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客家经济落后原因与对策

简析客家经济落后原因与对策一、客家人穷1996年冬，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上，有一位学者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自近代以来，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到后来国共双方，一直到今天的海峡两岸和东南亚各国，都有大批客籍政要。可以说，客家人在政治上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在经济上，客家人远远谈不上成功。与周边族群相比，其经济实力比不上广府人，比不上福建人，也比不上潮汕人，为什么？时间过去十余年，以今天的状况来看，广东客家人与周边族群比，还是穷！这个穷，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几乎所有客家地区都是经济落后地区，几乎所有客家县都是穷县。笔者不想浪费篇幅来引列那些枯燥的统计数字，例如GDP、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等等，尽管地方官员想尽了办法出数字，仍然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客家地区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在这里，可能还要指出一个例外：深圳的客家地区。由于特殊的天时、地利、人和，深圳有不少客家地区进入了现代化，成就骄人。但同样的，笔者也要指出，即使是深圳这样的地方，剩下的“相对贫困”地区，仍然是客家人聚居区多，“相对发展滞后”地区，仍然是客家地区。二是客家人打工的多，老板少。这一点，只要到工厂的生产线上一走就能明白。珠三角大量的外来工，多为外省的，如果是本省的，多数是客家人。相比之下，潮汕人打工的比例就非常少。走到市场、菜场、水果批发场，甚至走街卖水果的小贩，一交谈，都是潮汕人。从肩挑贸易，到开店经商，生意大小，都要自己作主，从小做到大。以比例来看，潮汕人老板多，打工的少，而客家人反是。三是客家大老板少。我们欣喜地看到，最近二十余年的开放改革，涌现不少客家的经济精英。但是，在各行各业里，客家人能占据“行尊”地位的，似乎没听说过。而且，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客家人中至今尚未出现世界级的富豪。二十多年来，我们经常听说曾宪梓、姚美良等人的大名，可论经济实力，他们排在什么位置？还有目下国内排得上的富翁中，究竟有几位是客家人？排上去的，凤毛麟角，眼下的趋势又如何？即便是港、澳、台这个富翁集中的圈圈里，客家大富豪也是“珍稀动物”！概言之，我们面临一个严酷现实，相比周边族群，客家人经济实力不如人，处在落后地位。这样，我们就有了下面问题：二、客家人为什么穷那位新加坡学者给出的答案是：客家人服膺儒家文化，其价值观制约着客家人的经济发展。这个答案当然是有道理的，但笔者觉得过于单薄了。客家的穷，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有文化因素，也有非文化因素，总结大端，有如下四方面：（一）地缘劣势以广东为例，族群分布大致呈四级台地：潮汕人沿海边分布；广府人在水边分布（珠江三角水系）；客家人在山边分布；畲、瑶、壮等少数民族居深山里头。客家人的聚居地，与畲、瑶相邻。畲、瑶住在大山上，客家住在大山边的丘陵地区，通常也叫山区，就算是清康熙年间迁海复界妻达沿海地区那些族姓，也大体上住于山边。展望闽、粤、赣三边客地，可以说，客家人都住在山边。这样的地理位置，用今天的行话来说，叫“老、少、边、穷、山”。因为山，所以边，所以住在老区，往往是少数民族地区---过去是畲、瑶地区，现与畲、瑶邻居；通常也是贫困落后地区。山区穷，原因有几方面：1、物产不丰富。近数十年来，由于政策原因，此点更加突出，另文再述。2、交通不便，讯息闭塞。一个地方的富，一般说来有三种情况：一是自身物产丰饶，可以坐享其成；二是能聚集他处的财富。这种地方往往地交通要道，津梁都会。例如香港，当年中国大陆封闭，只留一条孔道与世界接触，一国财富，聚集到弹丸之地，怎么不是富甲一方呢？又如今之香港，大陆全面开放，北中国进出口不必南来，还想当年盛景，就不太可能。第三种情况是二者并有。这种情况今日也不少，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城市群，既有制造业中心，又有交通枢要，但这是近代的事。客家地区的交通不便，加之由之带来的讯息闭塞，使自身本来不丰富的资源也难以转换成经济优势，在许多地方都制约着经济的发展。近年来话多地方提“想要富，先修路”，大力加强交通通讯建设，已经看到这一点。3、耕地有限。南方山区可供开垦种植的土地相当有限。在水稻耕作对水源有要求下。尤其如此！到客家山区考察，这一点印象强烈、鲜明。梯田沿山层层而上，有几尺宽，有水源的，都被开垦完毕。客家地区常有“笠麻丘”、“蓑衣丘”的故事，说耕田的，数来数去还是少民一丘田找不到。要走的时候拿起地上“笠麻”、“蓑衣”，发现下面盖着一丘田。从这个流行的故事里，我们可看出饥饿煎迫下的客家人，对山区土地的利用，精细到什么程度。2005年，有机会到揭西县上砂镇走了一趟，看着那些一直延伸到山上的梯田感慨良多。只有在那种地方，才能明白客家先人对土地的珍重、依赖，也只有在那种地方才能明白土地对客家人的价值。客家人是个农耕族群，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客家人本来就是安土重迁的，使他们迁移的原因也只有土地。山区的土地，由于人口的增殖，很快就开垦完毕，为了生存，客家人时刻在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宋元以下，客家的迁徙，绝大部分是有土地的诱因。这里包括从江西、福建往广东的移民，包括湖广填四川，也包括迁海复界的移民。以往的客家研究，对这方面的原因，注意得实在不够。作为对比，广府人与潮汕人就幸运得多。珠三角地区，如南海、中山、顺心德，许多地方都是宋元以后成陆的，佛山的许多地名，甚至迟于明清才出现，三江流水，给这一片地区带来肥沃的泥土，使土地不断扩展。记得上世纪60年代见过一则资料，珠海万顷沙一带，陆地的推进达每年105米的速度。不断增殖的土地，给广府民系带来的是得天独厚的生存空间。还有，潮汕平原、韩江三角洲在明清时代也是举目膏腴，随处都是可以垦殖的沃土，而且也随着江水来泥和海平面下降而增殖。这就是广府族群和潮汕族群相对较少迁徙的缘故。4、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客家人的土地在山边，无论是水作，还是旱作，比较起来，都比较容易遭受自然灾害，能够旱涝保收、自流浇灌的田地不多，开畲旱作就成为重要的补充，一些地方甚至以旱作为主。早禾、玉米、木薯、番薯、高粱、粟子都是重要植物。大部分田地，都“望天打卦”，“靠天吃饭”。一旦天气失常，往往造成饥荒。揭阳、丰顺等地1943年的旱灾，造成人口损失和比例失调，一直影响到几十年后。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影响到家业收成，使客家人挣扎在温饱线上，难以得到喘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广府族群就象一棵一棵长在水边上根深叶茂的大树；潮汕族群则象一棵一棵长在海边婆婆娑娑、根根相连的大树，而客家族群则象这一撮那一撮长在山边虽高却瘦的树。（二）业缘劣势今日广东的族群中，居海边的潮汕人做商业，居水边的广府人做工业，而居山边的客家人则做农业。从历史上看，也可以找到渊源，潮汕人在海边讨生活，尽管也有数量不等的农民，但居海边食海，航海、耕海的人亦复不少，尤其是泉州、漳州、潮州、汕头以下，一直到徐闻、海康的“黎话”（实际上也是闽南话）人群居住的地方，历史上都是通商航道，沿岸罗列良港，遍布巨埠，往来各国的富商巨贾。擅渔盐之利，收商贾之羡，一直是闽南人的传统职业。经过三十年计划经济的停顿，一旦开放，潮汕人如鱼得水，群而经商，可说是“商业族群”。而潮汕的农民传统上也有商业意识，潮州柑、橄榄和其他潮州果品，还有陶瓷、潮秀等有工业品在历史上都非常有名。广府人中，自然也有不少农民。但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广袤肥沃的珠三角，居然没有多少时候是粮食自给的，常常要从广西或其他地方运粮补充。其原因何在呢？原因在工商业的发达，在市场经济导向对珠三角农业的巨大影响。在广东的历史上，最早的善于经商的族群是广府人。汉代以后，在很长的历史上，广东都是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外贸进口香药、奇珍，出品丝绸、陶瓷；内贸最大宗的货物是盐和铁，都是官营或官控主要财源。广府人官商结合，穿一条内裤出门，赚万两黄金回家。自广州沿北江溯源至乐昌老坪石，至南雄县城，沿线最宏丽的会馆都是“广同会馆”。除了商以外还有“工”：天下四大名镇之一的佛山，陶瓷业和铸铁业都是天下驰名的。今日的佛山老城下，厚厚地填着一层耐火砖，经致佛山的地下水是不能饮的，据说还带“火气”。从佛山这种早期的“工业污染”的程度，可想见当年的繁华。商业的发达，还影响到农业，珠三角的传统农业从来都没有“以粮为纲”。水网地区，到处是鱼塘，养的是“鱼花”。珠三角的鱼苗远销湘、赣，成为传统产业。鱼塘基、种植的是葵、甘蔗、蕉、果树。葵可制扇，蔗可榨糖，蕉果也获利。这种“三基鱼塘”是珠三角农业的传统模式。反观客家人，其生计就单纯多了。除了五华人“硬打硬”，打铁、打石、补锅和兴宁人做点小生意以外，剩下的就是吃饭农业，种粮食，少部人吃山，工商业高度不发达。1949年之前如此，1979年以前如此，近二十几年来也无很大的改观。最近一段时间，笔者到粤东北的几个县走了一下，发现原有的工业没了，现在增加的工业很少，不少农田荒芜，边农业也在“破产”边缘，实在可叹。在现代社会，守住农业不动必然贫穷。从全世界经验来看，现代社会的进程，在初期都导致农业的凋零。当今现代化的三项指标，居然有两项与农业的指标下降有关：一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低，如美国，只占总人口的3%；二是农业对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例少。比较这两项数值，中国落后于美国一百年，落后于英国二百多年。客家族群都是农业人口，靠农业食饭，自然就成了“非现代化族群”和“扶贫对象”了。（三）身份劣势客家人的生计主要是农业，是农业族群。从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各国的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般都是从农业提取的，用广大农村的落后，来换取和形成城市的工业化。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剪刀差”政策，“统购统销”举措从农民身上提取了大量的财富。在共和国开初的三十年中，农民用劳动和汗水，扛住了整个国家，在本来就拮据的生活中，节衣缩食，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加上公有制的实行，广大农村本来就稀薄的财富更加淡白。山上有林，但森林是国家的，就算自己的山，砍伐也要指标，运出到外边，一路上还有数不尽的关卡。山上有矿，矿产也是国家的，私人开不了。集体想开，也是困难重重。这几十年，矿难重重，矿斗也重重，国营矿想尽办法不让私人采，私人想尽千方百计采，利益的博弈，正未有穷期。粤北一带的矿产丰富，农民与国营企业的争利，也有许多个案。山间有水，也是国家的，就算让你搞水电站，也需要资金。其他方面的，既政策方面，也有人为因素。时至今日，农民与城里人相比，只有1/6的经济收入，1/10的文化生活，1/4的政治权利。客家问题，基本上是“三农”问题。客家的贫穷，根源之一就是几十年来的计划经济制度和极“左”色彩政策。随着农村的贫困和教育、就业、阶层流动的公平、正义缺位，客家人的耕读传的传统正在面临挑战，贫困化使孩子不能受到良好教育，使不少人才在萌芽中夭折。一个农民的孩子，即使能完成大学的学业，能否顺利就业也还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有什么用？读了又如何？漫说艰难的生活，一个农民家庭供养孩子读书本身就是沉重负担。于是，一个个辍学流向城市，走向生产线，客家人成了打工族，当青春流逝之后，有两条路：幸运的，在城市留下来，居于“贫民窟”。大部分，回到农村，又周而复起地开始第二代人的故事。近年中央政府已关注到这个问题，富起来的城市人也开始有“反哺”的想法，使人心暖。但关健的，恐怕还是制度的合理，让农民拥有国民、公民应有的权利，让他们有平等的身份，有行动的自主，去创造、获取自己的财富。（四）文化意识落后这一点，可用一句话概括：进入市场经济，文化仍然停留于农耕时代，意识仍然停留在传统层面，总体上，现代自主意识缺乏。客家人最突出、最自诩的传统是“耕读传家”，在现代社会中，客家人的文化问题却产生于这个传统。先说“耕”。客家人居住山区，耕的方式主要是小水源水稻耕作。经常性地面临水源、耕地、山场、风水一类的争端。宗族斗争，决定胜负的因素是有效人口群数量，因此在客家人口中增殖成为最大诉求，聚族而居---大人口群聚居成为其生存的必然选择，而维持大人口群的共同生存是最大课题。客家人的祖灵崇拜、宗族组织、价值观和论理规则甚至民居，都为此目的而设。家族集体主义是其理论本位，等级服从天经地义，取义而不求利也永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