、繁衍，生息，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是文化的主人；没有他们的存在，就维普资讯没有生态博物馆的存在。第三个原则是既要保护文化，又要发展经济，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这是生态博物馆面临的双重任务。由于我国农村长期处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村民的智慧和勤劳都一同奉献给几分黄土地，祖祖辈辈地厮守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守着贫穷，也守着希望。在山寨外面的城市里，市场经济十分活跃，城市人也在不断刷新自己的生活；村民也在大山中呼吸到市场经济的新鲜空气，他们求富的心情十分迫切，希望能在一夜之间摘掉贫穷的帽子。所以，致富是生态博物馆社区村民的期盼，是他fi’1心中的第一件大事。在贵州的任何一个地方，不论是搞生态博物馆也好，还是搞文化保护区也好，如果不和村民的致富发生联系，是不会得到村民拥护的。单纯的文化保护观点——离开村民的切身利益而谈文化保护，不可能和村民发生共鸣，也得不到村民的关注和支持；即使做起来了，也是流干形式，而且违背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大气候下，一个贫穷的社区，一个贫穷的村寨要保护好文化是不可能的，那些短期的经济行为和金钱的诱惑，只会加速文化的破坏和消亡。因此，生态博物馆既要保护文化，又要消除贫困，这是贵州建设生态博物馆的一大特点。三，生态博物馆概念的引入以及实施，开贵州国际文化合作的先河生态博物馆系中挪文化合作项日，也是自贵州解放以来第一个国际文化合作项目。)l997年l0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北京出席了梭戛生态博物馆等项目的签字仪式。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加强了中挪两国的友好往来和文化的交流。这些年来，挪威王国的议长、前首相、三任大使、环境大臣、专家、音乐家，妇女代表团等先后到贵州考察访问。贵州的政要、文物界、生态博物馆区的村民、民间音乐家等也受挪方的邀请，到挪威考察访问。由于生态博物馆在贵州的建奇=在全国产生积极的影响，广西、内蒙、云南等省区也先后建立生态博物馆。四、克服生态博物馆“两张皮”的问题所谓“两张皮”，是指生态博物馆社区和资料信息、中心相互割裂——村民和博物馆的管理者由于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而不能融为一体。现在l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特别是在村民的心目中，生态博物馆即资料信息中心，资料信息中心即生态博物馆。村民不认为他们是生态博物馆的人，只有那些由政府委任的馆长、馆员才是生态博物馆的人。虽然生态博物馆走过了十年的程，但乍态博物馆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村民回答不了什么是生态博物馆。因为从叶三态博物馆建设之初，就是政府行为，不是社村民的行为。以资料信息中心为起点，包}舌征地、设计、施工、文物征集、陈列展览等，都是由文化部门主办。村民在资料信息中心的建设巾，他们自始至终是以“农民工”的身份}}1现，不是以主人的身份来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同他们通过建资料信息中心获得劳动报酬。他们不很关心资料信息中心维普资讯。。溺建得如何地好，而是关心生态博物馆还有无工程可做，希望通过做工增加挣钱的机会；一旦工程结束，他们和生态博物馆也没有多大的联系。在生态博物馆的运行中，是以资料信息中心开馆为生态博物馆建成标志的，而由此把资料信息中心当成生态博物馆被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资料信息中心只是生态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资料信息中心加社区才是生态博物馆完整的概念，社区的面积等于生态博物馆的面积。另一方面，委任到生态博物馆来工作的馆长、馆员，．他们是吃“皇粮”的，他们到社区来的任务是管理生态博物馆的，但事实上他们在管什么呢，他们只能管理资料信息中心，除了资料信息中心那不到三亩宽的地盘上发生的事能过问外，至于社区和村民的事，馆长难以介入，村民有事也不去找馆长，因为馆长解决不了村民的实际问题，如生产中的肥料问题，小孩上学的问题，老人生病的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而去找村长，去找乡长。保护工作进而演化成了看守资料信息中心的几栋房子。2002年我就梭戛生态博物馆“两张皮”的问题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我将报告》呈报给贵州生态博物馆领导小组组长苏东海和有关领导，企盼能解决“两张皮”的问题。苏先生对报告非常重视，亲自修改这份报告))，并写下意见，同意报告中的看法，指出要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我将其送到六枝特区政府，《报告))中提出成立由村民、文化、乡政府三个部分组成的生态博物馆管理委员会，实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馆长负责6制。生态博物馆社区中心寨的村长是当然的副馆长。结果，安排了梭戛乡的一位副乡长兼生态博物馆的馆长，这样一来好像是加强了社区的管理，但另一方面又弱化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这种安排事实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解决不了村民在生态博物馆的管理权问题，“两张皮”的问题也不能真正解决。须知，这不仅仅是要解决村民在生态博物馆中的领导席位，而更重要的，是对村民和对他们文化的尊重，这是生态博物馆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报告认为，生态博物馆社区中心村寨即资料信息中心所在村寨的村长应是生态博物馆的副馆长，村长一般是由村民民主选举的，他是双重身份，既是行政村长又是寨主。2004年梭戛生态博物馆社区的陇戛村村长已进入了生态博物馆的领导班子，“两张皮”的问题可望会逐渐得到解决。五、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必将经历初创阶段过渡阶段和成熟阶段生态博物馆在贵州的建立是一个超前意识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是新博物馆学运动的产物。如果说建传统博物馆难，那么建生态博物馆则更难。因为传统博物馆只是一栋公共建筑，而生态博物馆是一个社区，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社区；传统博物馆是一个静态的有围墙的博物馆，而生态博物馆是一个动态的活的无围墙的博物馆；传统博物馆的文化是以物而存，是以物质文化为主，而生态博物馆的文化贝0是以人而存，是以非物质文化为主；传统博物馆是一个纯文维普资讯化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是一个社会博物馆，是一种理念，一种工作模式。南开大学博物馆学系教授黄春雨说：“生态博物馆就是一种新希望和新途径。因为它不同于文物保护机构，它关注属于静态文化范畴之内的建筑、生产生活用品等，更重视动态文化范畴之内的各种文化形式，特别是他们的价值观、审美情趣、生活方式、千百年来形成的精神特质Il。生态博物馆扩大了博物馆的社会含义，比传统博物馆更具有广阔的空间。它是把历史的陈迹和现实的生产生活状态真实地展示出来，可以说，每一户民居则是一个活的陈列，没有任何的伪装，是以真实的El常生活和具体的环境作为它的表现手段。因此，它比传统博物馆更生动、更丰富、更真实，更具有吸引力。但它不排斥传统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是活的生命，它的“细胞”无时不在进行着新陈代谢，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生态博物馆是为社区服务，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它没有固定的模式，它的概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苏东海先生对生态博物馆作过这样的描述：“生态博物馆是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的原地保护，发展中保护和居民自己的保护，从而使人与物与环境处于固有的生态关系中并和谐地向前发展的一种博物馆新理念、新方法～II。按这样的标准，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培育村民对文化的价值观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从而决定了建设生态博物馆的长期性。村民是本民族文化的主人，文化价值的认同和确定文化传承及发展的方向是由村民自己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