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第三章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这一时期，世界的几大文明同时进入理性思维时期，出现了专门的知识圣贤。他们所创制的精神文化范式，决定其后各自民族的文化走向。这时形成的核心精神，在后来的几千年里不断复兴。那时的先哲们都创作出了包蕴该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元典，又称元典时代。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1883年2月23日—1969年2月26日），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主要在探讨内在自我的现象学描述，及自我分析及自我考察等问题。他强调每个人存在的独特和自由性。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特征1、出现专门的知识“圣贤”。中国：孔子、老子、墨子等印度：优波尼沙、佛陀等波斯：琐罗亚士德等巴勒斯坦：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第二赛亚等希腊：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修昔底德等2、“人类意识”首次觉醒“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人类其后的几千年文明发展历程，只不过是向轴心时代核心精神的不断“复兴”。3、其作品包含本民族基本精神印度《吠陀》、《佛经》希伯来《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希腊《理想国》、《形而上学》波斯《古圣书》等先哲典籍“人竭力规划和控制事件的发展，第一次想恢复或创立一些称心的条件。思想家在盘算人们怎样才能够最好地生活在一块，怎样才能最好对他们加以管理和统治。这是一个革新的时代。”——卡尔·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一、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变革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是为东周。前段因鲁史《春秋》记载而得名“春秋”(前770——前481）后段因列国争战而称“战国”（前481——前221)春秋战国势力图人们想规划和控制事件的发展，第一次想恢复或创立一些称心的条件。思想家在盘算人们怎样才能够最好的生活在一块，怎样才能最好地对们们加以管理和统治。这是一个革新的时代。——卡尔·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折时期？礼崩乐坏一、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背景郡县制的出现封建制的敝端既已充分显露，于是出现了郡县之制。鲁哀公二年铁之战，晋赵简子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说明早在春秋末年，郡县制已经出现。郡县制是对封建制的否定。1、东周时期，王室衰微，天下一统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诸侯蜂起，争霸战争频繁。公田不治，井田制随之动摇和崩溃，私有经济迅速发展，“私家”和“公室”的斗争成为主要线索，前者日隆而后者日衰。2、社会结构剧变，宗法制解体，世卿世禄的世袭社会向俸禄制的官僚社会过渡，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变为“布衣卿相，礼贤下士”。大夫、庶士、家臣等社会边缘阶层崛起，成为社会的中心，甚至平民也可因军功而暴发凌上。3、与宗法制的解体相应，盛行了五个多世纪的礼乐制度衰落。“礼崩乐坏”一是表现为旧礼制的废止，二是表现为礼制的下移，即使用者身份等级界限的打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顾炎武《日知录》4、在春秋战国之交的百余年中，变革尤其剧烈。在不断的征伐交攻之中，各诸侯国都在努力壮大自己，希望最终胜出。他们纷纷变法，如逐步推行郡县制，以军功为晋升其阶级禄位的依据，大量吸纳人才等。同时，诸子也纷纷提出各种谋求统一的理论设计，并干谒王侯，以求获得实践的机会。这些人的种种政治理论学说的创制以及各国君的反复实践尝试，为后来统一帝国的实现准备着条件。（五）学术垄断于公室的局面被打破后，私学繁荣起来。相应的一元文化离析，多元文化蓬勃发展。其表现一为百家各自立说，互相争鸣；二为各门学科走上了独立分化之路。先秦诸子创立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以至整个东方文化的精神资源。二、“士”阶层的兴起和私学的出现商朝和西周是“学在官府”的时代，典籍文献以及天文历法、医药学、历史、预卜等专门知识藏于王室，由巫、史、祝、卜等专门文化官员世袭掌管。商王和贵族无日不卜，无事不卜。巫、史、祝、卜是第一批较正式的文化人，他们从事卜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医药等多种文化活动，并参与政治，中国文化的许多门类，其起源都与之有关。这是一种为宗教神学所充斥的官方文化。巫从古文字中的“巫”字看，是像两“工”字作十字交叉形。《说文》：“巫，祝也。女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与工同意。”而《说文》“工”字下又云：“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与巫同意。”巫是能通神灵、知天知地的圣者。史史是王左右掌管祭祀与记事的官员。由甲骨文看，商代有多种史官：“大史”、“小史”、“西史”、“东史”。西周时，“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太史”起草文书、编写史书，并掌管天文历法与祭祀。祝《说文》：“祝，祭主赞词者。”负责祭祀时致告鬼神。由甲骨卜辞知祝活动于商王左右。《周礼·春官》有“大祝”、“小祝”。卜《说文》：卜，灼剥龟也。象炙龟之形，一曰象龟兆之纵衡也。巫、史、祝、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较正式的文化人，他们从事卜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医药等多种文化活动，并参与政治。西周的社会意识由“尊神”转向“重德”，但文化由官方控制的传统被强化，有“国学”“乡学”之目，“学在官府”与“土地国有”和“宗法制度”相互为用。时至东周，天子的权威在夷狄交侵，诸侯争霸过程中大为衰减；社会生产力进步，推动土地国有向私有转化；兼并战争使人才问题突出出来。统治者不得不在宗法制的“亲亲”之外，实行“贤贤”。官学根基被动摇。春秋末年，公室进一步衰落，边鄙之地文化繁荣起来。国学及乡学难以为继，宫廷中的世袭的专职文化官员纷纷出走。王室文化官员下移列国、混迹民间，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最直接的便是学术授受从官府转向私门。以此为契机，殷商西周一元垄断的王官之学转变为东周多元纷繁的百家之学。私立学术门派者不断出现，以孔子最为著名，成绩最大，也是官学转向私学的最典型的标志。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微子》）老聃本为周守藏史，“见周之衰，乃遂去”。孔子是在民间聚徒讲学的第一人。春秋战国之际，又有墨子聚徒讲学。到战国时期，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会带一大批弟子，以研讨学问为务。而士人们也都把从师学习当作进入仕途的门径。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田骈在齐，“赀养千钟，徒百人”。章太炎云：“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国故论衡》）社会上流传的书籍也逐渐增多。人们开始把古书抄写在竹简或绢帛上。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墨子·贵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篇》）私学的繁荣也与统治阶级的扶持和资助有关，齐国稷下学宫可为代表。。齐国从田齐桓公开始，就在其都城临淄西郊的稷下设置学宫，称“稷下学宫”，吸引诸多学者前往讲学著述，形成了一个影响极大的学术文化交流中心。战国时期著名的学者如孟子、荀子、邹衍、淳于髡、慎到等人，都曾在稷下受过很高的礼遇，他们虽分属不同的流派，但都可以在此自由的进行学术讨论，著书立说，教育弟子，并在争鸣中取长补短。稷下学宫的存在，有力的支持了百家争鸣的开展，也是战国时期学术繁荣的一个缩影。稷下学宫的规模也相当大，能容纳几千名学生在此学习。“稷下学宫”从齐威王时开始兴盛，到齐宣王时达到极盛。齐湣王时，燕军攻破临淄，稷下学者纷纷散去。待田单复国以后，齐国政府重开学宫，直至齐国被秦国所灭，“稷下学宫”一共存在了150年左右的时间，为促进战国时期文化与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稷下学宫有如下功能：1.各派私学收徒授业的基地。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文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谓学则。（《管子集校·第子职》）这很可能是当时的学生守则。2.学术研究辩难的中心。可以说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最直接和最集中的发生之地。不少著作如《宋子》《管子》《周官》等都写成于此。3.齐国统治集团的咨询机构。春秋战国时期，与私学涌动密切相联的，是“士”阶层的勃兴。士本为贵族的最低等级，有自己的封地；有的后来转以俸禄为生，成为自由职业者。他们多受过六艺的训练，其中有文吏和武士之别。加之部分贵族沦为士，和优秀的庶人上升为士，于是士阶层空前壮大，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春秋末期，他们成为知识阶层的通称。因为具有各种专业知识，故为诸侯国君和公卿士大夫所借重，养“士”之风形成。著名的如战国四公子：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士作为一个拥有独立的社会政治地位，掌握专门文化知识，不耕而食，不富而贵的专职脑力劳动者阶层出现于春秋战国时代风云激荡的历史舞台上，是有经济、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原因的。经济原因：春秋战国时期，铁器普遍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社会生产力的在发展一方面促进了更高层次的劳动分工，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完全分离；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足够数量的劳动产品以减少一批“不耕而食”的劳心者。社会条件：士原本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进入春秋时代，社会动乱，礼崩乐坏，宗族“礼法”逐渐松驰以至瓦解，政归大夫，政出家门，甚至“陪臣执国命”的事件层出不穷。同时，奴隶起义、国人暴动也冲击、威胁着士的安稳、平静生活。这都从根本上改变了士的社会地位。一方面，他们失去了生活保障，除了“六艺”知识，已一无所有；另一方面他们在失去铁饭碗的同时，也摆脱了宗法制度的枷锁，不再依附于宗族，也不受卿大夫的役使，获得了基本的人身自由。他们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最早的成员。动乱时世也改变了大批王公贵族子弟的命运。随着宗法制的破坏，他们丧失了往日的尊贵和荣华，沦落到士的行列中，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心智和口舌，谋生立命。士阶层的另一来源，是庶人中的佼佼者。《周礼·地官·司徒》：“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就是讲把庶人中的“贤者”、“能者”选拔出来担任一定职务。政治条件：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诸侯混战，那些雄图大略、远见卓识的国君侯王为了实现自己人的政治抱负，千方百计地招揽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智慧。“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丧。”“士”不再固定依附于一个王室，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此间才俊辈出，其阶层共有的品格为：1.博大胸怀与开放心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2.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3.严格的道德自律。二、百家争鸣十家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以激烈变革的时代为背景，以崛起的士阶层为骨干，以兴旺的私学为基地，战国时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文化局面。司马谈评论当时学派曰：“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论诸子为六家，后来刘歆