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翻译研究陈颖2011112

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题目：多元系统理论下霍译及杨译《红楼梦》的对比分析课程名称《红楼梦翻译研究》任课教师陈历明年级2011级班次翻译理论与实践一班学号2011112姓名陈颖多元系统理论下霍译及杨译《红楼梦》的对比分析摘要：《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自问世200多年以来已有170余种版本。通过对《红楼梦》两种译本（霍译本和杨译本）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虽然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决定了不同译者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但译者的主体性也是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Abstract:ADreamofRedMansions(TheStoryoftheStone),anencyclopediainChinesefeudalismsociety,hashadmorethan170versionssinceitwaspublishedover200yearsago.Thispaperaimstoanalyzeinacomparativewaythetwodifferenttranslatedversions,oneofwhichistranslatedbyYangXianyiandhiswifeandtheotherbyDavidHawks.Throughthiscomparativeanalysis,thispaperconcludesthatalthoughthepositionoftranslatedliteratureinthewholeliterarypolysystemdetermineswhatkindsoftranslationstrategiesshouldtranslatorsadopt,thesubjectivityoftranslatorsalsoinfluence,toagreatextent,theirtranslationstrategies.关键词：多元系统；《红楼梦》；翻译策略；霍译本；杨译本一、引言《红楼梦》是中国18世纪中叶的一部经典著作。目前，《红楼梦》已经被翻译为23种语言，有9种译本。（江帆，2003：47）但是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ADreamofRedMansions）和英国的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TheStoryoftheStone）。在翻译的过程中，杨宪益夫妇主要采用的是直译（literaltranslation），而霍克斯主要采用的是意译（freetranslation）。对他们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许多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是大部分集中在两英译本中的具体的翻译方法上，在文化和历史这样的宏观角度上的翻译研究颇显不足。多元系统论对历史和文化的强调扩大了翻译学的研究范围，令翻译研究摆脱了应用向导，提高了它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对中国的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张南峰，2001：14）本文将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以客观的分析方法进行描述和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两译本中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的文化因素和历史背景。二、特拉维夫学派的多元系统理论多元系统理论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er)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著名的翻译理论。该理论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语言、文学、经济、意识形态等)视为系统。这些社会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因此是多元系统。埃文·佐哈尔把翻译放入了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进行考察，把历史观、系统观、动态观引入了翻译研究，把翻译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系统，并给予和原创文学及模式同样的重视，认为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过程中，它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成为多元系统中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部分。佐哈尔还认为，主体文学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或“边缘”或“中心”的地位。而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或“边缘”或“中心”的地位又会决定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或归化或异化，或直译或意译。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处于强势地位，属强势文化，翻译文学就处于弱势地位，那么，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内便构成了一个“边缘系统”，对目标文化中的主流文化难以形成重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译者的翻译策略往往是保守的，多采用“归化式”的翻译方法。如果民族文化处于弱势地位，属弱势文化，翻译文学则位于主要地位，这时译者多采用“异化式”的翻译策略。也就是说，译者的翻译策略与本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这个大系统内所处的地位及其内部系统结构有密切关系。当民族文化的地位发生变化，由弱渐强或由强渐弱的时候，其多元系统内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译者也会重新选择翻译策略。当翻译文学处于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模式，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其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不足，“可接受性”大。（张南峰，2004，54）反之，当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是参与创造译入语文学中的一级模式，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现成的模式，把原文套进来。译者翻译时主要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在所不惜地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在“充分性”（张南峰，2004，54）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与传统的翻译理论相比，特拉维夫学派的多元系统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扩展了翻译研究的理论疆界，推动了翻译研究向前发展。多元系统理论对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强调，既扩大了翻译学的研究范围，又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三、多元系统理论的影响及其适用性我国学者张南峰指出：“多元系统理论给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的、面向译语系统的、功能主义的、系统性的新途径，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催生了一个跨国界的翻译研究学派”（张南峰，2002：23）。然而，就如每个理论都很难尽善尽美一样，多元系统论也不例外。因此，它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如：它只考虑了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因素，而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源文的具体分析，从而不能很好地解释在同一客观文化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的翻译策略取向。由于多元系统论本来只关注对希伯来文学的翻译研究，因此招来了许多人对它的质疑：它对研究其他语种的翻译文学还有适用性吗？针对以上的问题，我国学者也有我们自己的看法。张柏然、姜秋霞就特别指出，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源远流长，有着非凡的接纳和消融能力，善于接受异质的东西，物为我用”（张柏然、姜秋霞，1997：35）。王东风认为，多元系统论“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去理解译文文本构型特征的文化成因”（王东风，2000：16）。由此看来，多元系统论对中国的翻译文学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四、相同的《红楼梦》，不同的译本《红楼梦》中千姿百态的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是读通《红楼梦》的难点所在。而人物彼此间的称呼则为我们探究人物关系提供了线索和途径。《红楼梦》中涉及和描写了四百多位人物，以青年男女尤其是青年女性居多。“姑娘”是其中对年轻女性最普遍的称呼，全书共有一千多处。然而，经过细究便可发现，在《红楼梦》中，能被称为“姑娘”的女性人物并不多，而且在不同场合，“姑娘”这个称呼有不同的理解和含义，折射出这一称呼语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和语用特点。《红楼梦》有多种不同语言的译本，杨宪益和戴乃迭合作翻译的《红楼梦》，在中国内地拥有影响力；而霍克斯版，则在西方世界一领风骚。在《红楼梦》的杨译本与霍译本中，“姑娘”一词的译法主要有如下几种：①用具体人名或Miss/Mrs加自己的姓或夫姓代替。②译作人称代词“you”。③译成girl、woman等泛称。④译出其内涵意义。但比较两个译本，两人对同一地方出现的“姑娘”这一词译法却不尽相同。在《红楼梦》中，“姑娘”作为未婚的女子或女儿的义项较为普遍，而其中最为常见的又是作为“未婚女子”来解释，如林姑娘、史大姑娘、宝姑娘等，翻译成英语则一般译为MissLin,MissBao，或直接英译为其姓名，如杨译本中通常译成Daiyu,Xiangyun等，而在霍译本中则通常译为Aroma,Mackerel,Skybright等。“姑娘”作“女儿”解的地方，则一般是娘家人对自家女儿的称呼，不管这个女儿是否出阁。如第六回中，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称呼王熙凤为凤姑娘，霍克斯译为MrsLian，用的是Mrs加上其丈夫贾琏的姓，遵循的是西方的称谓传统，杨宪益则译成了theyoungmistress。在《红楼梦》中的某些具体场景中，“姑娘”有其特殊的含义，如姑母、丈夫的姐妹、妓女以及妾的意思。由于中国文化的特点，翻译这些隐含在“姑娘”一词背后的具体意义，就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及称谓习惯，才可能准确而贴切地译出来。而正是杨宪益与霍克斯两人不同的国别文化、生活背景使得两人在翻译这些特殊文化内涵意义的“姑娘”时，出现了较大的差异。首先，“姑娘”做姑母、丈夫的姐妹解释时，一般译为sister-in-law。如第七十四回，尤氏对小姑惜春生气，但“终究她是姑娘”，也不好和她认真，只得忍了这口气。霍克斯译的是sister-in-law，而杨宪益英译成了惜春的名称：buthadcontrolledherselfinfrontofXichun。其次，“姑娘”作为“妓女”的解释，只在第二十一回出现过一次，即“多姑娘”。对于这一词的解释，霍克斯译为MissMattress，可谓形象贴切，将“多姑娘”的性情为人勾勒得鲜明生动；杨宪益译为MissDuo，较之于霍译则显得平实。通过对《红楼梦》中出现的一个特定称谓词“姑娘”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对其在两个译本中的译法进行了比较。不难发现杨译本采取的异化翻译策略，霍译本采取的归化翻译策略。其译本的不同之处，相应地彰显了两种文化的差异。众所周知，翻译并非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简单转化，翻译是通过一种语言传达另一种语言的文化信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到底是把一种文化所特有的生活风俗、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等，用比较直接的方式翻译出来，引起另一种文化的惊异，并且影响另一种文化；还是转化为另一种文化易于接受的语言与表达方式，引起另一种文化的共鸣，使其成为另一种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这才是杨宪益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所采取的方法、策略的根本不同，而这也是由他们不同的翻译初衷决定的。杨宪益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民族的文化完整地呈现给一个英语世界，并因此来影响英语世界的文化样式。而霍克斯想的则是，如何最小程度地惊动本民族和读者的文化感受，把《红楼梦》转化成英语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是《红楼梦》两个译本为后人争论最多的地方，体现在翻译策略上，杨译采取的是异化策略，而霍译更多采取的是归化策略。（魏芳，2005：32）下面我们来对比分析有哪些因素影响杨译及霍译《红楼梦》所采取截然不同的两种翻译策略：霍克斯是新中国在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是著名的汉学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化十分热爱，通晓中国文化。但正如高克毅援引EricBentley所言：极少有译者将两种语言和文化都运用到他对母语和母语文化同样熟练的程度。霍克斯在翻译时，汉语是外语，中华文化是异语文化，而英语是母语，英国文化是母语文化。这就造成霍克斯在翻译时，势必以英语及其相应的文化为主导。而另外的译者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却不相同。杨宪益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对中国的古典文学有过系统的学习，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无限热爱。杨宪益的夫人戴乃迭女士虽是英国人，但6岁以前的童年在北京度过，后入牛津大学研读现代中国语言文学并获中文学科荣誉学位，22岁婚后又随夫回到中国，人生的四分之三浸濡在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之中。这种深厚的文化素养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同，使其在翻译《红楼梦》这样一部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的巨著时，必定抱着崇敬之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也高于英国文化。在翻译目的方面，霍克斯希望通过翻译红楼梦使得读者得到自己在读红楼梦时的快乐，他在译本的译序中明言：“假若我能把这部小说给予我的阅读快感向我的读者传达一二，那么我的此生就算没有遗憾了”；而且翻译《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约翰·闵福德(JohnMinford)曾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